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看重故事，更喜欢故事背后的东西

　　对万事万物，持有平等的视角

　　胡竹峰：想起称呼问题。赵总，赵先生，赵老师。我觉得赵老师更好，所以这次聊天，也是一次深入的学习。你有没有发现，称呼问题差不多可以决定聊天内容的走向，仿佛一部小说的第一句一样。

　　赵焰：在文学上，是不存在什么权威的。文学有现代性的，首当其冲，就是平等。文学，是破权威的。对作家作品的尊重，也是那种平等的尊重，它不是外在的地位什么的，而是内在的，是内在精神和内容决定的。所以我说，在文学上，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老师的，写得好就是写得好，写得差就是写得差。在文学上，是不存在着什么世俗的老师或者领导的。

　　长久以来，我都为小说的第一句而着迷。《雪国》第一句：“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車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隧道、夜空的黑，与雪的白，在打破了静寂的火车“哼哧哼哧”的行进声中，都模糊了，悠长悠长。小说末尾火海坠楼的一幕，也和开头做了个神秘的呼应：一切归于沉寂，归于徒劳，“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我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并不知道普鲁斯特是个什么样的人，但读完第一句便隐隐意识到这是个病人，所以触动我的也许是同情心吧。

　　后来我自己开始写小说，才知道第一句有多么难写。

　　第一句难写，是因为它责任太重，分量太重。我相信许多作者在立心写下第一句之前，就已经大体规定了这篇小说的气质，于是，第一句就要统摄全篇的气质，真是难为。

　　胡竹峰：怎么想起要作这么一部《彼岸》？

　　赵焰：《彼岸》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故事，也是专属于我的故事。这事件本身的悲剧性不说，不过作为故事，多经典啊！一对俊男靓女，在绝美的黄山之巅去抢劫。这故事发芽于童年时期，随同我一道生长，如骨刺一样潜伏在身体里。一个人，无论是自己携带，还是目睹和拥有一个好故事，都可以说是上天的眷念，也是上天的垂青。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撞见一个好故事的，它不比人们撞到彩票，撞到美满的婚姻更容易。一个作家在一生中，可以编撰很多故事，不过最适合他撰写，或者说真正属于他的却很少。一个很好的故事是有神意的，是神馈赠的好礼物。

　　自小长大的过程中，一直忘不了这个故事，一直想着它，也尝试着慢慢去写它，去完善它。在九十年代写过一个小中篇，发表后，觉得言犹未尽，不满意，决定再写一个长篇。于是一直陆陆续续地写，陆陆续续地改，我想写与故事背后以及与故事关联的种种意蕴。庆幸撞见了这个故事，它使得这一生中，因为有如此的彼岸关照而充实安详。它不断地提醒着我，给我警醒和启迪，给我能量，让我热爱和铭怀。

　　胡竹峰：你是个有学者气质的作家，写了很多文化学术的著作。我总感觉一个人太理智会给小说创作带来禁锢。

　　赵焰：这一个存在，也是“道”与“术”的关系。一个人太理智了，太通透了，一般来说，对他的文学事业会有影响。因为文学的特质，跟思想的特性不太一样，思想是大道无言、化繁为简，文学呢，不能用减法，只能用加法，有时候还得用乘法，乘上想象的翅膀。这的确是一个矛盾。可是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在相同平面里，可能会产生矛盾，可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又可以达到和谐。这就是哲学意义上的“螺旋式上升”。

　　文学和思想，和学问的关系，也是这样。意识到特性的不一样，意识到矛盾，有意去调整自己，遵循文体的规矩，这是必须去做的。也就是说，一定要尊重和遵循文体技术性的那一块，尽量地去避免短处，利用长处。思想深厚，对于文学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它往往会有很好的大局观，也有深厚的功底，如果它能很好地进行布局和安排，如此状态下写出的作品，往往会“一加一大于三”，它不仅有很好的情节、生动的人物，还有深刻的内涵，有强大的哲思性，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诸多带有史诗性的作品，它的作者，往往都是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哲学家和思想者。

