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公益进行时

　　即使在科幻成为显学，《流浪地球》大卖的今天，中国科幻的根基仍然薄弱。现在，公益力量开始尝试改变这一现状。

　　5年前，投资人兼科幻迷马国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分别参加了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两场科幻颁奖活动，“没想到去的差不多是同一批人。”他以投资人的直觉判断，“中国科幻可能出问题了。”

　　“美国2亿多人口，拥有两千多位还在写作的科幻作家，而中国14亿人口，当时活跃的还能够出书的只有十余人，而且多数为兼职。”马国宾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听一些作家介绍说写言情穿越的小说稿费千字800元，而科幻小说千字80元（当时的行情），这看起来是个商业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我认为这会直接导致越来越少的年轻作家愿意投身科幻创作，我们的下一代或许只能依赖国外的科幻作品，也会越来越丧失想象力。”

　　马国宾还注意到，当时科幻领域的创业公司大多处于依靠融资生存的阶段，发展模式为购买IP、联合开发、作家经纪等，还未能形成现金流。

　　意识到问题所在后，马国宾发起成立国内第一支科幻公益基金—科学与幻想成長基金。之后资深科幻人三丰也开始利用公益力量试图改变中国科幻现状。他们想要解决的同一个问题是，即使在5年后的今天，科幻成为显学，《流浪地球》大卖，中国科幻的根基仍然薄弱。

　　第一支科幻基金

　　马国宾是深圳朗科科技执行董事，长期关注TMT、科幻影视、医疗服务和教育领域的早期投资项目。他的科幻启蒙来自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后来读过不少经典科幻小说，如《海底两万里》、《沙丘》系列、《安德的游戏》系列、《银河系搭车指南》等，以及霍金、阿西莫夫、萨根等人的科普书籍。“科幻小说，无论是包含大量科技工程知识的硬科幻，还是涉及思想实验的软科幻，都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审视自身的视角，也有人说这是上帝的视角。”

　　马国宾将科幻视为一种思维能力，并将其应用在工作中。“科幻听上去好像和我所从事的严谨的管理、投资业务相去甚远，但其实有助于我平常投资工作中的决策，特别是风险投资，更应该是对未来商业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判断。”

　　马国宾曾经在主导寰宇极光混合现实项目投资时，提出该项目特别像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所呈现的未来显示技术。后来，微软、苹果等跨国科技企业也纷纷在混合现实领域布局，进一步印证了科幻对于科技的引领作用。“如果不是科幻迷，我可能会否决这样的项目。”马国宾说。

　　他想解决中国科幻产业当时存在的问题。“如果从投资的角度做科幻领域的事情，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产生回报，比起其他行业的投资项目优势不明显；此外，科幻行业的状态或者说根本问题，还是个社会性问题，比如我们的教育培养体制、文化多元的包容性、科技创新方面的因素等，而不完全是商业上的问题，既然是社会问题就应该用社会资源而不是商业行为来解决。”

　　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朋友告诉他，可以考虑用“社会影响力”或“公益创投”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马国宾遂于2015年3月在深圳发起中国首个致力于推动科幻产业发展的公益基金—科学与幻想成长基金，开启公益对接科幻产业新路径。

　　该基金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圈概念，马国宾集合了科学家、投资人、科幻作家、工程师、媒体人和公益人士等作为共同发起人，对此他解释为：“文化基因多元化，（从而）生存优势明显。”

　　基金成立之后，围绕“晨星”原创科幻大赛品牌打造了一系列赛事，分别为晨星科幻原创文学大赛、晨星科幻原创美术大赛、晨星电影工业大赛，今年还会增加世界大学生科幻科普辩论巡回赛。4年来，这些大赛共收到2985位参赛者的3186部科幻小说、科幻剧本、美术插画、动画视频等作品，参赛总字数共计3000余万字，接受该基金资助的作家、艺术家超过60位。

　　在基金的不断孵化支持下，目前已出版和在出版的科幻作品达18部，其中萧星寒的《决战奇点》，灰狐的《固体海洋》连续两年获得京东、星云奖提名。另外，科幻新面孔陆续出现，亦有多位晨星获奖者尝到成功的滋味后开始职业化创作。“我们2017年获奖的剧本作品《拓星者》《深空》也获得上市公司投资，并且今年要排期上映。”马国宾说。

