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韶山”研究的新成果

　　2018年6月，《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历史（1921—1978）》（简称《韶山党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最大的特色就是突出了“毛泽东与韶山”这一主题，包括毛泽东1920年冬成为马克思主義者后五次回韶山（进行家庭革命，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考察农民运动和视察韶山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韶山革命纪念地建设等。此书充分吸纳了高菊村（以下简称“高老”）等专家最近十余年来的科研创新成果。例如：1921年毛泽东家成为革命家庭后，二十（以前误认为二十二亩）亩水田、十三间半瓦房和柴山、菜土并没有分送给人家，而由“毛震公祠”代管，派人“建账设簿”，掌管家庭的全部收支；1929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在报纸上发布“训令”，“一律没收”毛泽东家所有“田产”，但因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共同努力，巧妙周旋，使得国民党湘潭县政府没有实施没收，家庭不动产依然存在；1921—1949年，毛泽东家虽有佃户交纳佃金和租谷，但支出繁多，尤其是关乎革命方面的支付项多量大，入不敷出，管账人无奈，只好不断地向主佃户（既佃田又租屋）增收佃金，而增收佃金就是借债，佃户可抵租谷，所以，毛泽东家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不仅实际上负债累累，而且住在韶山的毛楚雄（毛泽东小弟毛泽覃之子）的外婆周陈轩没饭吃，1950年土地改革工作队没给划定任何阶级成分，等等。

　　高老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并入党，六十年代初期在湖南师院毕业并留政教系任党史教员；1963—1964年，参加中共湖南省委社教工作队被派驻韶山；1965年8月，省委宣传部将他从师院调到管理局工作，历任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以下简称陈列馆）馆长、管理局宣传处处长，1991年被中共湖南省委任命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直到1997年4月退休。高老毕生从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生平的宣传研究，始终不忘初心，坚持奋勇前进，2003年，被评选为第一师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两万名毕业生中“最具影响力”的十名学生之一。现年八十四岁，仍笔耕不辍，系中国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名誉理事、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理事、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韶山市委党史联络组顾问。2007—2018年6月，他全程参与了《韶山市志》和《韶山党史》的编辑与审改工作，对于上述问题，毫无疑问最有发言权。以下内容，系我多次采访、请教他之后整理而成。

　　一、成果丰硕，由来不凡

　　2013年到2016年，高老主持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的专题调查与研究（以下简称专题调研）。专题调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2013年1月至8月，他邀韶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苏小波（以下简称苏老）、纪念馆原副馆长刘胜生（以下简称刘老）、管理局宣传处副处长谭意参加，多次到纪念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韶山市档案馆、韶山乡档案室查阅文献资料，走访韶山市、湘潭市、长沙市有关老人共三十八人，访问老人约一百五十人次，召开各种座谈会和研讨会约二十批次。该段成果主要体现在两篇文章中，一为他和苏老等联名发表的《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问题的历史考证》，见2013年11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办的《党的文献》第六期；二是同年9月，他接中央文献研究室通知，出席“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为《从富裕到贫穷——毛泽东家庭经济演变和成分问题的历史真相》，见2014年5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下册。通过此段调研，明确了毛泽东韶山老家的不动产，1929年实际上没被国民党没收，但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逐渐入不敷出。土改划成分时，无任何人提出要为毛泽东家划成分，根本不存在长期以来许多书籍与媒体所宣称的什么为成分问题“争议不休”，最后请示毛泽东后划为“富农”的情况。

　　事至如此，本可告终，但高老素有敬业求真、精益求精的精神，他在第一批成果成文后，又反复研究毛泽东的家庭账簿——“清抵簿”（原物），发现在2013年初纪念馆复印该账簿时，有关同志有漏印情况。同时又疑问重重，毛泽东家产当时如何做到没被没收？韶山在陈列宣传中又为何那么坚持“已被没收”？这种宣传究竟从何开始？还有，毛岸英1950年5月回韶山时的合影，何时为何被去掉一人，又长期不标明合影具体地点和人物姓名、身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高老在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又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调研，查阅有关资料，访问老人三十余人次。2014年11月，在四川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第六期发表《毛泽东家庭经济百年演变历史真迹》；2015年9月，在《党的文献》第五期发表《让文物与老人“对话”——韶山毛泽东家庭历史研究新成果》；2016年，在湖南省委主办的《新湘评论》发表《老账簿，新研究——“清抵簿”破解毛泽东家庭历史之谜纪实》；同年8月30日，在管理局主办的“天下韶山”网，发表《毛岸英回韶山合影失真缘由》一文。后一阶段的调研不仅圆满回答了上述问题，而且使得整个调研成果更加充实和精准。