　　中国，为什么少史诗性的作品？原因有很多，可是中国的作家，少思想家和哲学家，少“真气”激荡，也是重要原因。

　　胡竹峰：你生活中给我的感觉总是很斯文、很儒雅，写起文章来，骨子里那股劲上来了。

　　赵焰：有一句话说“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说得极好。必须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才能写得好文章，当然回到现实中来，必须遵守现实中的规矩，必要时还得夹着尾巴做人，才会生活得太平一些，麻烦会少一些。

　　现今社会，写作之人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至于“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搞文学和艺术，一定要大胸襟，要对万事万物，持有平等的视角，甚至有俯视的力量和角度。你必须与这世上的万事万物平等，平等地探讨、平等地认识、平等地描述和表现，否则，你怎么能体现个体的价值呢？因为文学就是人学啊！当然，这样的平等，必须建立在你精神高度的提升上，如果你的精神高度不提升，就做不到真正的平等。有平等才有自由，有自由才会有灵性。如果没有平等，像高高在上的教导，故作姿态地表现什么的，都不是真正的文学。

　　没有寂寞，哪会有真味

　　胡竹峰：最近十来年里，你写作状态一直处在惊人恒定节奏。有什么秘诀么？此前你好像并不引人注目。

　　赵焰：这个问题，在很多场合上都说过。这十来年，一直从事着都市报的编务。这个工作，时间长，白班夜班轮流转，还很难出差，必须天天在单位上守着，上传下达。不过这样的工作性质相对单纯，缝隙大。决定了在业余时间，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读书和写作。不可能亲临一线采访，去写新闻，也不想丢掉之前的写作，只好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写作是一种缘分，的确是这样。二〇〇〇年以前一直写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后来因为别人约请写电视专题片，开始写我的家乡徽州，这一写，陆续写了七八本，还写了两三部电视专题版的本子。

　　经常会遇到一些人问，说你工作这么忙，怎么能写这么多东西？到底有什么秘诀？哪有什么秘诀，我只是坚持一天写一千字罢了。这么多年读书、写作、养心的效果，就是随时都可以坐下来写，不像有些人，要坐下来，泡杯茶、抽两支烟，静静心再写。我是随时随地坐下来就能写，写作的速度也不慢，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写个一千两千字，然后就不写了。就那么简单，在家一有时间就会写上一点，有时候写几百字，有时候上千字。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业余时间吧？每天花个把小时，写个一千两千字，这并不困难。我有时候一边烧菜一边写东西，一顿饭烧好了，我也可以写个几百上千字。这样一年三百天，你算算有多少字。

　　写作这个事，其实很简单。对于我来说，就是静心。每个人静心的方式都不一样，是所谓“不二法门”，也许别人是听音乐、去旅行什么的，而我则是写作。我曾经开玩笑地答记者问，我是把别人喝酒、打牌、干坏事的时间都拿去写作了。我会抓紧时间，效率非常高，很少跟人聊天，做事一直很快，连吃饭都是风卷残云。家人老是批评我吃饭太快，一桌子人吃饭，就我吃得最快。这是没办法的事，就是这个性格，做事极讲效率。不仅写作，一年还可以读几百本书，翻上百本杂志，看几百部电影。这很正常。这样做，也不觉得累。

　　胡竹峰：你的状态多少有些“寂寞”。我也“寂寞”，但我觉得“寂寞”对写作非常重要。

　　赵焰：这是肯定的。有一年到绍兴参观黄酒厂，看到那么多装满黄酒的坛子排得整整齐齐放在仓库里的时候，我就想，那些坛子好“寂寞”啊。它们一直静静地待在没有什么光亮的地方，有时一待十来年，就是等“腹中”慢慢地变成酒。“寂寞”是个好东西，没有它，就不会有酒的真味。写作有点像怀孕生子，别人帮不了你的忙，你只能靠你自己。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寂寞”，不管是身处的“寂寞”或者内心的“寂寞”，他不可能完成内在的转化，就不可能有大境界，也不可能有大成就。对于写作，同样也是如此吧，如果没有“寂寞”，哪会有真味呢？

