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冶：女道人心事纵横（外二篇）

　　中唐女诗人、女道士李冶（？—784，字季兰）与著名诗人刘长卿，曾经联袂合作过一则黄色笑话。据唐人高仲武在他编选的诗歌集《中兴间气集》里讲述：“（李冶）尝与诸贤集乌程开元寺，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讬。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

　　这番对话，为何会引得“举座大笑”呢？施蛰存先生《唐诗百话》的《李冶：寄校书七兄》一文解说了缘故：

　　原来刘长卿生的“阴重之疾”，中医称为“疝气”，俗名“小肠气”。病象是肠子下垂使肾囊胀大。这是中年男子的病，患者经常要用布兜托起肾囊，才可以减少痛楚。李季兰知道刘长卿有这种病，所以吟了一句陶渊明的诗“山气日夕佳”。这“山气”是借作“疝气”的谐音，意思是问刘的疝气病近来好些没有。刘长卿立刻也用一句陶渊明的诗“众鸟欣有讬”来回答。这个“讬”字借作“托”字，而这个“鸟”字就是黑旋风李逵常用的“鸟”字了。

　　李冶与刘长卿这一问一答都巧妙，语涉隐私，却又含而不露，谑而不虐，文化含量还不低，所以“论者两美之”。借着这段逸闻，李冶的形象便基本上定格了：文思敏捷，言语诙谐，洒脱不羁。

　　李冶是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说她“美姿容，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当时才子颇夸纤丽，殊少荒艳之态”。女道士李冶的姿容、才情、风调都不同凡响，经常往来于剡县一带，与刘长卿、陆羽和著名诗僧皎然等意气相投，诗歌酬唱，刘长卿誉她为“女中诗豪”。

　　李冶与一帮名士相处甚欢，还可以谑浪笑傲、口无遮拦地说点无伤大雅的荤段子。能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除了聪颖漂亮，更因为李冶能以诗人身份跟他们共享翰墨之趣，且平分秋色。与她差不多同时代的高仲武评点她的诗“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学者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认为，此处“鲍昭”疑应为女诗人鲍令晖，她是鲍照之妹）以下，罕有其伦”。

　　李冶的歌行体诗《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绝无脂粉气，笔酣墨畅，灵动飘洒，龙飞凤舞。她的五律《寄校书七兄》最受后世推崇，高仲武誉之为五律中之上品；胡应麟则认为“幽闲和适，孟浩然莫能过”。其中“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一联，更为她赢得纷至沓来的赞美。

　　唐代世风开放，女道士又是比较特殊的人群，其间不乏纵情任性、风流放诞之辈，还有一部分则近似青楼女子。她们不受礼法与家庭牵绊，穿梭或交游于官僚士大夫圈子，有的诗歌酬答，有的歌舞娱人。李冶与同为女冠诗人的晚唐女子鱼玄机，俱非清修寂养的出家人，都是名动士林的“风情女子”。她们与文人骚客频繁来往，难免会对某些人怦然心动，甚至沉溺得难以自拔。说到底，还是渴望终结飘浮无根的生涯。这就是辛文房所谓的“浮艳委托之心，终不能尽”，原本属人之常情。巧的是，她俩向钟情对象倾诉衷肠的诗句同样热烈、外露，绝不扭捏、矜持。

　　李冶存世的诗只有十六首，多数抒写相思之痛、失恋之苦，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寂寥。《感兴》便是如此，“玉枕只知长下泪，银灯空照不眠时”。玉枕银灯，触目皆是孤寒，加上明月清晖，溪流泛波，样样都添了独居者的愁闷，“教人寂寞复相思”。还有《相思怨》，句句都是相思，写得直露、奔放：“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不知那位情郎是何方神圣，令她如此辗转反侧。

　　曾经让李冶动情的对象有好几位，他们总是要离去、远行，留给李冶的便是牵挂与孤寂，她一次次隔着云山雾水翘首相盼，而其中有的梦中人，一去就不曾回头。李冶的《送韩揆之江西》（或题为《送阎伯均往江州》），便有离愁万斛：“相看折杨柳，别恨转依依。”