　　影响力投资的正面效应也开始体现出来，“一位拿着大纲即可通过比赛获奖并受到我们资助的作家或者艺术家，在约定时间内完成作品，就能收到0.3～5万元金额不等的资助，但此时作品的市场价值（如改编权或者版权转让）已经是6～10倍左右。”马国宾说。

　　科幻成长基金是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旗下的专项基金，目前资金来源构成主要为政府资助和企业捐款，个人捐款只占5%。对于一支公募基金而言，这显然不太理想。马国宾透露，除了和腾讯基金会联合做过线上公募之外，基金再无其他公募活动。“公募对我们而言主要体现在资质方面。”他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定向寻找资金来源，主要原因是科幻公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济困，对于公众来讲这个是小众的事情，大众还未明白科幻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就好像上世纪有很多人不明白美国为什么拨款那么多做太空计划却用很少钱去非洲赈灾。科幻的社会意义被大众所理解要有个过程。”

　　马国宾总结目前基金成长中面临着几个困境：一是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我们需要的人才非常跨界，又要懂科幻艺术，还要有公益的经验，基本得靠自己培养，市面上没有类似的人才。”另外，“纵观全国科幻界，目前都是输入型的科幻居多，输出的科幻除了大刘、郝景芳之外非常少，翻译和运营人才极其缺乏。”二是受限于没有明确的主管单位，基金还未能具备独立法人地位。三是资金来源。

　　“久隆计划”与星云科幻评论

　　今年5月，科幻成长基金聘任资深圈内人士三丰担任首席研究员。三丰本名张峰，本职工作是教师，在深圳一所高校教授城市规划课程。他长期活跃在科幻圈内，利用业余时间参与科幻相关工作，曾创办民间科幻奖项星空奖，主编科幻杂志《新幻界》，并担任国内两大科幻奖项之一星云奖（另一项为银河奖）的评委，主导着近两年星云奖的评奖工作。

　　因为经常查阅科幻历史资料，三丰与几位圈内收藏爱好者相熟，并建立微信群，互通有无。在交往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几个人的小圈子虽然可以很顺畅地找到相关资料，“但其他科幻迷可能就不知从何处寻找了，不如我们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对外公开。”

　　2017年9月，三丰发起公益项目“中国科幻历史出版物电子档案馆”，将几位科幻收藏家所藏科幻图书、期刊和其他出版物电子化并上传公开，用户可以遵照章程免费获取，用于非营利性活动。因为秉承与世界上第一个数字图书馆“古登堡计划”类似的逻辑，三丰将其命名为“久隆计划”。

　　“久隆”之名来自一位已逝的名为徐久隆的科幻迷。徐久隆曾被称为中国头号科幻迷，其科幻收藏品数量一度为全国之最。档案馆取名“久隆计划”，“意味着一种纪念，也意味着一种传承。”三丰说。

　　三丰一直对赛博世界的自由和广袤怀有情结。科幻小说《真名实姓》里，现实世界的很多东西以比特的形式存放在赛博世界里，可以保存很久，检索也非常方便。“更令人兴奋的是，赛博朋克之类的小说里，那些图书馆的形象特别巨大，类似刘慈欣的《诗云》的感觉。”

　　“久隆计划”启动至今，据三丰粗略统计，已电子化纸质书和期刊1500份左右。虽然每个成员均为兼职，但因收藏和电子化工作本身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此项工作一直进展迅速。久隆计划的成员都是一些资深甚至疯狂的科幻收藏玩家，紧盯孔夫子旧书网属于日常工作，曾有一位成员和《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竞标过鲁迅翻译作品《月界旅行·辨言》。

　　“久隆计划”的第一位用户是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即《三体》的英文译者。他在中国科幻界人气颇高。有不少科幻迷认为，刘慈欣之所以能得到美国科幻最高奖之一的雨果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刘宇昆对《三体》的充分理解和精湛的英文翻译。“久隆计划”尚在筹建阶段时，刘宇昆曾经表示想要找到一本有关星球大战的小说，那是他的科幻启蒙书，“他只记得那部小说拥有蓝色封面。”在成员的检索下，最终，只花了5分钟就帮刘宇昆找到了那本《帝国反击战》。