　　我的老师是书和电影

　　胡竹峰：回过头我发现，童年生活是我写作的最大秘密。能够在这里谈谈你的童年，你的故乡吗？他们与你的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赵焰：余华曾经说过类似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很幸运，因为我们四十年的光阴，是欧洲四百年的时间。他说得很对，我们的童年，是数千年农耕时代的尾声；到了青年时代，我们进入了工业时代，又开始步入了现代化；现在，又进入电子信息时代。我们这四十年经历的，等于西方四百年所经历的。在这一点上，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我也是幸运的。幸运之处是我们的实际生命虽然不长，但我们的相对生命，却有四百年。

　　童年在农村长大，母亲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十岁以前，过的都是赤脚走在田埂上的生活。这种经历使得我跟土地和自然很接近，富有草根经验。一直觉得我能生活在徽州也是幸运的，那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又那么富有文化底蕴。可以说，在那样好的地方度过童年的人，肯定会容易做梦的。庆幸的是，我最终成为一个喜欢做梦的人。而且感到欣慰的是，我能以自己的菲薄之力，为自己的家乡和家族做一点事情。文字的东西，说渺小也渺小，说伟大也伟大，反正我觉得，能通过我的文字认识我的家乡，能认识我家族的一些事情，的确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胡竹峰：谈谈你写作上的师承可好？

　　赵焰：哪有什么师承？人生三大幸事“少年有名师，中年有好领导，晚年有个好名声”，起码我少年是没有写作名师的。我的老师就是书。还算不错，我从读书和写作中悟出了一点东西。要说读书的师承，我喜欢的比较多，古今中外都有，如果一定要列出名字，我就试着列几个：司马迁、托尔斯泰、谷畸润一郎、汪曾祺、帕慕克、尤瑟纳尔、黑塞、余华，等等吧。这是文学方面的，还有历史、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有很多，对我的影响也很大，都可以是我冥冥之中的老师。

　　还有，就是电影吧，从年轻时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看各种各样的外国电影、电视连续剧，一共上万部了吧。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电影中了解到世界各国的文化、思想、哲学，以及日常生活。电影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不“隔”，是一种整体性的东西。从这种不“隔”中获取的东西，一点也不比读书少。

　　我喜欢智商高的游戏

　　胡竹峰：可以定义一下，你心目中好的文学是什么样的？

　　赵焰：应该是好看的，能引起共鸣，启发人们思考的，同时又是有一定启迪意义的，有独特的专属于文字形式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文字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一定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表现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好的文字，文字一定要好，要有个性，非常有灵性。在整体布局上，应该是智商超高的那种，我喜欢智商高的游戏。

　　胡竹峰：具体一点，谈谈你理想中的小说、散文。

　　还是喜欢那种独特的，既深刻，同时也带有诗意的，又是通透的、明朗的。比如说帕慕克的小说，谷畸润一郎的小说，等等。还有，就是像电影《通天塔》《云上的日子》之类的。散文我不太说得好，我喜欢的是那种自然而然、通透的、有见识的散文。我以为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圣经》，佛经中有一部分也极好。文字这个东西很怪，凡口语化，有恭敬心，虔诚说事，心平气和，就天生带有般若性，也就是神性。我不喜欢那种矫情的“文学性强的散文”，也不喜欢任何矫情的方式。很多散文，都是文字的累积，那不好。文字是有灵性的，你乱堆一气，是把它当作油画颜料。

　　胡竹峰：你怎么看个人声望？我周围有不少人很羡慕你，说你出道早，而且那么早就取到了很高的写作高度。最近几年创作力又那么好。

　　赵焰：有人说虚名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尤其是二流以下的虚名，既换不来钱，也换不来利，只是徒有其表。这话说得真幽默，同时也非常通透。其实无论是虚名也好，声望也好，一点用都没有。它唯一有用处的，就是让你能稍稍自信一点，可以自我安慰说我还行，能做一点别人没做的事。至于其他的，實在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说句大实话，我的写作，只是我的习惯，就等于别人喜欢抽烟、喝酒、打牌一样，我就是喜欢无事写两句。我是一个喜欢深入自己内心的人。