　　《寄朱放》同样抒发被山高水长阻隔的无限别情，让人比较舒心的是，看起来朱放与李冶彼此有心有意，他的《别李季兰》写得也颇深情：“古岸新花开一枝，岸傍花下有分离。莫将罗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肠断时。”朱放是皎然的好友，当过江西节度参谋，更多的时候，他是隐逸诗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说他“风度清越，神情萧散，非寻常之比”。他与李冶都被辛文房赞以“神情萧散”，洒脱而不拘束，看来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阎士和字伯均，排行二十六，曾让李冶用情至深。她的《送阎二十六赴剡县》蘸满缠绵哀婉：“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萋萋。”诗末更是殷切叮嘱：“归来重相访，莫学阮郎迷。”传说汉代剡县的阮肇、刘晨去天台山采药迷路，遇到两位美貌仙女，他俩逗留半年后回到家里，子孙已传七世。挥泪惜别之时，李冶为何会想起天台遇仙、迷不知返的阮郎呢？隐隐约约有点不放心吧？另一首诗《得阎伯均书》果然透露了消息：李冶日思夜盼，终于在暮雨萧瑟的秋日等到他的来信，急不可待地读罢，却让她满腹惆怅、泪流满面。

　　李冶跟诗僧皎然的关系，更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意味。皎然曾有诗《答李季兰》：“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女诗人对他的试探、示意，他也了然于胸，无奈“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皎然性格放逸，不拘常轨，但他对李冶的情意，拒绝得还算庄敬。

　　李冶是方外之人，但一生深陷情场，她其实洞悉人情事理，一首看似简单的《八至》，便写得言淡意深：“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钟惺说她“字字至理，第四句尤是至情”。清人黄周星则说，她的末句“大抵从老成历练中来，可为惕然戒惧”。

　　李冶的诗名早已传到京城。唐德宗传诏命李冶入宫，那时她大约年近半百，身体也弱，却只得终止闲散隐逸的日子，启程远赴长安。李冶的《恩命追入留别广陵故人》流露了当时的心境，既有离别故土的无奈、供奉内廷的忐忑，又有一丝荣幸——才華、名气居然上达天听，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恩遇呢：“无才多病分龙锺，不料虚名达九重。仰愧弹冠上华发，多惭拂镜理衰容。驰心北阙随芳草，极目南山望旧峰。桂树不能留野客，沙鸥出浦漫相逢。”

　　谁能料到，踏上的竟是不归之路。

　　唐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长安被变兵攻陷，德宗仓皇出逃，先后躲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梁州（今陕西汉中）。前节度使、太尉朱泚在长安称帝，伪号秦。战火漫卷，人心凄惶，官军与叛军残酷厮杀，朱泚之乱终于平定。第二年七月，德宗返回长安，他惊魂甫定，便兴师问罪，李冶因为曾经给“伪帝”朱泚献诗、“言多悖逆”而被清算。德宗怒责李冶，为何不能学严巨川作诗“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将她处死。

　　陈尚君先生的《唐女诗人甄辨》写道：近年在俄藏敦煌遗书中发现多首李冶的佚诗，其中第三八六五号存诗，“今人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上据《奉天录》所载，认为此即其上朱泚诗，可信”。朱泚称帝时，李冶因为有诗名，受命写诗赞颂新朝，她的诗很尽职尽责地讴歌“天下归心，祥瑞频现，天地含育，生民逍遥”。其后四句为：“紫云捧入团霄汉，赤雀衔书渡雁桥。闻道乾坤再含育，生灵何处不逍遥。”此诗并无新意，但“当时流传很广，乃至敦煌也有传本”。但德宗读来勃然大怒。软弱一点的文人容易成为帝王的化妆品，为“盛世”涂脂抹粉。当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又往往因文字而贾祸，李冶也不能例外。

