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以空蒙而温暖的视角，去凝望世间种种

　　丘晓兰：你认为自己是作家吗？请问是什么时候，什么因素使你走上写作的路子？

　　赵焰：为什么要标签化？我其实不太喜欢“作家”这个词，我更喜欢的，是“写作者”这个词。因为相比前者，后者显得更加平实，也更加平等一些。“作家”这一个词，太文艺腔了，也有些矫情，透露着某种优越感。我喜欢文艺性很强的东西，可是我不喜欢文艺腔。文艺腔是一种很小气的东西，流于表面，比较做作，我不喜欢小气和做作的东西。“作家”这一个词，在我看来，就有文艺腔。写作要避免文艺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写作者一定要有深度思考，要有思想的力量，要有真情实感，你不能靠激情而写作，也不能靠情绪来写作，更不能靠装模作样来写作。你需要独立思考，需要深度的认识，需要思想的哲学性。有哲学性，方能思想博大和深厚，方能避免文艺腔。

　　我不以为自己是作家，只是一个写作者。我之所以写作，只是写作比较适合我而已。人生一世，想干的事很多，可是很多事干不了，很多事不能干，很多事又没有时间去干。写作是我人生中的缘分，也可能是重要的缘分。我需要表达，需要思考，于是不可避免地借助于文字。

　　我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系统内作家。我有自己的工作，写作是纯粹的爱好，不需要靠写作谋生，去获得一些功利性东西。我只是用它去发现、去寻找，也想写出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或者以写作来打发光阴。总体上，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为心灵而写作，为自己的感受而写。

　　我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小的时候，父亲当时在文化馆、图书馆工作。这对我们那个时代的儿童来说，分明是“天意垂怜”。因为当时的环境，人们遭遇身体和心灵的普遍饥渴。我一直有书读，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小学时，我就读了《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到了高中后，一般的古典文学作品，我都看过，或者说翻过了。当时出版的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如《复活》《红与黑》等，也读了一些。我上大学时，读的是中文系，当时老师开的书目，有很多我都读过。我自然也读了很多不好的书，喝了很多“狼奶”，中了很多“毒”，思维方式也好，语言方式也好，也会不自觉地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人物“高大全”的虚假性等等。以至于我后来不得不慢慢地把那种“毒素”逼出去，避免受到它们的影响。这一点，如《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所写到的，必须以“呕吐”的方式，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吐掉。庆幸的是，经过后来数十年的苦练内功，我把身体内携带的文革“毒素”基本逼出去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基层工作。那个时候的基层工作，业余时间很多，我实在是没有事做，就在我父亲的影响下，尝试着写作，也尝试着投稿。我父亲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给了我很多影响和帮助，也给了我很多鼓励。之后，读书写作也慢慢成为我的习惯了。随着人到中年，我也没有什么爱好，就习惯于每天写一点，慢慢地累积，我一直在吸纳，一直在孵化，一直在释放。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写作有什么意义。

　　丘晓兰：在读者的印象中，你读的书很杂，似乎无所不读。甚至读过包括《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在内的大量中医学书籍。是有选择的，还是漫无目的？

　　赵焰：从1990年到1999年这十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的“寻根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我读得特别多，当然，也夹杂着读了西方很多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方面的书籍。因为当时我任省报驻地记者，每个月只要写一两篇新闻稿就行了，其他的时间，我都用来读书、看电影、听音乐，当然也写作，也喝酒。我较为系统地读了中国很多文化方面的书，比如《论语》《易经》《史记》等等，也读了不少中医学书籍，还读了西方很多宗教方面的书。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知识结构往往不全面，不系统，是割断的，必须得接上才是。我那时就想，到底真理是不是暗藏在这些被否定的东西里面呢？我想找一找。现在想来，这样的举动，也算是一种“寻根”吧。

　　读了中国很多文化的书后，我感觉到，中国文化对于很多问题似乎没有西方谈得透。中国人不喜欢钻“钻牛角尖”，不喜欢思维上的“穷追猛打”，总体上缺乏更深入的思考和相对深刻的认识。于是从1997年开始，我又大量读了西方文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法律、宗教、心理学等方面的书，这对于后来我重新研读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很大作用的。我确定了一种知识的广袤背景，再看手中的书，就会很明白了。

　　丘晓兰：这一个长达十年的不中断的读书经历，对于你来说，有很大的好处？

　　趙焰：当然。在大量阅读的前提下，可以说，有关人类思想和文明的脉络，慢慢地就变得清晰了，也有了自己关于世界文明的坐标系。比如说，看待一本书，它对人类社会的促进意义在哪里，思想挖掘有多深，有多宽，我基本可以领会得到。读书还让我有了历史文化的坐标系，有了人类文明史的“地形图”。比如说人类文明的最高点在哪里，最低点在哪里，我都有自己的理解。这种感觉就像拥有一个立体的地球仪一样，对于地球上一些地方的高度、位置、深度、气候等，都有一个大体上的明白。这一个对东西文化脉络的清晰，是很重要的。

　　读书，最要紧的是明白。读书一般都会有一个过程的，起初都是乱读一气，知识堆积，压在一起，也相互打架，找不到一个“通点”。可是读到一定的程度后，可能会突遇一个机缘，一点走通，满盘激活，随之通体透亮，就会看得一清二楚。原来沉闷的、死气的东西，都活了。知识活了，我也活了，像一条鱼，在知识的海洋里游动。