　　写作必须有精神高度

　　胡竹峰：多年前读你的《无常》，就觉得好，后来重读，还是好。你那个作品与当下的东西都不一样。甚至在之前的小说里都很难找到一个坐标。有一点阿城《棋王》的意思，但明显繁复深邃。我特别好奇，你怎么就构思了这么一部作品？最初的创作诱因是什么？

　　赵焰：就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写小说的。因为小说的想象空间大，能放得开。而且我一直想用小说来架构我的认知体系。这说法是不是有点大？不过的确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小说如果不能跟哲学和宗教结合的话，那么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故事，或者只是故事的轮回。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故事，其实是可以循环往复的。我其实对于中国小说目前的现状很不满意，现在很多小说说是现实主义，其实都是一些蹩脚的故事而已。我是搞新闻的，我觉得现在新闻要比单纯的故事小说好看得多，所以小说要是得不到精神上的提升的话，它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我个人来说，我喜欢小说富有形而上的一些特质。在这些年当中，我写作了《无常》《彼岸》《色空》三部小长篇。我自认为现“三部曲”跟很多小说不一样，它不是“作协小说”，即各级作协倡导和喜欢的腔调，它有我自己的理解，我自认为我的理解是有理由的。我想用这样的小说来构筑我的精神世界，构筑我的写作体系。当然，也可能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不过因为我的写作是业余的，是不带有功利性的，所以我乐在其中。至于结果，我想，一切随缘，我无所谓成功，也无所谓掌声。实际上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能将我要写的东西写出来。这就足够了。

　　写《无常》，以及写《娑婆三部曲》，其实跟我的世界观有关。从本质上来说，我的世界观还是接近于佛教的，我比较倾向于“心物一元”，比较认可“万物皆空”。所以我按照我的理解，来写那些人世间的事。在我看来，宗教其实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它就是一个背景，你的作品中有这样一个背景，跟你没有这样一个背景，其实是不一样的。按照通俗的说法，你有这个背景，就是“三D”，如果没有，就是“二D”。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有很多不足，不足之处，就是它没有一个大背景，不清楚人的真正位置。这是一个大话题，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用平实而幽默的方式表达悲悯

　　胡竹峰：《无常》给我很大的震撼是它借由一不太起眼的故事，介入了精神底色的问题，甚至具有了超出哲学的某种神性的东西。你不是用高蹈的方式去质疑，而是通过戏剧性去重构一些日常生活氛围与细节，我想这就是精神高度问题。

　　赵焰：柏拉图曾经在《理想国》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一点同样适合于文学，好的文学，一定要有哲学性，甚至要有宗教性，能以有限连接无限。否则的话，以艺术形式后来的发展，如果文学只是停留在讲故事这一块的话，那么，文学哪有电视剧引人入胜呢？其实语言文字的优势，就在于能表述故事后来的东西，表达你的情感、心理活动、幽微的细节，以及哲学和宗教的探索，等等。文字也必须扬长避短，我们不跟电视剧争故事，我可以跟你们争深刻的表达、争弦外之音。这就要求写作必须有精神高度，有了这个东西，虽然你是在说同一个故事，但你有着广阔的背景，有很强的景深，有了这些，你还是会感觉跟别人不一样。

　　胡竹峰：从《色空》来看，你创造了一种能俗能雅，有象征色彩同时又落地写实的语言，这包含着对《无常》“去抒情化”的一种努力吗？

　　赵焰：从语言风格上，《色空》的确跟《无常》不一样，它更平实，不过在平实的语言中，有一种韵味。这应该跟它涉及的题材有关。它的题材相对粗鄙一些，那个时代也是那样的粗鄙，你不可能用抒情的笔法去写它们，你只能采取一种平实而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悲悯。我感觉到那些笔下的小人物更像是被线牵着的木偶，他们可怜地挣扎，看起来那样可笑，那样厚颜无耻。可那个时代，当时的那种氛围就是那样的。那的确是一个由“色”到“空”的故事。以这样的语言方式，去描述这种“空”，应该是最合适的。