　　古人很相信“一语成谶”的故事。还是《唐才子传》讲述的，李冶六岁便能吟诗，她的《蔷薇诗》云：“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李父读了很气恼：这孩子聪黠异常，将来恐怕会成为没有妇德的女子。果不其然。这段描述相当不可理喻，一位父亲不太可能因为两句并不出格的诗，就那么恶狠狠地诅咒自己的女儿。李冶没能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其出色才华兼放诞性情，又使她不甘于当一个默守青灯古卷的静寂道姑。她斑斓又清冷的一生，不知包含了多少命运的阴差阳错，哪里能用“轻薄”、“浮艳”几个字草草归纳？不过，李冶那些层出不穷的情感遭遇、纷纭心事，倒确实像蔷薇的藤蔓，繁密交错，纵横凌乱。

　　李冶与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不寻常的诗歌才华让这位女道士的个体生命曾经绚烂地绽放，也让她饱尝纵情者的恣意狂欢与失意人的黯然神伤。最后，居然也因为诗歌，让她死于非命。

　　李因：底下还有深渊

　　李因（1610—1685）漫长的一生悲欢交织。她字今生，号是庵、龛山逸史。杭州人，年少时天资甚高，沉溺于读书，弃绝铅华，有时写诗以自娱。但家境贫寒，只能“积苔为纸，扫柿为书，帷萤为灯”，后来更不幸沦落青楼。

　　得以脱离风尘，是因为她咏梅诗中那句“一枝留待晚春开”，被海宁人葛征奇偶然看到，“遂异而纳之”——他为之击节惊叹并纳她为妾。葛征奇是崇祯初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成就一段姻缘，理由再单纯，也肯定比这句浅显之诗复杂得多，但葛征奇本人愿意这么说，旁人更津津乐道，可知当时风尚之一斑：明清文化繁盛熟透之际，诗词才华不仅是文人在交际圈里举足轻重的砝码，就连青楼女子也能借此傅粉添彩，增加被倾慕的分量与改写命运的机会。

　　婚后的十几年，是李因一生最安定甜蜜的时光。葛征奇宦游各地，她也随之行走南北，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溯太湖，渡金、焦，涉黄河，泛济水，达幽燕”。游历令人眼界宽广，也滋润了她的诗画。道路艰险、兵戈迭起，未能阻止她在羁旅途中吟咏作画，妙词佳句往往得于颠簸的舟船和驴背，写诗常有惊人语。1643年秋，明王朝即将覆亡，处处是末世的惶恐衰飒景象。他俩在宿州遭遇兵变，周遭鼓噪声喧、箭矢如雨，同舟人慌乱中皆作鸟兽散。李因多处受伤，血流不已，还只顾踉跄着找寻葛征奇，见他安然无恙方才放心。

　　那次劫后余生，她的首饰钗环都丢了，手里只紧紧抱着诗稿，并庆幸万分。葛征奇赞赏李因的大气，更下决心立即为她印刷诗集，以免她的呕心沥血之作毁于一旦。《竹笑轩吟草》很快付梓，葛征奇在序中赞不绝口：“清扬婉妩，如晨露初桐；又如微云疏雨，自成逸品，绝去饾饤习气，即老宿巨公，不能相下。”

　　不只是自家人葛征奇使劲夸李因，她的诗也受到普遍推崇，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曾经给李因作传，他认为，当时以诗歌的文采风流“闻于天下”的女子，首推柳如是、王修微（王微）和李因三人。李因早年的青楼好友中有不少才女，如李澹生善音律、下棋、写诗，章韵先擅长杂剧与画兰，李因诗集中有不少跟她们的唱和之作，其中赠柳如是诗云：“不解长条系别离，一声折柳正相思。秋风犹恐成憔悴，好护青青似旧垂……”

　　这类诗多写得清秀婉丽。

　　李因更卓然出众的，还是花鸟画。看她的《荷花鸳鸯图》、《芦雁图》、《石榴八哥图》、《菊鸡图》等，忍不住要啧啧称奇。她笔下那些神色灵动的鸳鸯、八哥，栖息或游弋在花草丛中，活泼得像要破纸而出。她同时也画山水，追慕米芾父子，静水远山、茅屋渔舟中，有疏淡闲适的文人意趣，又似乎比男画家的山水多一丝和暖的家常气息。相比之下，葛征奇对她的花卉最是服气，曾说：“花卉我不如姬，山水姬不如我。”