　　丘晓兰：你的读书经历，让我想起木心。问一个问题，你喜欢木心吗？

　　赵焰：很喜欢啊！我喜欢木心这个人，更喜欢他的文。为什么这样说？我是觉得可能存在各种原因吧，也很可惜，就是木心这个各方面修养如此之高的人，却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可以说，木心改变了我对于中国作家的看法。我原先对中国很多的作家都不太喜欢，只是觉得他们一个个又土又脏，视野狭窄，艺术修养又不够，还特别自以为是。尤其是很多系统内的作家，依靠的，都是手头的资源，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才华，没有灵性，也没有艺术功底，连基本的素养都不够，可是他们却“竖子成名”了。可是木心，在中国作家中，却是一个另类，这个人真是有才华的，读了很多书，有很好的心性，也有着极高的情商和智商，心地还特别善良，心思又很纯真。他还是一个深刻而有趣的人--深刻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可是能把深刻和有趣结合得如此之好的，似乎并不多。这样的人，跟我原先所看到的那些体制内的作家完全不一样。我有点吃惊。应该说，木心让我意识到另一种写作和读书的别样的可能性，那是可以真正读出慧心来的，而不是只限制在某种专业，或者某种技能之上。

　　我原先对木心不了解，翻过他几本书，不是太对胃口。可是有一次去乌镇，参观木心美术馆，当我看到木心在“文革”狱中的作品时，我感到十分震撼：我沒有想到，这个人在冤屈坐牢时，还在孜孜不倦地用蚂蚁一样大小的字，去写他的文学作品。从这一点看，木心就非常了不起，这样的人，不仅有坚强的意志，肯定还有伟大的心灵。这一个人，你千万不能小看，一定不仅是聪明过人，文采过人，肯定还是一个大写的人，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力。这样的人，其实是超人，是绝对有神性的。我觉得在这样的时代，出这样的一个人，是有着“神示”的，我们一定要细细地领会这样的“神示”。

　　木心，还彰显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不是寻常人所走的那一种路，也不是社会无是无非走的那一条路。他坚持走的，是自觉的生命之路，带有很强的观念性，象征着生命的完美，有超出寻常的意义。可以说，木心让我意识到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种道路。我可以越过之前看到的那些人，去努力接近这样的目标。说实话，我非常感谢木心，也感谢陈丹青，他们让我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人生。

　　丘晓兰：可是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作家和学者，对木心一直保持沉默，有的人还认为他不过尔尔，你怎么看？

　　赵焰：为什么这样想呢？木心非常好，人好，文也好。虽然他的文章，不是我完全喜欢的类型，太拘泥于文字本身了。可是我对他仍旧很敬佩，他是时代的一个另类，一个很少的另类。比较而言，我更喜欢他的《文学回忆录》，好就好在非常有见识，有自己的理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我们的很多研究者也好，学者也好，作家也好，往往有学问没有见识，或者表达不出来自己系统的见识。这一本书，很智慧地解释了文学的自由性的问题。文学，是有翅膀的，可以像鸟一样飞翔。你看李白的诗，就如大鹏一样，有翱翔的感觉，它就是诗歌版的《逍遥游》。

　　我读《文学回忆录》，最大的心得，是学会了如何驾驭知识和学问。木心是一个好骑手，他的教导，是让我们骑上知识的马，怎样拉缰绳：快、慢、左、右、停、起，随后，可以熟练地一骑绝尘。这种方式，是人与知识的一种极好的关系，也是一种诗意的，彼此都愉快的关系。

　　我曾经在一个全国性大报上看到一个版的散文，写乌镇，写到了茅盾，一句话都不提木心。我非常生气，我觉得这一个作者如果是有意忽视木心的话，他肯定是一个“睁眼瞎”。木心的伟大，在于他是超越时代的。你想一想，这一个人，在这个时代受了那么多苦，可是他一句牢骚都没有，一句抱怨都没有，这需要多大的善良啊！还有，他的文字，一点时代的痕迹都没有。这是什么？这就是伟大，就是了不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不带有时代痕迹的，它本身就是超越时代的。他不想跟时代计较，一心向着本质，向着艺术，这就是木心的伟大之处。

　　丘晓兰：读书这么多年，觉得最好的作家，或者作品，有哪些？能不能推荐一些？

　　赵焰：哈，我一直不敢开书目。由于各人的性格、气质、生长环境什么的不一样，也可能会喜欢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可是有一些书，是必须要读的吧，如果读了，会对你的人生之路有引导。我曾经在一些场合下推荐过我喜欢的十本书：一是《圣经》，这是对人类文明起最大作用的一本书，不懂得《圣经》，就不懂得西方文化。《圣经》，是西方文化和社会的苍穹。二是《金刚经》，它就是说佛学的智慧是怎么一回事，你要了解佛学，了解人类的智慧，以及先验的般若，就得读这一本书。三是《论语》，这是中国的儒家原典，不懂得《论语》，就不懂中国文化。四是《史记》，汉语的最佳范本，古典情怀之巅峰。五是《源氏物语》，语言运用，登峰造极，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活的，有的像动物轻灵游走，有的像花朵兀自绽放。六是托尔斯泰的《复活》，读了它，会明白人类的忏悔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忏悔。七是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共分三部，一部想象力长出翅膀的华丽之作。八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看西方的思想、哲学和文化，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界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思想在支撑。九是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一个文学、历史和艺术的秘密花园。十是尤瑟纳尔《阿德里安回忆录》，这是一部长着文学外壳的哲学书，也可以说是有着精神内核的文学书。文学蕴含哲学，有思想，会变得大气；哲学借助文学，更有温度。尤瑟纳尔的这一本书，是哲学和文学的完美结合。

　　人读哪些书，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追随喜欢的人、钦佩的人在读些什么书，他们读了些什么书，你就去读那些书，肯定没有错。

　　丘晓兰：你写小说，也写散文和人物传记，你的作品大都与历史相关，写了晚清不少历史人物，为何将写作视角定焦于此？

　　赵焰：也算是误打误撞吧，我一直算是写小说散文的，不过我从小就喜欢历史，读了很多历史书，一直对中外历史有兴趣，对党史和近代史兴趣也很大。之所以后来写历史，主要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我一直是坚持业余写作，一般情况下，我很难有完整的时间去集中写作，必须随时写，也随时能放下。这样的方式，自然很难进行中长篇小说创作，对于写历史和文化散文，相对合适一些。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到了2000年以后，我主要以文化散文的方式，开始触及徽州的历史文化，也开始关注晚清历史。为什么会关注历史文化？那是因为我觉得当下的很多东西，都与晚清有着诸多关联。