　　我好奇地问高老：像这样事关重大的专题调研，是怎样提出来的呢？高老笑着答道：这个由来很特别，也很偶然。2012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室务委员冯蕙先后打电话给我说，最近看了香港××电视台播放的有关湖南土改的电视专题片，其中有组韶山十余位老人座谈的镜头，字幕小标题为“亲历者忆韶山土改”。根据编者意图，老人们正在模拟当年给毛泽东家庭划成分的历史情景。甲说：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几位亲人，是典型的革命家庭。乙说：家里虽然有佃金和租谷收入，但开支太大，1949年前几年，周外婆住上屋场（以下统称故居），连饭都吃不饱，就是个贫雇农。丙说：他们家有不少财产，当时有人主张划中农、富农。丁说：还有人主张划地主，只因他是党的领袖、政府主席才没划成。电视专题片还透露，因当时争论纷纭，韶山乡党支部书记毛仁秋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还回了信，作了“划分为富农”等三条指示。逄先知、冯蕙想确认我看到过此信没有，有没有此信手迹，如有请给他们寄去，他们正在为《毛泽东年谱》定稿，准备按手迹将其内容录入。我回答说：没有看过原信，只从许多书上看到过信的内容，更无手稿原件和复印件。他们又问：土改法规定，划分成分的唯一根据是土改前三年家庭经济状况，你了解这一情况吗？我如实回答自己也不了解。他们笑着说：这一情况连你都不了解，还有谁了解呢？

　　在毛泽东家乡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连毛泽东家庭经济历史和土改划成分的情况都不了解，我思之再三，内心深感愧疚和不安。第三天，我打电话给他们二位，表达自己一定要调查清楚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的决心。他们连忙劝阻，说我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就不要进行了，并指出要查清这个问题，难度很大，甚至不可能，但我表示：自己已满七十八岁，还不弄清更待何时？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就是万一搞不清，也死而无憾！

　　我倾听了高老的动人叙述，深感韶山这次专题调研确实来得很不一般。我问高老，能否将他研究过的其他一些历史问题，逐一说明其情况及由来呢？他欣然同意，下面是他的概述。

　　母亲文素勤。1966年之前，韶山宣传毛泽东的母亲没有名字，一般称文氏，在文家姐妹中排行第七，一般也称文七妹。2008年，我在改写《青年毛泽东》一书时，看见毛泽民于1939年在莫斯科代毛泽东填写的《履历表》中，父母亲一栏写了母亲“文素勤”，于是，我第一次将其写入书中，后经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反复研究，批准如此而定。

　　六位党员。过去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家在创党初期，即1920—1923年竟有六位共产党员。我在2011年撰写纪念党成立九十周年文章时，就确认了这一史实和结论，其关键在于赵先桂1924年前是否属毛泽东家庭成员。我与刘老查阅了1911年编修的《韶山毛氏三修族谱》（她五岁就上了族谱，因为与毛泽覃指腹为婚），还有1922年7月毛泽东给外婆家的信，确定属实无疑。1920年，毛泽东建立湖南早期党组织，1921年杨开慧、毛泽民（原误为1922年）入党，1923年毛泽覃、毛泽建、赵先桂入党，所以，在党的创立时期，一家有六位党员，这是中共和国际共运史上罕见的。

　　中共韶山特别支部。1925年6月毛泽东亲手建立的韶山党组织长期以来称呼不一，纪念馆在过去几十年中均作“中共韶山支部”，但因当时未建立县委，同一时期周边成立的党组织，均属中共湘区委领导，故称“特别支部”，韶山应无例外，于是在2013年即改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为与《毛泽东年谱》保持一致，2018年4月又按中央文献研究室意见改为“中共韶山支部”。我与他人合著的《青年毛泽东》在1990年初版时作“中共韶山支部”，2008年再版改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韶山“农考”六天。长期以来，关于毛泽东考察韶山农民运动的时间，普遍认为是五天，即1927年1月5日至9日，但在1973年韶山区老人座谈会上，大家一致回忆，1月9日毛泽东实际上是在与韶山毗邻的湘乡坪里冲考察，却被人遗忘了，应该补起来，而原来所记载的1月9日的考察活动，其实是1月10日进行的，因此总共是六天，即1月5日至10日。当时陪同考察的人员中有两位参加了座谈会。