　　李因常在风景清幽处、天光云影下尽兴泼墨，“每遇林木孤清，云日荡漾，即奋臂振衣，磨墨汁升许，擘笺作花卉数本”。在李因绘于崇祯十五年（1642）的一幅花鸟长卷上，葛征奇题道：夏日清寂，浓荫蔽日，侍女捧砚台，烹香茗，李因挥洒笔墨，“绿烟红雨袭人襟袖……山静日长殊不为恶，亦长安销夏法也”。那些在书画中消磨的恬静时光特别值得回味。三年后葛征奇就去世了。

　　李因的画当时就有盛名，被推为“闺阁中翘楚”。人们夸赞的角度大抵类似：“尽洗铅粉妍媚之习”，“极有笔力，无轻弱态”。徐沁《明画录》也说她“苍秀入格，点染生动，大幅益佳，此闺阁而得士气者”。那是男人主导话语权的时代，但凡画得不显“女气”便是佳作吗？那倒不见得。但李因确实远离了纤弱、柔媚的小格局小趣味，有精微传神的造型能力，笔致洒脱老到，风神清隽俊朗。

　　晚明士与妓的结缘蔚为风潮，葛征奇、李因是其中让人称羡的一对。尽管这类才子佳人故事的本質，仍然不脱男子冶游与纳妾的窠臼，但新的时代气息已悄然而至：女人不再等同于“花间词”中的角色，仅仅以明眸皓齿、巧笑倩兮作为男人的观赏或狎昵对象，她们中的佼佼者潜心艺文，任智慧的锋芒脱颖而出，且尽力与男文人平分秋色，这也是现代意识的萌芽。

　　这些才子佳人在诗书画方面往往趣味相投，有切磋有共鸣。黄宗羲说他们“夫妇自为师友，奇书名画，古器唐碑，相对摩玩……”葛征奇和李因都酷爱绘画，他喜欢为李因的画加上题跋，以区别赝品；也颇愿意以元代书画家赵孟頫与夫人管仲姬（她也精于书画）的珠联璧合，来比拟他和李因的投契；无论花晨月夕、晴天雨天，他俩还喜欢一起拈韵写诗，“意思相合，便拍案叫绝，率以为娱”。这样的闺房趣味，文化含金量确实很高。

　　李因的《和家禄勋画帐》之一写道：“月落空庭树影高，开窗自起读《离骚》。”《离骚》和《花间集》之类是她的案头读物，她也爱纵论古诗、乐府与历代诗歌风格的变迁。

　　李因曾在《莲鸭图》上颇自得地题诗道：“若信三生因果事，前身应是辋川人。”辋川人即唐代著名隐逸诗人王维。当沉浸在诗画中时，她的审美、趣味、价值观、自我定位等不自觉就是士大夫式的了，女人传统的角色、色彩完全淡化。

　　他们之间，有了类似现代意味的情感方式和较为对等的关系。除了都痴迷于诗画，还有许多细节能印证他们感情深厚。李因画的鸳鸯多出双入对，有一幅《荷花鸳鸯图》却只绘一只孤零零的鸳鸯，花、叶似乎也含忧带愁——作这幅画时，葛征奇将与她暂时分别。葛在画上题写缱绻之语：“芰荷为衣，芙蓉为裳。双飞者翼，相与徜徉。”钤的印文“芥蓭”，是将两人的号是庵、介龛分别取一字，加上草字头得来。

　　果然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顺治二年（1645）葛征奇溘然去世，他们从前的相知与默契越深厚，未亡人就越冷寂凄凉。雪上加霜的是，李因从此还要独自面对贫困，她靠纺织和作画为生，有时饮食都难以为继。“何计驱穷鬼，将愁送五更”。幸而海宁人常将她的画作为当地名品馈赠亲友，她不时能借此弥补家用。那时候，同邑人仿冒李因者便有四十多人。