　　李鸿章是合肥人，我最开始关注的是他。《晚清有个李鸿章》出版后，影响很大，也得了全国报告文学奖，全国出版协会的畅销书奖什么的。这一本书不同于以往的很多有关李鸿章的书，它有着强烈的思想性，以启迪人们认识这个人，进而认识这个时代，并且，这本书是散文笔法，语言富有现代感和穿透力，非常好读。当时这本书出来后，央视的《百家讲坛》曾几次约我去试镜，我知道自己不太擅长语言表达，加上忙于公务，哪有时间去做这事？就回绝了。在此之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直约我写晚清的另几个人物，也约写民国初的事情，于是，我就陆续写出了“晚清三部曲”以及“续”--《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以及《晚清之后是民国》，最后固定为“晚清民国四部曲”。我在研究这些人物，以及社会的走向时，发现了一些与先前的定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新的解读。我也明白了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境况的，这当中有那么多的谬错和误区，避不过也躲不过，它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代价也是必然。

　　历史，真是宿命的。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中国当下的模样，全是自己的历史文化所决定的。

　　丘晓兰：你的徽州系列也好，晚清民国系列也好，从体裁上说，都是一种文化散文的形式，不是历史书籍的形式。你写了这么多，对于文化散文，应有很多心得了，能不能具体谈谈？

　　赵焰：这些年来，我写徽州，写淮河，写晚清民国历史人物，总体上，已写了数百万字的“文化散文”。总而言之，有几点感受：一、写文化散文，一定要有文化底蕴，没有深厚的东西方文化的底蕴，要写文化大散文，是很难驾驭的。二、写文化散文，必须要“养气”，就像孟子所说的，要养“浩然之气”。这一个“气”，就是你各方面的修养、气韵、认识、文字功夫等，它不应是表面的，而必须渗透于你的骨头与血液中去。“气”养好了，要会释放，要有“隔山打牛”的本事。这一个“气”，可谓是文化大散文的基础。没有“气”，一切免谈。三、写文化散文，一定要“打通”。不仅要打通“文史哲”，还要延伸出历史感和空间感。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能做到小中见大，细微处见深刻，同时又要驾轻就熟，拿得起放得下。

　　能做到这几点，是写好“文化大散文”的前提。这一点有点像武术与气功的关系，只有内功练得好，打出去才能虎虎生风，才有可能成为“降龙十八掌”。没有内力，一切都是花架子。总而言之，胸中无沟壑，如何能“藏兵”呢？写文化大散文，胸中一定要有万千沟壑。

　　这些年写作文化大散文的过程中，我还有一个真切感受，那就是：区域文化就像竹林中的根根竹子，从表面上看，是分散的，是独立的，其实，在地底下，它们一直盘根错节不分彼此。东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它们看起来差别很大，其实在骨子里，它们都有相同的本质，有着相同的气场和韵律。它们都是来自人类，是人类思想和习俗的沉淀，是人类对自己行为和想法的总结、留存和概括。不论是徽州文化也好，淮河文化也好，或者是晚清人物也好，从任何一个洞穴进入，只要深入下去，都能触摸到中华文明硕大的枝干，甚至触摸到人类的脉搏。文明就像阿里巴巴的宝藏，它永远是向这个世界敞开的，我们能从中得到多少，取决于我们内心的虔诚，我们的分辨力，以及灵魂的干净程度。文化就像天上的云，无所不在的光，我们的空气，土地的气息，它与世界万物，包括每个人，每一棵植物，每一片叶子，都是紧密相联的。

　　丘晓兰：你对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看法吗？

　　赵焰：不太好说吧，我对当代文学的阅读，基本上局限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当时好的作家很多，中国社会，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文学愿望和冲动，终于得到了释放。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这是一个不朽的时代。可是对于2000年以后的文学状态，我读的比较少，好像不够了解。有时候也读一些，好像找不到什么感觉，因此读得更少了。如果泛泛地谈的话，我觉得好像中国的文学观念，一直停滞不前了。我觉得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商业也好，消费也好，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分众传播，各个人，各个阶层的，喜欢什么，是不同的。文学，其实也是这样的，到了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也应有分众的。可是中国目前的文学，还是不讲分众，总体提倡比较概念化、简单化、口号化。文学的形式也好，内容也好，达不到分众的程度，总体上还是“大呼龙”的生产方式，可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也好，当代小说也好，不知道他们的读者是什么人，搞到最后，变成了想写东西，想在杂志上发表的人，才去读杂志，读杂志是为了迎合发表的口味，这问题就大了。

　　文学，发展到这个时代，应是多种多样的，要有各种各样的作品，去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没有分众，简单化，概念化，以致失去很多读者，实属正常。

　　还有，中国的当代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还是太老实。很多作者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就是单纯地靠一点文笔，熟悉一些套路，对于文学的理解浮浅而呆板。有的甚至只是圈中人，靠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就麻烦了，不只是近亲结婚的问题，还有一个强迫生孩子的问题。此外，作家的认识，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大，甚至比认识生活本身，影响更大。很多文学，不是人学，而是强行扭摘的瓜。总体看来，文学还是浅薄，不敢设问，更不敢问天。有一些作品写人性，浅尝辄止，手上，根本没有手术刀，也根本不敢解剖。

　　以文学史的例子来看，好的文学作品，无论在艺术性思想性想象力，都有多维的效果。《百年孤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多维的，都是复杂的，都是智慧的，都是意味深长的。文学，不仅是想象力，都要大胆提出问题，有疑问，有反问，更有问天。屈原的《楚辞》，就有天问的意义。《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有精神探索的意义，有哲学性和宗教性。小说中，有一个人物米特亚，“不求百万财富，只求问题之答案”，这其实是一种可贵的生存方式。好的文学作品，绝不是满足还原生活，还原生活中的人物，一定有精神探索的意义。它是一种综合的东西，不完全是语言的艺术，还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的综合。

