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汉学家眼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北美汉学界的关注重心是中国古典文学、历史以及社会，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受到重视，文学价值也不被认可。六十年代，这一情况开始得到改善。“新左派”的出现，以及北美汉学的现代转向，尤其是1972年尼克松的访华之行，开启了费正清所谓的美国对于中国“另一个高度热情的时期”。

　　此外，美国“国防教育法案”以及相关基金比如“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也为北美的汉学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北美大学也推出类似“东亚文化要览”式的跨国界课程，刺激了相关出版社，因而在七十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选集，用以满足教学使用。这一时期的翻译选集，特点有三：（1）主要由学术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出版，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纽约大学出版社等;（2）译者主要为学院内学者，学者们基于各自研究方向开展了相关的翻译活动，因此尽管展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却怀有各自学科的立场和关怀;（3）中国现代小说重印译本所占比例较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长期受到冷落，一时相应译本缺乏，比如这一时期鲁迅小说的译文，就多采用大陆杨宪益夫妇译文。而在这批出版的翻译选集中，有四本值得注意。

　　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革命史”：詹纳尔和《现代中国短篇小说》

　　詹纳尔（W.J.F.Jenner）毕业于剑桥大学，主修中国历史，1963年来到中国，作为外国专家供职于外文出版社，曾翻译《西游记》，并撰写历史传记《从帝王到平民：爱新觉罗·溥仪传》。

　　1970年《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74年和1978年两次再版。除了鲁迅作品和最后一部分的“说书人的故事”選自戴乃迭和杨宪益的译本外，其他均为詹纳尔亲译，所收作品依次为：高元勋《二老渊》、郭同德《旗杆阵》;鲁迅《孔乙己》、《故乡》、《祝福》;柔石《为奴隶的母亲》;郭沫若《双簧》;茅盾《船上》;老舍《开市大吉》;叶紫《偷莲》;张天翼《度量》;艾芜《海岛上》;赵树理《孟祥英翻身》;高朗亭《怀义湾》;孙犁《铁木前传》（第一部分）;谷岩《枫》;房树民《霜晨月》;王杏元《铁笔御史》;现代说书人讲的故事两则（唐耿良《穷棒子办社》;徐道生、陈文采《两个稻穗头》）。

　　该选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首部在英语世界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选集。然而，当时北美中国汉学家却对此嗤之以鼻，夏志清随后在1971年其编撰的《中国现代小说选集》序言中，直接批评詹纳尔的这部选集充斥着“共产主义的故事”，谈不上是对中国文学的展示。而美国汉学家白之也在其同期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序言中，将其所选作品标注为“共产党作家作品”。实际上，这些评价失之偏颇，对于其编辑目的并未做仔细的分析。詹纳尔是出于其对中国历史讲述的目的，选择了这些中国现代小说。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以来就和政治紧密相关，而其中战争和军队在中国五十年的近现代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因而选择了能反映中国革命史重要事件的作品，并按照事件的发生顺序排列了作品，涉及农民起义的“捻军”、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文学运动、北伐、“左联”、内战、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合作社等历史事件。

　　虽然文学技巧和文学形式并非该选集的关注点，但也并非完全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立场。在序言中，詹纳尔明确表明，1966年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活力几乎被扼杀，因此没有一篇作品收录入集。该选集是当时詹纳尔自身左翼立场的反映，其在西方世界的出版，也显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左派”思想运动后，西方世界对于红色中国以及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接纳态度。

　　二、新批评眼中的“纯文学”：夏志清与《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

　　夏志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中文教师，是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疆之士，曾撰写《现代中国小说史》（1961）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68）。尤其是前者，被称为是拓荒巨作。此书改变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单一的叙述方式，发掘了沈从文、张天翼、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被认为为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历史框架和批评标准。