　　李因的诗在亡国、丧夫之后，更添故国沉沦的悲怆和痛失亲人的凄婉。“白发蓬松强自支，挑灯独坐苦吟诗。”《岁暮记愁》之一云：“布衲单寒补又穿，更兼雨雪度残年。穷愁自是难消遣，那得邮筒寄九泉。”她没有子女，独居竹笑轩四十年，于穷年暮景、风雨寒宵中想念亡夫，写了数十首悼亡诗。葛征奇的学生、晚辈对李因的为人与才学很敬佩，认为她就像自己反复吟咏的梅花一样“质素凝华”，“安富贵而不骄”，“当冷落而自若”。

　　李因在《忆昔》的小序中追忆：明末躲避兵火，她曾经与葛征奇坐小舟穿梭于芦苇间，葛征奇慨然道：唯有以死报国。她则无比灰心：即便杀身成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话到伤心处，他俩“对泣欷歔，万感交集”。抚今追昔，痛定思痛：当年何等绝望的处境，两人分担着，悲凉中还是有暖意的。那时候以为已跌落谷底，谁知底下还有深渊。

　　人生的底牌，真的要等到老了，才能彻底翻开吗？

　　薛素素：骑飞马挟弹弓的女人

　　薛素素（1598—1637）的绝技，大家是知道的，酒后面容泛着酡红的她，利索地将宽松的衣衫稍加收束，走到场地中间，然后轻轻侧头，拉弓、仰面，右手一紧一松，紧接着重复同样的动作。但见两个弹丸在空中先后飞出，疾如流星。后一个弹丸速度更快，奋力追赶，猛然击中前面那个，碎屑落了一地；接着她又将弹丸放在地上，用左手持弓朝着地面，扭过身子，右手从背后反转过去拉弓弹击，这动作更显出她身姿的柔韧和灵巧。最关键的是，用这样高难度的姿势她也总能百发百中。还有更绝的，她把弹子放在婢女额上，然后一射而中，“弹去而婢不知”。最后一则，让我们想起《庄子》里那个运斤成风的木匠，能一斧头削去朋友鼻子上的石灰，鼻子却安然无恙。

　　薛素素是明万历年间秦淮名妓，苏州（一说嘉兴）人，字素卿、润卿，名气直追马湘兰。“少游燕中，与武陵年少挟弹出郊，连骑遨游，观者如堵”。挟弹弓、骑飞马，跟一群富家子弟在原野联袂驰骋，红颜妩媚，英姿飒爽，难怪要引得路途围观者如潮。

　　她可不只是个动作明星，除了上面所述“善弹走马，以女侠自命”，“善驰马挟弹”，“绝技翩翩，亦青楼中少双者”，还能画兰竹、吟诗词、写小楷。诗、书、画、琴、弈、箫、绣花和驰马、走索、射弹，样样精绝，故清初诗人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称她有“十能”，夸她绘“山水、兰竹，下笔迅扫，无不意态入神”。胡应麟《甲乙剩言》也说她下笔“各具意态，虽名画好手，不能过也”。人们称她为“薛校书”（唐代女诗人薛涛）。薛素素的诗，清浅中也有悠远淡然的意境。比如：

　　香尝花下酒，翠掩竹间扉。

　　独自看鸥鸟，悠然无是非。

　　——《独斟》

　　少文能卧游，四壁置沧州。

　　古寺山遥拱，平桥水乱流。

　　人归红树晚，鹤度白云秋。

　　满目成真赏，萧森象外游。

　　——《题画》

　　秦淮名姬能诗善画工书法的真是不少，但要像薛素素这么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却独此一人。加之她“姿态艳雅，言动可爱”，一时名动公卿，资质逊色点的同行在她面前不免自惭形秽。

　　遇到趣味相投者，她当然是兴致勃勃的。文人的雅集邀请了薛素素，她若是高兴，再远再晚也不推辞。姚旅的《露书》讲述，万历三十年（1602），品茶高人冯开之等在西湖赏月，薛素素驾一叶小舟夜发清溪。等她从秀水（嘉兴）赶到西湖，已是五鼓时分，颇有几分乘兴而行的晋人风度，时人视之为“豪举”。