　　哲学，是科学的综合；文学，是一切表现形式的综合。我觉得这样看，比较好。

　　丘晓兰：你喜欢哪些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能不能试举几例？

　　趙焰：应该说，喜欢的作品和作家有不少，比如余华、莫言、苏童、余秋雨、庆山、王朔、王小波、汪曾祺、王安忆、贾平凹、韩少功等等吧，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人风格不一，个性相差很大，可是我都喜欢，也很崇敬。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中，好一点的，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写作者。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作家，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文学之中，都是真诚地在写作，甚至可以说是用生命在写作。当时的创作环境，比较宽松，少有羁绊，更加自由，很少受到商业等各种因素的左右。可是后来呢，形势变了，商业经济大潮出现了，写作的目的和动机，也变化了很多；写作人的状态，也变化了很多。到了现在，作品之外的因素太多了，作家的写作动机，也不够单纯、真诚，如此状况下，出好作品就困难了。

　　以余华为例，余华的小说，好就好在思想性，作品的灵性，以及艺术探索的精神。余华九十年代后的作品，从内容和方式上，有很多变化，比如变形，比如幽默，比如荒诞。他的小说，都是黑暗中人性的扭曲。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以为是中国这六十年来最好的小说，特别像意大利天才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有荒诞性，有幽默性，又特别地真实。他的很多小说，都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像《在细雨中呼喊》，就受到瑞典电影导演伯格曼的影响，小说的基调，哲学性的思考等，都明显有伯格曼的影子。余华的《兄弟》《许三观卖血记》，更有帕索里尼电影的特质和风格。余华自己，就非常喜欢帕索里尼。这种风格最大的特色，就在于荒诞性、哲思性和幽默性相结合。

　　《许三观卖血记》的文字，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幽默性--人在最困苦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一种美好的，同时也是荒诞性的东西，它就像生活中的润滑剂一样，润滑着痛苦和粗粝的生活，特别顽强，也特别有生命力。这一种带有极强生命力，有强大精神属性的东西，就是幽默。

　　不要以为幽默只是人类才有的东西，幽默，其实是具有神性的东西，跟美一样，具有神的品质。为什么这样说？幽默最能体现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这一个“二律背反”，是世界的根本之“道”。比如，幽默体现了悲剧和喜剧的结合：是悲剧，同时具有喜剧性的因素；是喜剧，又具有悲剧性的特质。如此糅合在一起，其實形成了与生活之间的一个反差。这个反差是什么？生活如此绝望，人性如此美好。这一点，在《兄弟》的上半部，体现得非常好。

　　余华的小说，我觉得是具有现代性的，跟现代人文精神，是吻合的。这一点，在中国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余华这一个创新，这一个变化，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硬来，而是建立在深厚思想、深厚观念的基础上，它的变形、扭曲、荒诞感，是有道理的。

　　丘晓兰：就你个人而言，你觉得中国当代小说，有哪些地方不令人满意的？

　　赵焰：这一个问题，说起来话就长了。其实我一直在暗地里思考，让我们为之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和心血的文学，到底有没有价值，值不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这么多。我是有历史情结的，对于一切，总喜欢不自觉地带着历史的视角去看问题，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以后在历史上，到底是怎样一个地位，还真是不好说。虽然我们自己写文学史，把一切都写得很好，把光辉的“墓志铭”都写好了。可是按照威尔·杜兰特的说法，这种行为只是“自命不凡”。当代文学到底怎么样，不是现实说了算，是历史说了算，是时间说了算。

　　中国当代文学，以我的看法，最高成就，还是八九十年代。我在前面提到了一些作家，我对他们很欣赏，可是并不是说明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作品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有的，就是差那么一口“气”，卡在文学的半山腰了，上不去。至于21世纪后的文学，总体感觉，还是越来越平庸，闭门造车浮皮掠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缺激情，缺想象，缺真诚，有各种各样的羁绊，思想上的，行为上的，商业上的，权力上的，造成创造活力不够。另外，由于文学没有进入市场，缺乏社会的真正认可，很多都是“奉命文学”……从总体上来看，现在的文学还是稍显沉闷了些，少大作品，也少灵性的作品，有一个印象，就是文字更工巧了，更注重精雕细凿了，这是一个好事，可是另外一方面，说明文学自身的力量，已经严重不足了。

　　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视野吧。中国作家，大多缺乏世界视野，只限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整体写作机械、保守、呆板，只满足于讲一个故事，或者一段世俗生活什么的。中国文学，创造性弱，只会跟在大师的后面，不会破局，写得太狭隘，写得太老实。对于西方先进的写作观念来说，写作更像是造房子，也像是孕育一个生命，造就心灵，让灵魂与灵魂沟通。可是我们呢，还是停留在编撰一个拙劣的故事阶段，这就太低级了。有很多人连故事都编不好，更谈不上到造房子、孕育生命阶段了。

　　视野问题，来自哪里？我想，还是一个理念问题，就是对于文学的理解。中国传统概念中的小说，其实是故事。可是西方的小说呢，不完全是故事，而是有精神探索的意义。精神探索，必须有思想的深度和厚度，有行为上的独立。西方的小说家，很多都是思想家、哲学家，中国的呢，就是写小说的，很多只是说故事的“乡村匠人”。作家没有深厚的思想，没有独立的思考，没有独特的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的角度，自然是人云亦云，难以写出自己独立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没有独立，只有依附，就像爬山虎一样，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

　　我一直说中国文学，其实跟中国足球的水平差不多。中国当代文学，出了一个莫言，等同中国足球出了一个去西甲踢球的武磊。以足球来说事：很多足球发达国家的教练，一眼就看出了中国球员踢足球的毛病，就是“低着头踢球，不抬头踢球”，这指的是中国球员基本技术还可以，可是没有大局观，战术意识差，不会随机应变；此外还缺创造性、胆量、担当等，很难踢出智慧的足球。足球是最简单、规则最少的一种竞技体育项目，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性”，是极其需要智慧的。可是中国球员，受循规蹈矩文化的影响，一直不太习惯于这种自由性，没有智慧，往往到了场上，羁绊太多，无所适从。

