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与创意经济

　　当下，版权在创意经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境界、新高度。应如何利用版权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效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意产业发展部副主任迪米特·甘特雪夫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进行了一场对谈。

　　版權在创意经济中的三个作用

　　金元浦：版权究竟是什么概念呢？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定义，其中还包含道德方面的权利。版权也是一种经济的形态，它成为当代衡量经济活动的一项重要指标。

　　甘特雪夫：在我看来，版权在创意经济当中有三个作用，首先它是一个知识因素，可以帮助创作者获得自己作品的回报。第二个功能，它体现了一个市场运营的框架，您需要有一定的规则，能够让创意产业顺利运作。版权也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框架，或者说是版权建立起一个游戏规则。第三，将版权界定清楚，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衡量创意产业的标准，来了解它对于国际经济产生的影响。

　　金元浦：是的，版权肯定了创造者、作家、艺术家、发明家的高价值劳动，维护了整个行业、城市、国家对于创意和发明的永久的崇尚，是推动整个社会创新风尚形成的动力机制。而且，除了经济之外，版权保护了文化、艺术、科学和哲学本身，它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境界、新高度。

　　知识产权保护的另一种声音

　　金元浦：还有一个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有没有负面的作用？在全世界，有很多人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是发达国家度过了它的最初阶段之后又制定的新规则，这种规则总是适用于或者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不是有责任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呢？您认为很多人提出的反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什么合理性吗？如果您不同意，理由是什么？再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对一些世界文化传播造成了阻碍。比如我是西方文学艺术的教师，想做一本教材，但这种资源被世界上很多机构分割版权。那么我怎样才能进行知识的传播呢？在教育领域，版权不是鼓励文化的传播，恰恰是抑制了文化的传播。在当今数字化发展领域中，很多人坚持让人们共享资源，有些发明家或创造家把他们的成果发布在网上，认为分享才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理想。网民更是激烈地反对版权的壁垒。您认为这种大众的诉求合理吗？在全球化交流中，版权保护会不会成为文化交流的障碍呢？

　　甘特雪夫：的确，有些人是反对版权的。一些欧洲的盗版组织提倡废除版权，如果我们要在这种环境下把版权和商业活动联系起来，实际上还是面临着很多挑战的，而且我们还必须要考虑消费者的视角，因为消费者现在比以前有更大的权利。从法律层面来看，还要把法律框架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因为现在在互联网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很多法律框架都是在100年前制定的。还有技术上的问题，比如现在有很多行业都出现了融合，平台也在出现融合，这是版权行业面临的新局面。我们必须适应网络时代的新诉求。

　　其次，不能认为版权是文化传播的障碍。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版权在世界各地一直到现在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大约150年间，世界上最大的盗版问题其实发生在发达国家。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从属于某一制度体系中时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多数国家愿意共同协调法律，在全世界范围内执行并促进版权交易。

　　金元浦：我是坚决支持版权保护的，同时我也觉得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完全用金钱的方式来解决传播，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文化对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较大的逆差，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处于低发展和初期发展的阶段。

　　甘特雪夫：版权的建立是在150年前，因为问题发生在发达国家，因此这种保护体系也就产生在发达国家，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介入，在这点上我同意您的说法。随后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势必要接受这些由发达世界提出的概念。如果您想进入全球贸易，那就要接受全球的框架体系，遵守游戏规则。这也是我认为建立更广泛认可的版权框架体系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今天讨论中比较激烈的问题恐怕是在数字发展领域，在这些领域有一些极端的观点，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极端的立场。是的，发展中国家比起发达国家，购买能力有限，发展程度不同，所以文化产品的价格不应该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制定。但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如果有需求，那么价格就会提高。我们在全球已经设定了市场原则，虽然这不公平，但这就是市场经济。我认为版权并不是人们分享的障碍，你可以与人分享，你自己来决定怎样处置自己的所有权，但你不能决定别人的所有权怎样分配处理。

　　如何在全球更好营销中国国家形象

　　金元浦：您作为一个欧洲人，作为世界版权组织的官员，有着宽广的国际视野。您知道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文化形象还不能令人满意。您也多次来到中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与文化创意产业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打造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甘特雪夫：我认为在营销中国形象方面你们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你们可以提出5项或者7项中国在创意产业方面的强项所在，然后在海外重点宣传强化这些特点。中国在某些市场领域已经有一些品牌了，我指的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创意企业的品牌。应该让人们通过企业的实力、商品的质量认识中国品牌，进而让人们可以将中国与更有创意的文化形象联系起来。