　　目前，“久隆计划”的档案工作重点分为两方面：一是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里所有科幻出版物的收集和电子化，二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科幻杂志的电子化，“包括《科学文艺》《科幻大王》等老杂志”。

　　眼下让三丰忧虑的是运营工作。困于人手和精力，“久隆计划”在推广上相对缓慢，甚至官方网站都是由三丰自己在去年11月中国科幻大会举办前才临时搭建完成的，几次科幻活动的宣传折页设计也是三丰找到一位科幻迷“等待光年”义务设计完成的。

　　星云科幻评论平台是另一个由三丰主导发起的公益项目。他认为，一个健康合理的生态圈由作者、编者（也称出版者）、读者和评论者组成并形成良性互动，而这几年随着科幻成为潮流，“作者和作品越来越多，而编者、读者和评论者数量并没有相应增长，这就形成一个死结。”从事星云奖评奖的经历也让他意识到，局限于时间等客观原因，圈子里对新作者缺少关注，“（评奖时）大家也只会投那些熟悉的作者，最后入围和获奖的都是老面孔，这对于新生力量的培养不是好事。”

　　三丰想要从评论的角度出发，弥补上这一环。“第一要给作者反馈，哪怕他是新作者，哪怕作品不成熟，既然发表出来了，就要给他反馈。第二是让读者縮小关注范围。我们给作品打好分，做好评论，让面对数量众多新作品的读者有的放矢，关注细分领域，也缩小评奖委员会的考察范围。第三（通过评论）刺激圈子里的交流和互动。”

　　为保证独立性，三丰坚持这个平台不接受任何相关利益方的资助。对于稿费和购买书籍等运营成本，他希望能作为星云奖的一部分，得到相关赞助，或者向科幻迷群体进行募捐。按照计划，星云科幻评论将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上线，三丰邀约了将近20位评论者，评论对象为今年发表在相关杂志上的小说和已出版的长篇小说。

　　“科幻是个思维方式”

　　基于同样的美国留学经历，三丰和马国宾两人对美国科幻公益都有深入观察。三丰曾参加过世界科幻大会，刘慈欣获得的雨果奖就是在这个大会上颁发的。“世界科幻大会从1939年开始，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科幻迷聚会，很多科幻迷，像乔治·马丁，每年都要来，而它就是个公益性的大会，运营方没有商业性质，就是由全美各地的公益科幻协会轮流申办并承办的。”三丰说，“它收门票，但门票收入必须全部用来做运营，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是志愿者。”另外，在美国，不少小型科幻迷聚会也由类似的科幻公益组织举办，科幻杂志、科幻协会也都是以NGO的形式存在。

　　马国宾则对美国技术产业界和科幻界之间的互动印象深刻。“工程师把科幻作品中的概念、灵感直接开发成现实的产品，1969年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遨游》中的大多数道具现在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日用品。”马国宾说，“美国科技创新企业也常常与科幻作家紧密互动，刺激创新灵感的产生。如微软在2015年出版的《未来愿景：以微软为灵感的原创科幻小说》一书就是邀请一帮科幻作家参观其顶尖的微软实验室之后创作出来的，对其AI、VR、大数据等业务未来发展的战略指导有着极其明显的前导作用。加州伯班克有一家名为SciFutures的咨询和原型设计公司，他们以科幻创作作为给客户提供灵感刺激和设计商业策略的主要手段。”

　　反观中国，马国宾认为，国内现有的科幻创作基本上只是文学出版领域内部的事物，一方面还未能打通文化创意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另一方面也未能与相关科技创新企业建立良性互动。

　　对于未来公益在科幻领域的发挥前景，三丰认为即使现在商业、政府和大学都在涉足公益，科幻公益力量仍可以寻找到不少空间，不限于档案，还有不少基础性工作可以由民间来做。

　　马国宾认为，公益在科幻领域还可以做科学普及、想象创造力开发教育以及科幻文化传播等相关事项。之后他又把问题颠倒了一下，“科幻在公益领域还有哪些发挥空间？”“因为科幻是个思维方式。”他解释说，“放在哪个公共领域都会有不错的结合点。我认为科幻与科技创新、城市建筑规划、教育领域的结合会提升城市的未来。”

　　杨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