　　万历时官员、后家居苏州的著名书画家范允临很赞赏薛素素的画艺。范的妻子徐媛是一位性情活跃的诗人，她与薛素素等名妓往来密切，其诗集中有几首写薛素素的诗，除了夸她能诗会画，绣技非凡，小脚纤细，舞姿灵巧，“双弯娇衬步莲生，一束蛮腰舞掌轻”，更赞叹薛素素“手把龙文谈虎略，胸罗十万薛嵩兵”。除了有马上英姿，还能谈论军事方略。

　　薛素素的画像流传到川、贵、湘、鄂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酉阳的土著领袖彭宣慰见了陡生爱慕，心驰神往。一個姓冯的家伙觉得有利可图，遂谎称他有办法将薛素素带来。彭宣慰大喜，以重金交付冯生，过了很久才发现是一场骗局。宣慰一气之下，将冯生羁留在酉阳，十多年后才放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讲这段故事时还觉着新鲜：“北里名姬，至于倾动蛮夷，古所稀有也。”

　　薛素素曾嫁给江南文人沈德符为妾。沈德符是浙江秀水（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自幼跟随居官京城的父亲在北京生长。我们今天知道沈德符，是因为他那本记载明代典章制度、民俗轶闻、朝野掌故、山川风物的《万历野获编》，为研究明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读本。薛进入沈家后，他俩也有过花间吟诗、林下挥毫的闲适日子，她那时的画幅，下面就钤“沈氏薛”方印。他们的婚姻却未能持久，薛素素后来离开沈家。

　　明代戏曲家李日华题薛素素《花裹九香》，说她“能挟弹调筝……又善理眉掠鬓。人间可喜可乐以娱男子事，种种皆出其手”。冰雪聪明、如花才艺，却也只能用于“娱男子”——心气和灵性再高，总也敷不好身份的硬伤。她中年长斋礼佛，“数嫁皆不终”，晚期嫁入一个老富翁家。

　　中国人习惯以“白头偕老”祝福天下眷属，薛素素的几段姻缘，不知为何不能善始善终。是她灵敏的反应、迅疾的风格，使她对失望的男人绝不拖泥带水、隐忍将就？还是前方总有更大的诱惑牵引她？抑或是年华老去、魅力难驻？她百步穿杨的奇技，究竟射中了一份心满意足的生活没有……那许多留白引人揣测。

　　倒是薛素素用过的一方砚台，信息翔实——脂砚斋是《红楼梦》最权威的评点者、曹雪芹的至爱亲朋和创作伙伴，而脂砚斋收藏的一方脂砚正是薛素素遗物。那方小才盈握的袖珍砚台，砚面随物赋形，被雕为长圆果子形，配两片叶子。砚台盒盖里画了薛素素小像，上有篆字“红颜素心”，是明代大画家仇十洲的女儿仇珠所绘，边上刻着“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的隶书小字。砚背刻了王稚登赠薛素素的诗：“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點，余润拂兰芝。”

　　王稚登还题了“素卿脂砚”四字，“素卿”即薛素素的字，这便是脂砚的由来。这王稚登即秦淮名妓马湘兰一辈子的单恋对象，他也赠给马湘兰一方砚台，马湘兰刻有铭文“百谷之品，天生妙质。伊以惠我，长居兰室”。这两方意味深长的砚台一直惹人议论：王、马、薛之间是否有过一段隐约的三角关系？马湘兰和薛素素曾合作绘画，而沈德符笔下的王稚登，为人处世相当龌龊下作——以妓女贿赂官员，居间请托牟利；大肆做假古董骗钱。因为掺杂进了薛素素这条绯色线索，就不知沈德符是据实以录，还是拈着酸的文人相轻了。

　　那方秀润的脂砚，据考证是康熙年间有人送给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此后历经几百年尘世辗转，新中国成立后由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替吉林省博物馆买下（最后在一次展览后神秘失踪）。薛素素肯定无论如何预想不到，她的遗物竟会跟脂砚斋、跟《红楼梦》发生奇妙的牵连，甚至顺便让今人遥想一番。才子董桥便说：“迷上《红楼》迷上脂砚，我曾经连薛素素也迷上了，坊间偶得一幅她的兰花斗方，挂在卧室半夜里差点梦见她。”

　　王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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