　　文学也是这样，文学，是最具自由性的一种东西。可是中国当代的很多作家，不会运用这种“自由性”，也不会享受这种“自由性”，无形的规矩太多，自我约束，难以放开，难以飞翔，一直是“低着头写作，没有抬头写作”。我们的写作，只拘泥于小事，没有宏观的认识，充满了匠气。中国的文学，毛病就在“小”上面：小见识，小心眼，小得意，小伎俩，总之，就是没有国际视野，不大气，无底气，有不少还有“三观”的问题，跟世界认同的观念不等同，没有深刻的思想。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如此状态，其实是对文学的理解，出现了问题，不把文学当作一种创造、当作飞翔，而是当作一门手艺。

　　现在中国小说的生存状态，跟十多年前，跟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一样。以前，就是中国作家在一起比较，顶多，加上一些好的外国作家。可是现在呢，不仅要跟很多优秀的外国小说去争读者，还要跟很多优秀的外国电影、很多优秀的读物以及非常方便的互联网、新媒体去争眼球，所以，这一个对于可读性的要求，必须要提高。否则的话，现在体制主导的文学，很容易变成“官方文学”，读者面越来越小，越来越圈子化，社会影响越来越小。

　　文学作品，我想有两个基本点吧：第一，就是不能说假话，不能违心。文学，是“心”化出来的艺术，如果违心，毫无价值；第二，技巧，其实很重要，文学，总应该稍稍好读一些，或者，总得让人看下去吧。作品如果一直沉闷，故事安排不好，结构安排不好，情节不吸引人，阅读起来会有障碍。一部作品，如果无法让人读下去，肯定不是什么好作品。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实写东西也一样，也是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有好的题材，有好的故事，一定要把它表达好、写好。没有好故事，题材不占优的，得想着办法，通过一些文学手法，通过一些变形、点睛之笔、文字自身的魅力和节奏，去写好它。这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我理解的写作。

　　丘晓兰：你觉得评判文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文学，有什么样的种类？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好文学？

　　赵焰：这一个问题，以我的看法，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过去的文艺理论书籍，对于文学的标准问题，曾言之凿凿，下了一些定义。我觉得那些定义，是有很大问题的。我喜欢以文化来说事--中国文化，是儒释道俗的结合；中国文学，也有儒释道俗的区分。可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和艺术的评判标准很不统一：文学，一直是儒家标准，是讲入世的，讲“教化”功能的；可是书法也好，绘画也好，却要超脱得多，评价体系，往往不是儒家标准，而是佛老标准：讲空灵，讲境界，讲逍遥，讲超脱。这一個事情，的确很奇怪。这应该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更多地把文学当作“礼”，当作“史”，不作为“艺”。中国传统，不仅是文史不分家，文学和教育，也不分家。教育是儒家标准；历史有“鉴”的功效，也是儒家标准；文学，自然也是儒家标准了。

　　文学的评价体系，一直是儒家标准，会有什么样的效应？就是权力的不断渗透，文学变得不纯粹，自身功能衰退。功效达不到时，会不自觉地虚假。我们知道，儒家是讲进取的，是讲规矩讲秩序的，可是在很多时候，人性并不都是单一的正能量，故事也不都是单一的正能量，有很多东西不是这么回事，可是又要那样写。结果怎么办？只有强写，或者装。儒家虚伪性的“尾巴”，经常会露出来，也会招致人的反感。文学如果都以儒家的观念作为无形的标准，必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至少，它是不鼓励想象力的，还会对非主流意识，以及某种异端的东西，持排斥态度。

　　以儒释道俗来对应当代文学：最典型的儒家视角，就是《平凡的世界》这一类，还有就是余秋雨，有思想，有文采，有正能量，也写得好。这一类文学，容易打动人，引起共鸣，可是这样的文学姿态，容易“端”着。如果不坚持自身的质疑性、批判主义，就容易滑向“奉命文学”，假模假样，板脸说教，露出虚伪的“尾巴”。阿城呢，是道家的文学，空灵洒脱，难能可贵，难成主流。庆山，也即安妮宝贝的作品，就有强烈的佛教意味，很空灵，极智慧。她能拥有大量作者，是毫不奇怪的，的确写得好，可是因为宗教意味太浓，难成主流。王朔的写作，是世俗的视角和价值观，没有士大夫腔调，也没有知识分子气，可以算是世俗文学，它就是讲常识，讲平民的智慧和价值观，讲实用主义。“儒释道俗”都有好东西，说明什么？说明必须“百花齐放”，每一朵花都有意义，都是其他的花朵所不能代替的。

　　比较来说，儒家价值观和视角的文学，比较讨巧，容易走红，可是往往难长远。能够一直赢得口碑的，往往是释、道、俗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其中往往有自由的心灵，有人的永恒意志。这看似奇怪，可是一点也不奇怪。

　　以儒释道俗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算是一个新角度，独辟蹊径，很有意思，也可以作为认识文学的参考吧。

　　就我来说，我喜欢作品本身浸淫的一种浓郁的悲悯情怀，这一种情怀，是超脱一切思想之上的，是有关人类本质情感的一种东西。我的《彼岸》，是有这种终极关怀的，我想以空蒙而温暖的视角，去凝望世间种种；也想讲好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故事。这一个故事，就是有关爱情、欲望、战争、生命、死亡、游离的故事。

