全球变局下的公共知识危机—《文化纵横》十周年论坛综述

　　2008年以来的十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单一线索、单一原因的，而是多条线索并发。西方各国的金融运作、政治信条、社会凝聚全面出现危机，而中国则以蓬勃的朝气一步步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另外，这十年也迎来了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波技术革命，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与认知方式。在这两大背景下，中国自身的价值建设、制度探索和道路选择都需要被重新思考。

　　面对这个加速陌生化的世界，各国学者都发现启蒙时代以来的认知方式与知识框架已经开始缺乏解释力。当社会的知识生产无力解释新的社会现实、无力回应社会公众的焦虑时，知识就丧失了公共性，成为封闭在象牙塔里的话语游戏。这一公共知识的危机终将导致社会共识的崩塌、价值争论的混乱与文化自信的缺失。出于这种问题意识，《文化纵横》杂志社于2018年11月30日在北京举办了“价值重建论坛”暨创刊十周年活动，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共同探讨当下的全球变局与公共知识危机。戴志康、潘世伟、强世功、王立胜、张平、曹锦清、房宁、韩少功、林炎志、渠敬东、杨平等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文基于会议内容整理。

　　理解中美贸易战：一个地缘政治的视角

　　观察2008年以来的一连串经济、政治、科技、国际关系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其背后一个整体性、结构性的蜕变，那就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所奠定的一整套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世界秩序已经开始走向崩溃。强世功认为，对于这场全球变局，尤其是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一个地缘政治的视角会给我们新的启发。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其1904年宣读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从地理空间维度重新梳理了世界近代史。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是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这是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亚洲游牧民族借助草原和沙漠的机动性，把欧洲人压缩到狭小西欧地理空间中；第二个是地理大发现时代，这是在欧洲国家借助航海技术的发展进行快速扩张、争夺海权的时代；随着欧洲国家瓜分世界完毕，世界秩序进入到一个封闭的系统，世界历史进入第三个时代，即1900年后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争夺全球统治权、建立世界帝国的时代。

　　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两种组织形式，也是现代化的两条道路。英国、法国、美国等海洋国家信奉的是商业自由与资本主义价值，而德国、俄国等大陆国家则推行强有力的组织、战略与规划，比如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种力量在全球的扩展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冲突。地理大发现以来，资本主义是随着海洋道路从英国、法国兴起的。紧接着，德国以大陆国家的道路崛起，争夺发展权力，最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此后，俄国作为另一个陆地大国崛起，与海洋国家抗衡，以社会主义反抗资本主义，最终在冷战中失败了。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这样一种对立，是我们讨论20世纪以来资本、德性、价值转换、社会发展模式等所有议题的主线。直到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正是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这两种力量的又一次对抗，是中国的社會主义模式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突围。我们对贸易战的理解应该超越具体的政策层面，认识到地缘战略在中美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从物质自信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大量涌入中国，而中国则以学生的姿态虚心向西方学习，以西方作参照来寻找自身的缺陷，用西方的经验来改造自身的现实。中国的学者在“拿来”西方理论之外，缺少自己要“给出”——即创造新知识、新理论、新话语的责任感。这是近40年来整个中国上升期的一个阶段性的集体心态或潜意识。但今天，西方理论已经现出重重危机，西方人自己都在不断推翻过去的理论，中国的发展也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理论所能预测和解释的范围，这时我们如果还捧着西方七八十年代的理论进行教学、研究、争论，就贻笑大方了。在新的历史阶段里，中国人和中国学者需要改变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的“学生”心态，将自己与西方放在平起平坐的高度来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挑战，因为我们已经无师可鉴，必须自己担当起知识生产、理论创新的重任。今天的中国，已经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与西方接近的物质文明，建立了物质的自信，但理论和道路的自信还在探索中。虽然习总书记已经提出了“四个自信”，但在大的纲领下面还没有理论化的深入阐述，知识界和社会各界也还没有真正形成自信，在立场和主张上比较混乱。