　　文化创意产业的评估测度指数问题

　　金元浦：我们近年一直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指数问题，它关乎对产业发展的评估、统计、预测、预警，关乎产业总体的发展趋势、各地各城市的比较，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甘特雪夫：但是在我看来，指数的主要意义并不是将中国的各个城市进行比较。我认为指数的真正意义在于关注中国的发展进度，研究它的变化所在以及未来趋势，这样就能指导政策作相应的调整，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想法。

　　金元浦：在中国，2002年，我在国内提出和推动“创意产业”这个中国在某些市场领域已经有一些品牌了，我指的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创意企业的品牌。应该让人们通过企业的实力、商品的质量认识中国品牌，进而让人们可以将中国与更有创意的文化形象联系起来。理念。回顾1990年代，我一直在关注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我注意到，1995年澳大利亚提出创意产业；1997年英国布莱尔政府提出“创意英国”理念；在此期间中国一直使用文化产业这个概念。但进入新世纪，文化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条块分割的体制，文化部门单打独斗“文化产业”的种种困境，文化与科技、文化与经济的割裂，文化产业的越界、扩容，与其他产业的重组与融合都呼唤新的理论和实践。文化产业主要被定义为一些传统的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对创意关注不够，对高科技、数字化技术以及产业的跨界现象也认识不足，尤其是忽略了囿于创意产生的一大批创意新业态。我认为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也提出了高科技以及数字化传播作为基础的更新、更高端的产业运营方式。这一推动是适应世界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发展潮流的。

　　您怎样看中国目前这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序列？我们想把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连通，让它从低到中到高端这样循序发展。您如何评价这一思路？目前中国的领导人也都认识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意，以及要以高科技为基础等，也已经形成了一些变化。所以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创意产业发展推动得更快了。您如何评价我们这样一种发展的层次和态势？

　　甘特雪夫：我赞成您讲的中国目前的这种发展方式。高科技是基础，但其实创意产业最初可能都不是以高科技为展现平台的，在其初期，创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传统。当然传统成为产业是需要再创造的。一些视觉艺术、建筑艺术、新媒体等形式的创意则需要高科技支撑，文化结合高科技确实能够更具创造力，也更有表现力。

　　要认清不同地区的先决条件和发展阶段

　　金元浦：目前，中国的发展较为不平衡，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异性很大。您可能对东部的了解比较多，但其实文化创意产业在西部地区的发展，还有很多问题，很多地方都不具备创意产业发展的条件。因此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上，我提出了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其中每一种行业都必须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可以选择后发甚至不发，后发有后发优势，不发有不发的必然。一切都要遵从“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原则。您觉得这样一种探讨有意义吗？

　　甘特雪夫：当然，认清不同地区的先決条件和发展阶段是很有价值的，对于区别发展的方法有重大意义。有时设定太高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没有足够的潜能和条件则无法达到。如果这个地区首先要解决的是贫困问题，那创意产业肯定不是优先选择项。因此我完全同意根据本地的环境条件区分不同地区的发展步骤，也许每个地区都有它的优势所在。

　　金元浦：文化创意产业包含了很多种类，每一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们提出了“一业一策”的对待方式，即每一个产业都应有自己的发展思路和政策，您在这方面有过什么研究吗？

　　甘特雪夫：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具体的研究。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在省市层面找到足够可信的数据，那么就可以展开这项研究。我们在介入其他国家时，只展开了第一步，即对创意产业部分的调查和制定。你们需要建立一个最小值的研究基础，来提供有效证据。

　　创意产业的未来发展与宏观趋势

　　金元浦：如何看待当代创意产业的未来发展，例如它对基础消费水准的要求，它对产业发展水平的要求，它对人们生存状态和文化素养的要求等。

　　甘特雪夫：创意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方兴未艾，在有一些国家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衰退，但是从全球市场来看，我们即使是在衰退期，人们对于创意产品的需求仍然非常强劲。人们仍然听音乐、买书、看电影，创意行业和经济其他部分的联系非常紧密，在经济衰退过程当中它们表现也都不一样，在中国、巴西，或者说澳大利亚，并没有受到经济衰退太大的影响，所以这个需求仍然非常强劲。而在有些国家的城市、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它们是和整个经济有密切关系的。比如像广告行业，广告行业是为很多行业服务的；又比如保险行业，所以它们都是相互联系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它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即使遇到了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来进一步推动。现在，一些国家已经提出了新的战略，都是围绕着进一步促进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推出不同的智力平台，希望能够通过在这些消费平台的活动来应对创意行业在全球环境中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