　　小说是千姿万态的

　　胡竹峰：你的小说好像不怎么在乎故事，你在乎的小说之外的道，你的小说是真正的小声说--小声说道。

　　赵焰：也不能说不在乎，其实好的小说，都是故事和意蕴的完美结合。我不太喜欢无聊的故事，喜欢的是有意义的故事。这个爱好，应该跟个人的喜好、特点以及对于小说的认识有关。像昆德拉的小说，其实也不是说故事，它就是说一种感觉、一种荒诞，阐述一种意蕴，他一直在琢磨着一些别人忽略的东西。

　　小说也是千姿万态的，如果你能长成一朵花的话，我觉得就很好。就会有人喜欢。对于我来说，我看重故事，可更喜欢故事背后的东西。所以我力求在讲故事的同时，把故事背后的东西传达给读者。这是我对于小说的理解。因为我要是喜欢一个故事的话，我宁愿去看电视剧，你看那些美剧，故事编得多好啊，那才是高智商。

　　胡竹峰：我读你的小说，觉得你对于塑造人物多少有些忽略，而是专注于营造小说的气氛，着迷于小说的谋篇结构。

　　赵焰：我的确喜欢文字所能表达的一种氛围，如果文字能够制造出一种客观或主观的氛围来，我认为肯定是好小说。当今的中国人，大多是“空心人”，就如同油画家张晓刚的主人公一样，是概念和符号的结果，是千人一面，也是千人一心。因为人是如此一样状况，在小说中想塑造一个非常理想的人物，的确是非常困难。有时候觉得过于生动的，反而不是当今的中国人了。这一个看法，是不是很奇怪？

　　就个人而言，对于人物的描写，我有些把握不住，我的古典写作功力还有很多欠缺的东西。我不是巴尔扎克似的古典作家，他们那个时代的作家，语言的功力是非常强的，画面感也很强，人物形象也很分明。那个时候的文字，有承担绘画、雕塑的功能要求。现代社会，在电影、电视、照片等功能普遍的情況下，文字的功能，当然要作相应改变。现代作家，在古典时代巨大的阴影下，有必要“扬长避短”“避实就虚”，充分发扬自己的优势，时代的优势。

　　我以为，小说的现代性之一，就是不可能塑造出完美的人物了。因为现代人太复杂了，或者说太荒诞了。他跟古典人格不一样，异化得厉害，很大程度上，已不是一个清晰的人格，你很难用语言文字描述了，很难捕捉一个人真正的灵魂。

　　胡竹峰：你的小说在调子上一直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迷雾感，虽然你在语言运用上常常使用一些朴素和诙谐的办法来冲淡这种灰暗的迷雾感，但是小说笼罩着一种说不明白的氛围。这个应该和你的性格有关系吧。

　　赵焰：这一个问题，刚才的回答中已经涉及到了。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就像一个人在运动时，有的人擅长长跑，有的人擅长短跑，有的人擅长跳远或者抛铅球一样。写作也一样。我喜欢的是在小说中制造一种氛围，也就是你所说的迷雾感，我让人们置身于这迷雾之中，让读者去感受他，也引发读者去思考。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真实的存在感，能表达出这样的氛围。我觉得这算是我的特长之一吧，就如同我实在写不好一个人物一样。

　　用“世间法”写晚清民国人物

　　胡竹峰：你的小说和你的散文随笔写作几乎完全相反，你写民国写晚清人物，都是纵览，这里有大视野。你写小说，却喜欢就某个局部深入下去，着迷于个人的感觉和小说的抒情性，我这个理解不知道可对。

　　赵焰：也不一定吧，我写晚清民国人物，可以说还是用的“世间法”，也就是用世间的道理来阐述更多一些，写得更沉重一些，更接近现代人文主义的观点；写小说，个人觉得视角更高一些，像是俯视。你有了精神高度了，你就可以俯视了。而且我觉得小说的写作更自由一些，这使得我想象的空间更大，也可以幽微地观察并且描述“一花一世界”。

　　胡竹峰：你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分为三部分。小说写大道，历史写常识，随笔写趣味，小品写性情。