　　1971年《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众多选集中，此部很特别。首先，篇目精少，仅选择八位作家的九篇小说，依次为郁达夫《沉沦》、沈从文《静》和《白日》、张天翼《春风》、吴组缃《樊家铺》、张爱玲《金锁记》、聂华苓《王大年的几件喜事》、杨沂（笔名水晶）《嗐里里嗐里》、白先勇《谪仙记》，其中聂华苓的作品为其英语亲撰小说重印于此，并非译文。其次，夏氏个人色彩浓厚，不仅在作品选择上另辟蹊径，通过翻译和副文本，也能感受到夏志清作为译者、编者以及文学批评家多重声音在文本中的交织。此外，该选集主动担起了历史任务，企图经典化台湾文学，将此认定为中国“文脉”的延续，认为重现了中国典型的怀旧情结，也传达了一代华人在身份追寻中的绝望和沮丧，正是基于此，夏通过该选集推举了“中国现代文坛新人”聂华苓、白先勇和杨沂。

　　该选集以作者的生年顺序进行了作品编排。不同于早期出版的选集，包括米尔斯（1930）、斯诺（1936，1937）、王际真（1941）、袁家骅和白英（1946）的选本，夏氏选集将郁达夫的作品列为首篇，强调了其所重建的文学传统与之前占主流的左翼文学传统大相径庭，重视个人情感和精神世界，将文学表现力和人性展示放在了首位。同时，从选文数目和作品选择上，也可看出夏在该选集中“别有用心”地推介非左翼作家沈从文。《白日》和《静》从故事性看，都不算是极好的短篇小说，但夏志清借用两部作品中孩童的纯净视角，加强了选集中所欲表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抒情性，特意区别于以往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说教和实用性特征。此外，尽管空间有限，夏还推出了长达三万字的小说《金锁记》，该小说被夏在《小说史》中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作者张爱玲以抒情式叙述见长，笔触细腻，刻画冷峻，在文学性和审美性方面表现出与左翼作家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

　　该选集为多译者译文合集，包括刘绍铭（《沉沦》）、叶威廉（《静》、《白日》）、侯建（《春风》）、Russell Mcleod（《樊家铺》）、张爱玲（《金锁记》）、杨沂（《嗐里里嗐里》）、白先勇（《谪仙记》），其中张爱玲、白先勇以及杨沂的作品为自译。上述译者均来自北美学术圈内。夏志清在其中扮演了总编译的角色，对大部分的译文进行了校对和编辑，并且增加了脚注，以便于读者理解，体现了该选集的专业性和学术性。

　　夏氏选集以及其《小说史》的出版，有力地回应了当时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实用倾向，反对将文学文本仅当作反映社会和历史的素材。夏志清通过美国学者勒菲弗尔所谓的“文学再书写”类型，即翻译、选集编撰、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编撰，试图将欧美“中国学”学者眼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带回到文学研究的框架中去。

　　三、重见天日的“左翼文学”：伊罗生与《草鞋脚》

　　伊罗生（Harold Isaacs），时为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来到中国，与中国进步人士如茅盾、鲁迅和宋庆龄等交往密切，不仅为《大美晚报》和《大陆报》的撰稿人，还主编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该刊在上海发行，为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资助的进步刊物，除了抨击中国时政之外，还译介了相当数量的中国进步文学作品。