　　游泳前进毛震公祠。1959年6月25日至27日，毛泽东回韶山。26日下午两点半，毛泽东从韶山招待所前坪坐车，去韶山水库游泳，因为那次回韶山完全公开，所以在毛泽东未到之时，毛震公祠前坪早就站满了人群准备迎接。毛泽东坐的车刚停，大家欢呼向前，毛泽东下车与他们一一握手后便进入毛震公祠。许多书，包括《毛泽东年谱》，都写“游泳后进入祠堂”，均与史实不符。

　　21日下午游泳。1966年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回韶山下榻滴水洞一号楼期间，在韶山水库游泳的具体时间，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和管理局均有不同版本，21日、22日和24日都有，且大多作上午，而无一作下午。《毛泽东年谱》写的就是24日上午。滴水洞当年的工作人员廖时禹在许多回忆文章中就有这三个不同时间。2017年冬，我与韶山党史编辑部同志反复研究了两个多月，11月下旬，我打电话请示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领导，问他们作24日的根据，他们回答说也是根据廖的回忆文章。后来，我与苏老拨通了当年陪护毛泽东游泳的谭伯云同志电话，谭老说，当年他是湖南省警卫连游泳队队长，毛泽东游泳肯定是21日下午，他有当天的日记。后来韶山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龙亚力去到谭伯云家，拍下了他珍藏了五十余年的日记本（原物），还有其他有关材料。大家一致认定，21日下午四时开始游泳。

　　毛岸英回韶山。1950年5月19日，毛泽东派毛岸英回到韶山，毛岸英当晚睡在韶山乡政府办公地点毛鉴公祠，20日到故居拜見周外婆，转达毛泽东的问候，并长时间与她亲切交谈，在故居住了四个晚上。临别前，在横堂屋与周外婆、毛泽东少年好友邹普勋、佃户张云峰等合影，十分珍贵。1962年底，湖南省委决定故居由湘潭县委、县政府管理改为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管理，省文化局又交托湖南省博物馆具体管理。1963年省博物馆从湘潭县接管后，在故居邻居处开辟观众休息室，并在四周墙上挂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韶山的照片，还有毛岸英回韶山的照片，并在说明词中出现毛泽东家的佃户名称。有关领导审查时指出，经省委宣传部审定，多年以来，在故居前的简介牌上写得很清楚，毛泽东家产已于1929年被国民党政府没收，怎么他家还有佃户，于是省博有关同志对照片进行了技术处理，将张云峰去掉，在说明词中也不提及拍照地点和合影人员，只说毛岸英在与乡亲们亲切交谈。

　　毛岸青回韶山。1950年12月下旬，土改即将进入分田地阶段，毛仁秋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土改进展情况，最后请示：“您老家中有几人参加分田？”毛泽东极为高兴，立即派毛岸青回乡传达口信：“一、家人不参加分田，家产由政府处理；二、家庭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三、人民政府按政策办事，人民定会拥护政府。”这就纠正了韶山对毛岸青第一次回韶山时间的错误记录，如《韶山市志》记的是1951年冬；也根本否定了什么毛泽东写回信，发出“划分为富农”等三条指示的传言。

　　韶山招待所建成开放。韶山一解放，湖南省委与长沙地委（后成立湘潭地委）、湘潭县委就给予高度重视，经常来韶山检查工作和开会。尤其是来韶参观者日益增多。1950年底，地委和县委决定新建韶山招待所，1951年2月动工，5月建成，7月开放。8月12日，湘潭县委在此接待了志愿军代表团。过去，对于招待所开放时间，有关书稿记载不一，有说是1950年12月，有说是1951年12月，还有说1952年初，争论纷纷。2017年初冬，我走访了韶山村、管理局、韶山宾馆九位老人，才得出以上确凿结论。