　　赵焰：呵呵，貌似你归纳得不错。哈。

　　胡竹峰：怎么想到写晚清人物呢？

　　赵焰：也是因为机缘，二〇〇四年左右去了一趟肥東磨店，去看李鸿章的老家。去了之后，看着那破败的场景，想想李鸿章当年的风光，很有感触，于是找了一些相关资料来看，结果对李鸿章产生了兴趣，于是开始写了一个三万字左右的《合肥有个李鸿章》。这一篇文章获得了全国报告文学一个奖，被广西师大的一个编辑看见了，打来电话约我在此基础上扩展一本书。于是我就扩展了一本书，没想到书出来，反响相当好，还被评为深圳书市的一百本好书之一。于是出版社继续约我写《晚清有个曾国藩》，反响仍不错，又约了《晚清有个袁世凯》，就这样写了“晚清三部曲”以及《晚清之后是民国》。我的写作就这样被拉着、拽着出了一些作品，算是有了“徽州系列”以及“晚清民国系列”。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阴差阳错--我也没想到此生会写这么多书。

　　自由带来的想象和感悟是最重要的

　　胡竹峰：莫言自我标示为“说故事的人”，你对作家写作定位怎么看？

　　赵焰：我更倾向于把莫言称为“故事的想象者”，他不是说故事，更像是在想象着故事。莫言是一个天才，他能将他在这块土地上的扭曲、耻辱和感悟通过文字发挥到了极致。他有如此好的想象力，而且极具有那块土地才有的不可言说的智慧。莫言是很难复制的。一个作家最根本的，是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既然内心深处最根本的东西不一样，你就不能要求作家写作必须一样。在我看来，内心的自由，以及自由带来的想象和感悟是最重要的。

　　胡竹峰：你认为作家最为重要的品质应该是什么？

　　赵焰：真诚是最重要的吧。写作的基本点，就是不虚伪、不做作。真善美，没有真，就不会有善和美。

　　胡竹峰：写到现在，你有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叙述方式，也就是寻找新的叙述增长点？

　　赵焰：当然，每写一个东西，总是想着最妥帖的表达方式。当然，同时也是自己比较擅长的。我正在写的一部书，可以说跟我以往的写作不一样，有不同的视角，以及不同的叙述方式。不过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思想、内容以及语言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形式和结构。

　　胡竹峰：我想请你谈谈文本问题。

　　赵焰：其实文学于我，只是认识世界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手段。除了文学，我想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或者说它们跟文学一样重要。我想说的一句就是，其实文学之外的东西很重要，它们的提升，反而有利于我们去认识文学，避免文学的短处。

　　至于文本，说实话，在这一块我考虑得不是太多。我想文本应该属于形式范畴吧，它跟题材、体裁有关。我不是唯文体论，我还是觉得思想和内容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形式和结构。文本应该是属于形式的。

　　胡竹峰：除了文学，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具体是哪些呢？

　　赵焰：读书啊、思考啊，哲学、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音乐、绘画等，都是很好的伴侣啊，有这些东西，人生才真正地丰富起来。我一直追求“理性在外，感性在内，灵性在上”，我一直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胡竹峰：你重视读者么？

　　赵焰：作为一个写作者，说自己完全漠视读者当然有些矫情。不过读者分为很多层次，你完全地重视他，你会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你只要真诚地写作，写出你内心的东西，你一定会得到共鸣的。

　　胡竹峰：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具体落实创作中，你觉得哪一个因素是你叙述的真正动力？

　　赵焰：没什么动力，就是习惯。有时候也在考虑，如果不是现在这种工作性质，也许不一定会写作，或者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写这么多。从来不想通过写作谋取什么东西，因为我对于人生总体上的看法是“空”，包括文学在内，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人生只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得做点事，或者说不得不做点事，做点喜欢做的事。对于写作，我的认识也一样，我只是觉得喜欢，并且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或者是我的机缘让人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我无法在业余时间从事其他事，加上又比较喜欢表达、喜欢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就写作，并一直坚持下来。我觉得读书和写作可以让我“得道”，而且它不是一件麻烦的事；不像其他事，可能你做，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喜欢文字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很多高妙的思想、幽微的想法、缜密的哲思等，必须经过文字才能表达完整。如果一个人文字的能力不强，那么他不可能深入而周密地进行思考。