　　1974年《草鞋脚》由耶鲁大学出版，成为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左翼文学的作品，收入了鲁迅等十六位作家的二十五篇作品，包括鲁迅《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风波》、《伤逝》;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叶绍钧《潘先生在难中》、《多收了三五斗》;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某夜》;蒋光慈《阿三》;楼适夷《盐场》、《死》;胡也频《同居》;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茅盾《喜劇》、《春蚕》、《秋收》;应修人《金宝塔银宝塔》;王统照《五十元》;夏征农《禾场上》;丘东平《通讯员》;何穀天《雪地》，还收入现代剧（郭沫若的《卓文君》）和新诗（殷夫《血字》），展现出了中国现代小说从反传统伦理的五四文学到重视阶级斗争的“普罗文学”的历史变化进程。《草鞋脚》的编译经历比较特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其初译已经完成，与《活的中国》一样，受到“左联”的重视。作为左翼领导人，鲁迅和茅盾还为此文集的选文和编译积极运筹，不仅提供了可选篇目，还撰写了序言，茅盾甚至还为此编撰了详尽的中国本土左翼期刊目录作为附录。然而，因为伊罗生陷入共产国际内部政治漩涡，出版受阻，再加上《活的中国》的出版，该初译稿被闲置在伊罗生家的阁楼上近四十年，几近遗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伊罗生夫人在与哈佛大学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的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及此事，在后者的提醒和建议下，译稿才得以重见天日。1974年在经过耶鲁大学出版社大幅修订后终于出版，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1982年，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经过对部分篇目的修订后，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草鞋脚》的原文选集。

　　《草鞋脚》的初译稿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与编辑同时进行，主要译者为杨启荪，为左联派遣译员;另一部分为重印译文，主要译者为乔治·肯尼迪（George A.Kennedy，1901—1960），此人出生在杭州莫干山，三十年代在上海租界某中学教书，后成为美国著名汉学家，在耶鲁大学教授汉语，中文名为金守拙。伊罗生对其译文青睐有加，在选集中收入了其在《中国论坛》上发表过的多篇译文。

　　四、古典诗学传统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白之与《中国文学选集》

　　白之（Birch Cyril），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学系主任，是享誉国际的中国文学专家，翻译过明代戏剧《桃花扇》和《牡丹亭》，也曾编译过多部中国古典诗文选集。

　　白之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为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文学的选集，首次将中国现代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的考察范围。该选集分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65年，为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被当时的汉学界评为“最好的中国文学英文选集”。第二卷筹备历时五年，1972年出版，作品跨度从十四世纪到现代。该套选集由纽约重要学术出版社——丛树出版社出版，受到了亚洲文学项目的赞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文学译丛系列”，较具影响力，不过白之的关注力显然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部分。

　　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部分，是从1911年开始，占第二卷不到三分之一的篇目，被分为六个专题：（1）现代短篇小说，即鲁迅《祝福》和茅盾《春蚕》，前选自斯诺的翻译选集《活的中国》，后选自王际真1941年编译的鲁迅作品翻译选集;（2）新诗，收入徐志摩、闻一多、艾青和冯至的作品;（3）历史剧，即姚莘农的《清宫怨》;（4）“人民文学”的创作，即王铁的《摔龙王》;（5）“流亡”小说家，为张爱玲的英文作品《怨女》;（6）台湾新诗，收入周梦蝶、罗门、商禽、痖弦、叶维廉、叶珊的作品。除短篇小说外，其他均为该选集编译者翻译，除白之外，还包括华人汉学家许芥昱和其他外国译者。从所选作品数量和作家分布看，明显以诗歌作为文学正统，现代小说地位不高。在序言末尾，白之也提到，“中国文学中没有诗人的声音将是不敢想象的”，反映出传统汉学对白之编译影响之深。

　　然而，尽管白之恪守研究传统和文学展示，也难掩七十年代特定时代背景对其编译选择的影响。在本卷前言，作者曾言明，由于篇幅所限，如果该作家的政治影响大于其文学影响，则对其作品去之不用。然而，鉴于当时社会左翼思潮以及时局变化，白之收录了毛泽东诗两首，即《沁园春·雪》和《水调歌头》，可能因为是旧体诗，将之归在晚清文学中。在选集推荐语中，也特意提及选入了毛诗作品，以吸引读者的注意。

　　综观上述四部选集，虽然意在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却在不经意间如“镜中之镜”，折射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同印象，也呈现出共同的时代特点，反映出当时西方世界面对中国相对积极的拥抱态度。此外，在上述选集内部，也显现出当时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七十年代中的发展张力，包括传统汉学与现代中国学、反映论与纯文学、大陆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等多种力量的相互冲突和影响。

　　傅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