　　韶山陈列馆来历。过去都说是陶铸提出修建陈列馆，由“华国锋一手领导”建成。《韶山纪念馆馆志》记载，“1963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议，在韶山建立陈列馆”，并取得“中共中央同意后”，湖南省委才“着手筹建”。韶山另外一本关于“韶山的过去与现在”的书说得更加离奇，说什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华国锋在“湖南主持工作”期间，就说要在韶山“建立一个很好的陈列馆”，后来在一次“中南局会议上”做了汇报，“陶铸表示赞同”，经“中央批准”后“破土动工”，华主持“开馆仪式”。2005年，我在纪念馆所派同志的协助下，用半年时间查阅了湖南省档案馆有关文献资料，走访了省文化厅、省博物馆等有关老人，才弄清陈列馆是由湖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根据观众的需求，层层上报，后经省委研究确定并报中南局陶铸首肯。因湖南省委担心毛泽东知道后不同意兴建，故始终没有报告中央，也没有举行什么“奠基仪式”和“开馆典礼”，更没有做任何新闻报道。2006年7月，我在《党的文献》第四期发表了《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修建始末》一文，说明了修建陈列馆的真实缘由。

　　二、见证历史，经历传奇

　　2013年，高老将专题调研中发现和使用的有关文物、被访老人名录、访问记录、综合材料，送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新、老领导杨胜群、陈晋、陈扬勇和逄先知、冯蕙、汪裕尧等阅览时，领导们感慨不已，激动地说，“这就解决了毛泽东研究史上早应解决而未能解决，似乎谁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同时指出：“要树立一个新观点不容易，要推翻一个旧观点也难，甚至更难。”

　　据高老介绍，在上述专题调研中，有三件文物资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为“清抵簿”，二为1973年老人座谈会记录，三为1950年隆冬毛岸青回韶山照片（原件已由纪念馆作为珍贵文物征收）。这三件文物均带有浓厚的历史传奇色彩。

　　“清抵簿”。据高老说，他与“清抵簿”有缘，也有过历史误会。他第一次见到它是在1968年冬，当时他任陈列馆资料研究室主任。一天下午，他陪同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毛主席革命纪念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青南，到故居楼上寻找历史文物，筹备南岸等四个革命纪念点的复原开放，他首先看到清抵簿。当时给高老印记最深的是封面上“义顺堂”（毛泽东父亲用过的堂名）和“清抵簿”六字，至于“民国拾叁年吉立”，印象淡漠。他揭开封面，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新梅（韶山著名烈士）儿子毛汉章1950年交王淑兰”字样。虽然它被王主任立即拿走，没能往下看，但是他已意识到是家庭账簿，且误认为毛泽东父亲在世时所用。王主任翻阅了约五分钟，没吭声。但他很可能已察觉到毛泽东家产1929年未被没收等情况，意识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第二天上午，陈列馆革委会主任马骥庭找高老说：“王主任再三嘱咐，这是一份绝密材料，我已用牛皮纸包好，并写了‘绝密材料，绝勿翻阅，放资料室封存。”高老立即将它置于资料室不常用的资料柜顶格左角，从此，他再没动过，也没告诉过任何人。2005年，纪念馆文物资料大清理，将它编入绝密材料部分；后经馆内同志初步研究，2012年将它列入毛泽东革命家庭专题陈列方案，同年冬讨论时，高老提出该簿是毛泽东父亲“义顺堂”账簿，“不宜陈列”。后经各级各位领导研究，真的将它从方案中拉了下来。2013年1月上旬，专题调研之初，他邀刘老进纪念馆文物资料保管部，原本是去查阅1973年老人座谈会记录，后来才想到也看看“清抵簿”。他一看，特别是后来进行深入研究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它是毛泽东家成为革命家庭后的革命文物。2016年3月18日，他在向管理局党委的书面报告中建议，应为它恢复荣誉。当年冬，纪念馆经过报批，即将其补充陈列于“满门忠烈——毛泽东革命家庭”专题陈列室。“清抵簿”从1924年设立，中经毛汉章收藏，1950年由王淑兰接手，1968年高老与它首次相见，在神秘氛围中产生误会，在陈列馆资料室被尘封，直到2013年才真正认清“庐山真面目”。整整九十年，真是经历特殊，一路坎坷。就是这本陈旧不堪的“清抵簿”在专题调研中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没有它，绝对不能推翻毛泽东家产“没收论”和土改划成分时的“纷争论”、“富农论”。