　　谁也不能在这个世界留芳百世

　　胡竹峰：我最近有个体悟，再个性、再自我，写到一定的份上写作的空间会越来越小，慢慢耗尽。写作到后来，恰恰不需要个性、不需要自我。长江、黄河还有些个性，海洋就不需要个性了。

　　赵焰：你说得当然有道理。写作当然要有个性、要有风格，不过固守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也会陷入两难境界。一方面它会慢慢为人所熟悉，稀奇变得不稀奇；另一方面，它又会越写越窄。

　　在我看来，写作更像是人类用自己小小的触须去触碰巨大的世界。以人类的渺小，去触摸世界的不可知，本来就是一件困难而悲壮的事情。这决定了写作不可能是海洋，它只能是小溪、小河，到了长江、黄河这个份上，已经是相當难得了，海洋更是人力所难以达到的。就像《道德经》，那么博大精深，它都不能称之为海洋，它只能像是漫漶的河流。

　　胡竹峰：每个时代，绝大多数作家的劳动之果都会跌入泥土腐烂，所有的劳动价值其实都等于零，这是极其残酷的法则。某一两个作家，终究会将同时代所有的作家彻底覆盖，或者我覆盖你们，或者你覆盖我们。你想过你的创作之果面对时间之河的问题么？

　　赵焰：谁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留芳百世，我就更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呵呵。写作只是我的习惯，是静心的一种方式，只是以它来打发我的人生罢了。

　　胡竹峰：你谈到写作只是以它来打发人生。那么读者可不可以理解，你并不爱文学，只是因为要打发人生，没事干才弄文字，那么你的文学是不是你一个人的娱乐呢？

　　赵焰：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有那样阴差阳错吧，因为生命过程本质不出彩，职业平凡、天资平平，所以喜欢上了读书写作。它让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深厚的认识，让我对于生命本质的认识，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于生命的体悟，有一种独特的，接近于“正道”的认识。或者说，读书、写作、思考，给了我无穷的智慧，给了我“第三只眼”，让我意识到“般若”的存在。这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能更多地体味“真、善、美”的光泽。我觉得因为这一点，我感到特别幸福的是，通过这么多年的读书思考和写作，变成了一个可以触摸到“美”的本质的人。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很好？

　　不是不爱文学，只是觉得它不是唯一。我不是太喜欢“文学”这两个字，也不喜欢用“创作”这个词，文学如果不能将相关的宗教、哲学、艺术等囊括进来，就显得太狭窄了，我宁愿用“读书、写作”这个词。相反，我很感激它。可是它在我眼中，只是“渡船”或者“手指”的意义。文学，是一个窗口，它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但它不是月亮，也不是彼岸。我只是通过它，去寻找月亮，也去寻找彼岸……可以说，我就是这样理解文学，也是这样理解其他东西的。文学不是我的全部，它只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手段，也是我的一个机缘。

　　胡竹峰：人生有些事，譬如文学、譬如婚姻、譬如工作，着力太深，你沉下去淹没了，着力太浅，未入法门，你怎么平衡？

　　赵焰：还是觉得佛教说得好，人的大智慧，在于不执着，这个世界的任何追求，只能作为手段，不能作为目的。一切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吧？我在前面说过了，文学，是我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理解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有“万千法门”，文学，只是其中之一。每一个人的“法门”是不一样的，你要找到最适合你的法门才是，最重要的，是让人清醒地活着、提升自己、激发潜力、激活般若。什么是“般若”，就是“明德”。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般若”跟智慧，是不一样的，智慧往往带有功利性；“般若”呢，有先验性，跟虚空连接，是非功利的，更澄明，也更清澈。

　　胡竹峰：好像是去年开始，我突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嘛，好像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精神危机，你有么？危机前后，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

　　赵焰：就刚才那个话题说，我觉得应是人精神上的一个危机，也可以说是觉悟的前提。我觉得人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人总由迷茫而觉醒的。我当然有这样的困惑，人到三十岁左右的时候，生活、事业、家庭的很多东西固定下来了，人会有无意义感和空虚感，这时候有很多东西必须面对。不过很多东西想透了，也就明白了。我觉得一个人的意义就像西西弗斯一样，不在于结果，而在于那个过程。因为它是没有结果的一个东西，它的全部意义，就在过程。