　　丘晓兰：从总体上看，你对文学的理解，偏重于思想性，偏重于趣味和可读性，能否将你的文学主张，整体上归纳一下？

　　赵焰：我觉得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指望他去讲故事，讲一个好的故事，或者擅长用文字的方式，去再现一个场景什么的，这种方式，肯定是不合适了，也太落后了。你讲故事，你能讲得过电视连续剧？电视连续剧的讲故事功效，早就超过长篇小说了。你看欧美的电视连续剧，故事讲得多精彩，一环套一环，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文字描写能跟上？根本就跟不上。文字描写景色，过去功力是很深的，娓娓道来，描写一个场景，可以写几页纸，数千字，读者读起来，也不嫌烦。可是现在呢，你花那么多笔墨去描写景致，还不如读者去看一张照片。照片一目了然，把你想要写的，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写的，都反映了。所以相关技术手段出来后，艺术形式，也必须求变。比如照片发明之后，人们可以拍风景照了，可以拍肖像了，古典画风就不吃香了。艺术家怎么办呢？就去玩印象派。印象派那种主观的东西，你技术画不来，这就是求变化，扬长避短。

　　我觉得文学也是，小说也是。照片、电影、电视剧出来之后，小说，你再去老老实实地讲一个故事，往往是吃力不讨好。怎么办？扬长避短，找照片、电影、电视剧难以表达的东西。文字有穿透力，有思想，擅长心理分析，相对内在，可以深入，这一点，比照片、电影、电视强多了，照片、电影、电视也好，戏剧也好，特性上是外在的，表现不出来。文学在内在的世界里，可以大做文章。

　　写作中还可以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得到一些启发。因为所有的艺术感觉，都是互通的。比如电影《现代启示录》，这一部作品，是谴责战争的，可是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直升飞机战队，在对越南村庄进行扫射时，背景音乐，却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当时看到，感到无比震撼。这一个疯狂的举动，为什么要配上贝多芬呢？真是大胆无比，有强烈的反差效果。

　　美国经典电视剧《冰风暴》，科恩兄弟的作品，真是特别好，极有才华，不仅是情节好，一些细节出人意料，一些配乐的安排，也出人意料。音乐也是，每个主要人物，都特地指定一种音乐，比如，有的是单簧管，有的是架子鼓，有的是小号，有的是长笛……非常玄妙。配乐也有意思，经常是杀人的时候，配上一些古典交响曲，像贝多芬、勃拉姆斯等等，配得特别好。《冰风暴》第三季，剧中有一个俄罗斯杀手，每当他杀人的时候，用的就是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还特地注明列宁的一段话，说列宁对这一首曲子特别喜欢，又对音乐进行否定，认为其消解了革命意志。

　　电影是综合的艺术，它可以让文学、绘画、摄影、音乐、舞蹈，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文学呢，也不逊于电影，它不仅可以让绘画、摄影、音乐、舞蹈这些有具像的东西，活在文学当中；也可以让哲学、心理学、宗教等等，这些非具像的东西，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活在文字当中。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文字为手段，以文字来表现绘画、摄影、音乐、舞蹈的通感，也让文字带有哲学、心理学、宗教的某种启示性。此举，有很大难度。不过带有这些属性一起跳舞的文字，一定是不俗的文字，有可能是伟大的文字。

　　文学，以文字为载体。文字，当然是最重要的东西。文字不好的作品，一定不是好作品。可是好的文字，不是词藻的叠加和组合，它一定是有精神性的，是内在思想和主张的表现。文字，就像河流，如果水的力量足够充沛，有气韵，有秩序，那么它一定能冲出一条优美的曲线。只有有魂的文字，才是好文字，才是活的文字。外在的词藻，只算是表面的颜值，没有升华成气质。要成绝代佳人，一定要有独特的灵魂。一个没有气质的女子，只能说是漂亮，不能算是美丽。跟“美”有关的东西，一定是暗藏理念的，也就是说，一定是有精神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先验性和客观性的，是有“神”的。

　　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不应是那么简单的相搭，它一定是有内在的合理性在里面。我有时候感觉到，就文学作品而言，它不应只是一个文字的排列，或者框架，它应该更生动，更有活力，应体现更大的和谐：内容就像一个活生生的小兽，它在一个软皮袋里生长，它最后长成为什么样子，外面的软皮袋，就变成什么样子。皮毛和肉体，是形式和内容的绝配，它们是不分彼此的。

　　丘晓兰：能谈谈你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异瞳》吗？有人觉得这一部小说特别有意思，想象力特别丰富，仿佛有魔幻的色彩。

　　赵焰：这是我跟东方出版社的林老师的第二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2006年出了一个《思想徽州》，得了一个奖，之后一直再版，这本书好像是徽州题材至今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思想徽州》出版后，有很长时间我跟她都没有联系，其间我一本一本地为广西师大写有关晚清民国的书，完成了“晚清民国四部曲”。这一系列的历史书，我写得很累。有一天林老师跟我联系，问我有什么创作计划，我说不想再写历史书了，只想写小说。她说好呀，有什么计划吗？我说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千里走单骑”是一个好故事，可是《三国演义》中的这个故事，太简单了，太概念化了，我要补充很多情节、细节、情感和哲思，把这个故事写得很好看。当时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这部长篇怎么写、写什么。可是林老師跟领导一商量，一报选题，还真的把合同给寄过来了。我拿到合同，真是又惊又喜，压力很大，毕竟是长篇小说啊，我一个字都没有写，也没有成熟的想法。不过我也很有信心，因为我的很多书都是这样给逼出来的。我算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守诺守时守约，这一个合同，把我这一本书给逼出来了。所以感谢她对我的信任。

　　这一本书，我在后记当中写到了，其实是我对于《三国演义》的想象。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人，都有“四大名著”的情结。《三国演义》我看了不下十遍，对里面的人物，一直耳熟能详。我至今还有一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三国演义》小人书，一整套，那时是买来给女儿看的，据说现在值五十万元，这是题外话。《三国演义》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女性角色，这就如同《红楼梦》一样，没有一个完整的男性形象，贾宝玉，是当作女人来写的。《三国演义》当中本来有一个貂蝉，刚出现时，写得还不错，在王允的安排下，策反了吕布。可是这个《三国演义》中唯一有亮点的女性，丝毫不见内心世界，就像是一个道具。就是这个“道具”，到了后来竟不知所终，实在是太不重视了，也太不应该了。