　　对中国理论、中国道路的探索，是近代以来中国历代执政者和精英始终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潘世伟指出，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话语和理念中，资本主义是和现代化划等号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要完成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制度。在现代化这样一个强势话语中，后发国家如何找到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找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论述太多现代化的内容，而今天社会主义却发生在落后国家，落后国家就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挑战。近几十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逐渐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的现代化除了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没有其他的道路？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原来只有一种模式，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所有后发国家想要现代化必须模仿、复制这个范本。但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通过殖民、征服、贩奴来重复西方的现代化。因此，对现代化自主道路的探索、对现代化理论主体性的探索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在现在看来，我们的理论构建还远远没有完成。

　　曹锦清就“语词问题”指出了中国知识界深层的被动与不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也包括知识、观念上的西方化。西方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知识进入中国后，带来了大量的翻译词汇。外来词汇进入现代汉语有其必要性，但也带来问题：许多从西方语言直接翻译过来的语词，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从而导致表达混乱；西方一些含有特定价值指涉的语词进入中国以后，以西方的话语霸权扭曲、改造着中国的历史与当代现实。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语词，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表达思想了。可以说，语言是一个文化最深层的基因，而现代汉语中大量的西化成分已经形塑着每个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观念。因此，中国要重新建立理论自信，就必然要建立自足、自恰、自信的中国话语系统，一方面对外来语词按照中国的经验重新进行解释，如“革命”、“自由”；另一方面也要复兴中国传统的一些语词，尤其是一些与价值相关的概念，如“仁”、“德”。

　　强世功引用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说明，一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深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塑造。历史上德国、俄国均以集体主义、强国家组织的方式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与它们陆地为主的地理环境有着深刻的关联。因此，中国作为最后一个陆地大国，其重新崛起不能照搬海洋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社会规范建立在商业自由和资本逻辑上，工具理性盛行而缺乏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今天，中国要想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要在技术上赶超美国，还要敢于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把我们现有的儒家文化、社群主义、共产主义等宝贵传统进行传承、融合，从而实现价值重建，树立道路自信。

　　理解当今世界需要“用脚底板做学问”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做学问的方式，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一个时代，所以应该多用归纳法、观察法，从现实中出理论，“用脚底板做学问”。然而韩少功指出，目前中国的教育学术体制出现了重大的“知识脱离实际”的问题。

　　在前现代社会，知识与实践很难脱离，因为人们的知识主要都是直接知识，间接知识基本只局限于知识分子，老百姓大部分都是文盲、半文盲。但是今天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学术产业的发达，使得间接知识的积累量太大、传导链条太长。一个人要传承前人海量的书本知识后才能成为一个硕士或博士。从学前班到博士后，今天许多学术研究者几十年的生命都在浩瀚的间接知识里暗无天日地求索，无需了解现实，他们生产出来的学术知识也必然是与现实脱节的。而由于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深入影响，间接知识对下一代人的渗透尤其严重。有些年轻人聚餐相互不说话，各自看自己的手机，放弃直接沟通来获取间接知识。有的孩子到乡下，看到松树说是圣诞树，看到鸭子来了说唐老鸭，他们已经不认识真实的松树、真实的鸭子，只知道电视里的松树和鸭子。知识脱离了实际。

　　除了教育学术体制自身的问题，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在深刻地重塑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与认知方式，加速淘汰前人的书本知识。张平指出，目前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大量应用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而且改变了我们思考经济的方式。过去的技术进步，如纺纱机、蒸汽机，是以人力劳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来衡量的，即“劳动生产率”。而现在AI技术进入生产领域后，劳动生产率这一概念就失效了，因为人力劳动的“人”没有了。今天，人工智能技术的衡量标准变成了“能量物质转化率”，即消耗的能量与产出的物质之比。可见，在这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我们必须要有抛开书本的勇气，用现实拷问思想，才能使思想与时俱进。