　　悟道容易修行难

　　胡竹峰：除了写作阅读看电影之外，你最热衷于干的事情是什么？

　　赵焰：看体育比赛。我是个体育迷，从小就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改变。我是个十足的足球迷，其次是篮球等。我最喜欢看的是中国足球，我这样说，是不是没品，但我就是喜欢。我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看中国足球，一直看到现在。我还看早年的甲A，现在的中超，几乎是每轮都追着看。世界杯当然看，有姚明的NBA也看，不过现在看得少了。我曾经说我花时间最多的，不是读书，不是写作，而是看球。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钟爱看球什么的。我少年时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足球记者。我还曾写过很多体育文章，二〇〇〇年徐根宝下课，众人追骂之中，我为他写了一篇上万字的文章《也无风雨也无晴》，发表在报纸上。根宝在崇明岛隐居，“十年磨一剑”，我一直默默地关注。徐根宝带队来合肥跟安徽队踢乙级足球赛，我也悄悄地去看。那时候的武磊，只有十来岁，像个“小萝卜头”，我也悄悄关注他。后来徐根宝的成就、武磊的成就，证明当初我还是有眼光的，最起码不是人云亦云。其实我喜欢体育也提高了我在很多方面的认识，像足球，场上十一人，必须有团队意识，必须意志坚韧，必须有多面手，必须能破门得分，必须有分工，等等。这实际上与工作上的很多道理相通，都是可以彼此借鉴，也是可以彼此论证的。

　　对于中国文学，我总体上的看法是跟中国足球的水平基本差不多，只不过有几个天才球星罢了，像莫言、余华等。不过总体上的地位并不高，但我们不应歧视他们，我们应积极参与，想办法让它提高。

　　胡竹峰：有时候我觉得写作不仅是精神的释放，也是一种肉体的享受。可是我一到三十岁，偶尔会心生疲倦，精神肉体都疲倦，你可有？

　　趙焰：很正常啊，如果不心生疲倦才不正常。按照我过来人的经历，人的一辈子应该有两个坎，一个是三十岁左右，另一个，应是五十岁左右。三十岁左右，成家立业了，有了孩子了，一想，一生定型了，再折腾也就那么回事了，就觉得没有意思了。这里，应有心理上一个巨大的失落。五十岁左右，环顾四周，绝大多数人都比我小，顿时会感到人生的灰凉。再加上身体状态差了很多，离死亡也越来越近，当然有一个灰凉期。我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我觉得人生到了这个时期，是一个坎，也是一个提升期。它会逼着你考虑精神问题，考虑人生的走向。等你考虑多了、考虑透了，你就会通透，就有释然的感觉，虽然不是大彻大悟，但也能把一些东西放下，不像以前，把一切东西死死地攥着。就会注意修行，把你人生感彻体现到你的行动当中去。这就是悟道容易修行难。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个人应该经历的，提升得好，人的境界会上一个层次；反之，会落一个层次。那就是人生的悲剧了。

　　胡竹峰：有人说文学应该本天成，不必强求，可古往今来的大作品，哪个不是人力不是呕心沥血啊？你会为写出好作品去拼搏么？

　　赵焰：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去拼一下。现在，拼也拼不出来，顺势而为，不太累，做一下。逆流而上，太累，不做。这是真心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包括文学。可是别指望在我们手上，把一切事情做完，或者改变很多东西。如果你碰到不好的年代，可以用文字告慰自己。至于现实，慢慢改变吧--现实永远束缚理想，可是人永远也不要放弃理想。

　　胡竹峰，1984年生，现居合肥。出版有《空杯集》《墨团花册》《衣饭书》《豆绿与美人霁》《旧味》《不知味集》《民国的腔调》《闲饮茶》《中国文章》等散文随笔集十余种。曾获《人民文学》散文奖、《滇池》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红豆》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多种文学奖项，散文集《中国文章》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胡竹峰 赵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