　　1973年老人座谈会记录。1972年5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展出研究组一行八人（其中包括多位专家），由组长谷力虹、副组长乔石率领来到韶山检查陈列室宣传内容（“文革”期间中央委托中联部主管全国各主要革命纪念地）。韶山区（属湖南省直辖）区委指定高老陪同他们五天。他们参观很细，发问很多，例如党史专家张弓问：你们宣传1929年毛泽东家产被没收，以后就没有财产了，根据是什么？等等。临走时，召开非正式座谈会，在会上，乔石一席话给高老留下极深的印象。乔石说：“看来，韶山对毛主席家庭，包括家庭经济历史和成员情况，以及毛主席少年时代和几次回韶山，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要尽可能把实际历史情况弄清楚，没有大量史实作根据的结论，是靠不住的。你们现在调查走访还来得及，还有许多知情老人健在，还可以听到许多真实情况，再过几年、十几年，恐怕就是挖也挖不出来了啰！”随即高老和馆资料研究室副主任吴大为商量，都觉得应深入了解毛泽东的家庭经济发展史和在韶山的革命活动，随后做出计划，并报陈列馆馆委会同意，决定于同年9—11月，在韶山地区六个公社开展文物资料普查，在此基础上召开老人座谈会。年底前，他们拟定了座谈提纲，并报区委批准。1973年2月28日至3月14日，在区委领导下，由他们二人具體主持，召开了三十八位老人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分三组、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十一天分组座谈，第二阶段两天两晚开大会对所谈问题进行集体订正。第一组是毛泽东的堂弟、表弟、表侄，私塾同学，童年朋友，毛泽东家原来的佃户、邻居，集中座谈有关毛泽东家庭的情况，高老重点参加该组，在会上多次启发大家，对毛泽东家庭经济情况，“不要有思想顾虑，要畅所欲言，多谈实实在在的具体情况，我们记录下来，绝不会直接对外宣传，仅供领导参考”。因此大家确实谈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情况。这次专题调研，对“清抵簿”起了特别的佐证作用。不料，在1974年韶山区“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为了打倒区委某领导，说他利用老人座谈会“反党反毛主席”，要给“毛主席家划地主成分”。他们造谣惑众，其头头直接与王洪文、江青通电话，湖南省委也派公安厅长坐镇，成立“专案组”。造反派冲进陈列馆资料室，要强行拿走老人座谈会记录和有关材料，经高老等据理力争才达成协议，“暂存原地”，由他们贴上封条。6月下旬，召开全区揭批某领导“罪行”大会，会前有人找高老谈话，叫他在大会上检举揭发，将功赎罪。高老在会上没有按他们的要求说，而只念了几天的工作日记，用事实证明老人座谈会是在区委某主要领导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恰恰与他们要打倒的人无关。他们气急败坏，将高老拖下台，大会满场混乱，不宣而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高、吴二老多次向党组织汇报，要求给老人座谈会平反。1982年8月管理局党委向省委报告，省委于同年10月正式下文，宣布“撤销‘老人座谈会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原错误结论”，为老人座谈会恢复名誉。但这时，大家都早已集中精力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加之高老等人职务异动，无暇顾及此事，老人座谈会成果被冷落了四十年，直到专题调研中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毛岸青1950年回韶山照片。它在韶山乡政协原主席毛大年家沉睡了六十余年，直到2013年4月，高老邀苏老、刘老在他家访问时才发现。韶山乡韶山村坪上组（距毛泽东家约四里）地下党员毛耀辉（1950年任土改工作队副队长）看到照片时热泪双流，激动地说：“这张照片我曾在毛远翔（即毛大年父亲，他当时在照片背面写着“1950年”）家看到过多次，这是在1950年隆冬，毛主席派毛岸青回韶山传达自己三条口信的照片。”毛岸青在长沙时，由省委交际处接待科科长毛远翔接待并合影，并陪同回韶山。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无法推翻“写回信论”和“富农论”。

　　上述三件历尽沧桑的珍贵文物资料，确实在“毛泽东与韶山”研究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彭金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