　　公共知识危机

　　教育与学术的专业化在导致知识脱离实际的同时，也带来公共知识的危机。中国的高等教育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强调西方的学术规范，不断建造学术的门槛，越来越专业化、学科化，但是也越来越非人化、教条化，与中国快速变迁的社会现实脱节。今天中国的学术成果没有多少知识可以提供给公众，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本学科的人才会看、才看得懂。渠敬东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这三四十年来中国学术的成长越来越美国化。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一套基于理性选择的行为科学，遵循一套假设检验的思维方式：学生从书本里学到一些理论，针对研究问题设想可能有什么答案，提出假设，然后收集材料，用统计学来验证一下对不对。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基本都是用这套美国范式来做研究的。美国的这套研究范式在美国有道理，但拿到中国就没有道理。中国传统上不是这么理解“学问”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在现实的生活里，以内在的体悟和亲身的践行来做学问。但在美国化的影响下，现在的学问与生活越来越没有关系了。美国今天的社会学家，大都是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运动的主力，这些人心里没有经典的崇高感，学问的背后都是一些简单化的政治正确的观点。这种学术可以在形式上做得非常复杂，但脑子却是简单的。跟着这一套学术训练下来，人很容易会变傻。这其实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国际学术界的问题。

　　美国式的定量社会科学，实质上是一套福特主义的流水线生产体制。这种高度专业化、标准化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不仅缺乏面对现实的深刻洞察能力，而且以简单化的知识生产流程将复杂的现实进行裁切、处理，然后以科学话语包装，这样产出的知识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已经可以用“危机”来形容。今天，表面的知识、与世界无关的知识、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知识，构成了我们的知识泡沫。这一局面如果不改变，将来中国在各个意义上，还不止是知识意义上，甚至在政治、战略层面上，会深受其害。

　　结 语

　　我国在工业化时期曾经存在普遍认同的主导性价值观，但在步入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原有的主导价值观已大大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离散、异质化的价值图谱。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中产社会，人们有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意愿和权利。另一方面，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也助长了社会意见的极化。在Web2。0时代，网络舆论平台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公共发声的成本，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留言、做自媒体。海量的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的内容）取代了原来有限的几十个电视台与报刊，不同人按照自己的喜好与立场选择不同的信息，并由各个平台的算法学习，从而作出更多的内容推荐。长此以往，不同群体便活在了由算法为他们编织的不同的“信息茧”（Information Cocoon）中，难以也不愿意与其他“茧”里的人交流，公共讨论与公共知识越来越缺失。这样的时刻，更需要知识界对混乱的社会舆论起到引导作用。

　　然而，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不仅对社会公众缺乏影响力，自身内部也时常陷入分裂与争吵，各种“主义”之间争执不休。韩少功认为，知识界的争吵是因为学者们接受的教条太多，对事实的关注太少，很多主义之争都是书本上来的，而在实践前沿的工人、农民、商人、基层干部则没有那么多知识上的包袱。他们天生对各种教条有免疫能力，谈问题不谈主义，懂问题不懂主义。因此，对共同事实的关注才是公共讨论的基础，停留在学理上的争辩会损害知识的公共性。今天，世界秩序的动荡使世界与中国的未来都充满未知，技术革命的来临使我们的观念一次次被颠覆。在这个扑朔迷离的历史关头，囿于陈旧的教条只会带来更多的困惑与纷争，而无助于辨明事理与达成共识。只有当我们跳出专业化的教育体系，拆掉书本筑起的思维定式，才能在鮮活的经验世界中重拾公共知识的基础。

　　关键字：

　　当社会的知识生产无力解释新的社会现实、无力回应社会公众的焦虑时，知识就丧失了公共性，成为封闭在象牙塔里的话语游戏。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学者在“拿来”西方理论之外，缺少自己要“给出”——即创造新知识、新理论、新话语的责任感。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论述太多现代化的内容，而今天社会主义却发生在落后国家，落后国家就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挑战。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做学问的方式，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一个时代，所以应该多用归纳法、观察法，从现实中出理论，“用脚底板做学问”。

　　美国式的定量社会科学，实质上是一套福特主义的流水线生产体制。这种高度专业化、标准化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不仅缺乏面对现实的深刻洞察能力，而且以简单化的知识生产流程将复杂的现实进行裁切、处理，然后以科学话语包装。

　　对共同事实的关注才是公共讨论的基础，停留在学理上的争辩会损害知识的公共性。

王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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