　　后来我看一些书籍，说关羽曾给曹操写信，要曹操把吕布的一个部将的老婆，一个杜氏赐给他。曹操本来是答应的，后来一看杜氏，惊为天人，反悔了，自己纳妾了。关羽很生气，觉得曹操怎么这样不守诺言，于是在心里就对曹操反感了。

　　还有元杂剧，说的是关羽月下斩貂蝉的故事，把关公作为“义”的化身，还是不把女人当人，当作妖精。妖精的最后结局，就是被人杀了。

　　我看了很多这样的故事，都觉得不好。这样的故事，包括结局都太不应该，我觉得另外可以写一个故事。于是我把关羽写信向曹操要女人的事，转到了貂蝉身上，让关羽给曹操写信，把貂蝉赐给他。曹操起先应允了，后来又反悔了，把貂蝉纳为自己的妾。关羽在白马坡之后，挂印而去，曹操又决定把貂蝉给关羽，让关羽带着貂蝉去找刘备。这样的话，貂蝉归属于谁，必定会引起纠纷。曹操是想“二桃杀三士”，可是貂蝉呢，在路途中，必定会引起很多故事。这样，“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就变得更加复杂，它不仅有故事，有悬疑，还有人性之间的争斗。

　　我在写这一部书的时候，采取的是书中人物轮流的讲述的方式，就像游戏中的“击鼓传花”，那就是事件中的每个主要人物，还不仅仅是主要人物，还有一些重要的物件，比如青龙偃月刀、关羽所读的《春秋》等，都出来讲述，以自己的视角，来叙述发生的故事，或者述说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这一种方式，是古老观念“万物有灵”的复活。以这些人的讲述，或者这些物的拟人化的讲述，让这个故事呈现出一种“万花筒”似的美感。我们玩过“万花筒”的人都有感受，它晃动一下，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图案，非常漂亮，我就是这样，让这个故事像眼前的烛光一样，反复晃动。

　　丘晓兰：我注意到，你的写作面很广，跨界跨得很厉害，既写小说、散文，又写人物传记，研究区域文化，以及艺术和哲学，真可以说是文史哲学不分家，甚至还看尽了古今中外的好电影，写了好几本电影随笔。你是怎样看待这个现象的？

　　赵焰：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没什么要特别说的。我是一个读书人，也是一个写作者，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东西，也有表达的愿望，于是就开始写作。至于体裁和题材，也是因为我兴趣广泛，有时候对晚清民国历史感兴趣，有时候对徽州文化感兴趣，有时候又想写一部小说……觉得都有话说。如果对于现实生活的撰写，让我觉得有限制的话，那么，我就去写历史，在历史中，去寻找自由飞翔的感觉。

　　至于看电影，这是我的一个爱好，就跟读书一样，养成了习惯。这么多年来，就这样坚持我的生活方式，就成了这个样子。我一直坚持以手写我心，写出自己想要写的，至于体裁也好，题材也好，其实并不是什么重要的。

　　中国的学术传统，从来就是通的，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各种艺术形式，也是不分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学术之间的“通”，看得是很重的，以为学术的最高标准，就是一个“通”。学科分得过细过密，是西方的传统。西方过细，实是精力不济，达不到“通”的境界。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无论是春秋时期的老子、孔子，还是战国时代的孟子、庄子，一个显著的特点，都是“通”，通畅明达，举一反三，没有阻碍。《庄子·齐物论》有言：“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意思是，不论是细小的草茎还是高大的庭柱，不论是丑陋的癞头还是美丽的西施，在根本上都是相通的。

　　什么是“通”？就是打通，也是通透。“通”是儒家的说法，道家的说法，叫“抟”。《红楼梦》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通”。“通”就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老子、孔子、庄子、孟子，明朗、平衡、智慧、善良，都是通人。大处通天地，小处通幽微，一通百通，才是觉悟，才是洞明。比如说，学中国文化，最起码，你得明白儒释道，得明白世俗社会，还有皇权无所不在的传统政治。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三原色，世俗社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背景。

　　还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必须“通”起来：对于现实的深刻认识，有助于你去了解历史；对于历史的深刻了解，也有助于你了解现实。这是将现实和历史打通。同样，对于一种文化的深入了解，也有利于你了解其他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一定要有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作为参照物，比较双方的不同，也比较双方的相似，甚至探讨双方融合的可能性。这也是一种“打通”。

　　“通”还是开放性。社会也好，人也好，一种高境界就是开放。不开放，就是不通，就是阻碍，就是难得自然状态。

　　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不能将历史与历史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现实和历史之间打通，而且有一个公正立场的话，老是强调本身立场的话，那么，这样的创作也好，研究也好，坚守也好，一定是有问题的。

　　丘晓兰：我知道你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很深的造诣，系统地写了不少文化随笔。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样看待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呢？

　　赵焰：按照我的理解，文明的生长有点像一棵大树的生长方式。无论是怎样的大树，它们都得依托于小小的种子，依托于脚下的土地。在土地的拥抱中，萌发于意识的胎芽，先是破土而出，生发出不同的枝丫，慢慢地变得粗壮结实；枝丫又生出枝丫……这样的过程，是生长的过程，也是争斗的过程：既和外部争斗，也与自己争斗，表现出枝丫与枝丫的互相竞争。当然，文明与文明之间，既有着互相争斗的力量，更有着互相吸附和融合的能力，能在彼此中吸收营养，去壮大自己。

　　在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最初的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希伯来文化、古印度和古中国文化等，都有各自的文化圈，他们以各自的文化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和生活，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古代文明的典范。这几大文化圈，后来彼此融合发展，基本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西方体系，指的是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一个是闪族、印度和中国的东方文化体系，其中，又以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相对完整，更具有代表性。这些地域文化在互相斗争与吸附的过程中，慢慢地变得粗壮，各自长成自己的森林，随后两大板块，又开始产生碰撞。碰撞的时间，应是十六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始。这个时候，恰好是欧洲走完了从盛到衰，正在进行谷底反弹的时候；而中国呢，正是在汉唐两次盛世之后，出现下降的趋势。自明中后期以来，中国的衰世碰到了欧洲的盛世，就不免有招架无力之感。中国和西方两大板块碰撞，其间还是斗争、吸纳、融合的过程，我们这个时代，还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当然，世界上不只有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文化系统，还有其他文化系统，比如南亚的印度教、佛教系统以及在中东存在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系统。这些板块如何定位，如何定义，到今天还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世界的争斗，也是一阴一阳的，在阳的方面，表现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争斗，而在阴的一面，则是文化所包含的政治理念、价值观、风俗和习惯等因素不为对方所知和接受，又各自固步自封而产生的争斗。这些，也是人类在处理不好文明的关系时，所产生的负效应。

　　现在世界发展到这个样子，说实话，很多主流价值观、世界观，都是来自西方的，西方在这些年文明的对峙和融合中，一直处于强势。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也是来自西方吗？还有“赛先生”和“德先生”，民主和科学，也来自西方。還有现在最重要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人道主义，也是来自西方。西方文化，从组成上，总体上是基督教的背景、希腊的理性思维、罗马的法律体系以及德国的近代辩证法，从基督教中提炼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这个世界的核心价值和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这个东西是有立场的，也是潮流，在目前，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核心价值，大家都会谴责你，就会觉得你在搞倒行逆施。这样的核心价值来自西方，成为主流，当然也会有人不服气，为什么你们西方的价值观就要成为主流价值呢？有人不服气，一定要树立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说近几年东方主义在西方很盛行，爱德华·赛义德，就是用他伊斯兰的某些观点来抗拒西方的系统，赛义德本人即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似乎在欧美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非主流的知识分子中很受欢迎。可是他的提倡，毕竟没有形成系统，形成普遍认识，当今世界少有人认同。文明的定义和发展，毕竟是有“道”的。

　　客观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独立地确立自己与众不同的价值观，现在是很困难的。为什么随着科学越来越发达，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彼此之间沟通太容易了，东方不成东方，西方不成西方，越来越像人为的概念，你不在那个“道”中，马上就立不住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世界是有“道”的，这个道，就是共同规律。这一个共同规律，是可以遵守，最起码是值得重视的。

　　不完全是价值观，审美现在都趋同了。中国原先在明朝清朝，是以小脚为美，以女性的病态为美，以林黛玉为最美。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以劳动人民的标准为美，电影上就流行大辫子、浓眉大眼，国字脸，粗壮身材。那时候谁美呢？女的有一个张瑞芳，演电影《李双双》的，认为她就是劳动妇女的美。“文革”期间呢，有一电影《春苗》，那里面的女主角李秀明，就是浓眉大眼，当时就觉得很美；男的呢，最帅气的，“文革”后期是王心刚，后来是朱时茂，那真是国字脸，剑眉，眼神如电，一身正气。可是现在呢，审美也变了，女的现在是流行骨感，高挑身材，小脸美人，就是像章子怡那样的；或者像范冰冰那样的女神，五官长得很精致，美得很炫。男的呢，现在喜欢细皮嫩肉的，女里女气的，就像韩国演员“都教授”那样……现在，是以这些为好看。所以，从美的标准来看，我们很多东西，都是顺着世界的潮流在变化。

　　丘晓兰：你的作品种类繁多，有徽州文化系列，有晚清系列，有散文随笔系列，还写作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出版各种题材的作品三十多部，是名副其实的名家。你对自己的写作有什么规划？

　　赵焰：时间过得很快，我这二十来年中，一共出版了三十来本书，这当中很大一部分，比如我的徽州系列，我的晚清民国系列，我的电影随笔，还有散文小说，一直在不断地再版。我的作品能够不断地持续下去，一直有人读，也为新的读者接受和喜欢，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最起码说明，我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生命力的。我写作的初衷，就是不想写畅销书，而是写长销书，我希望我的作品，不敢说几百年，只是希望几十年后还有人看。一个写作者，能让自己的作品“保鲜”数十年，就已经很不错了，再多，就是奢望了，一定不能贪。

　　我写了几十本书，题材也好，体裁也好，差别很大，很难说我最满意哪部作品，不过以现在来回看过去，还是觉得有些遗憾之处的。如果是现在写，可以写得更好。不过这些遗憾也很正常，它代表你在那一阶段的所思所想。至于我个人，我更偏爱自己作品中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我的《彼岸》《无常》，以及没有发表出版的《色空》，都是不错的小说。另外我2016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异瞳》，个人以为也是一本很独特、很精彩的长篇小说，一方面很好看、很好读；另外一方面，从意义和文本上来说，都是很独特的。人对于自己的孩子有偏爱，更有感情，实属正常。

　　至于下一步的写作，我有一个习惯，往往是很多部作品齐头并进，写写这个，又写写那个，诸多写作的题材和体裁都不一样。我现在手中，有一个长篇，一个中篇短系列，都是有关宋朝的历史小说。我写历史小说，一定要体现出精神上的“现代性”。还有，就是这五年中，一直在写一部文化随笔，已经写了八十多万字了，一直没有拿出来，一直在修改和补充。这些完成之后，也許我会写一部有关晚明时代的小说，全景似的描述那个时代江南文人和商人的生活和精神。这一部东西还没有开始，人生苦闷，全靠机缘，能不能成功，只有天知道了。写作也好，活着也好，都要顺其自然才是。

　　丘晓兰，女，1970年代生，南宁文学院（《红豆》杂志社）院长，《红豆》杂志社长、主编，南宁市作家协会主席，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广西首届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广西签约作家，南宁市签约作家，已发表作品100多万字，作品多次被转载并收入多种选本，多次获各种文学奖项，出版散文集《完美的一天》《幸福是一种简单》《乡土风韵》、长篇纪实文学《虹起邕江》等。

　　丘晓兰 　赵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