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大城市群域经济体区域创新系统形成机理及其对比

　　不同类型区域经济体催生了不同类型的区域创新系统。 本文对浙江城市群域经济体（棋盘内生型产业集群——多核散状城市群组合）、珠三角城市群域经济体（卫星平台嵌入产业集群——网络城市群组合）、武汉城市群域经济体（轮轴式国家推动型产业集群——圈层城市群组合）区域创新系统的形成机理展开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它们的相同点在于都受惠于政府政策、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点在于区域创新系统形成的资金来源不同、知识和技术扩散方式不同、创新驱动力不同。

　　一、引言

　　区域创新系统指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系统性交互学习的一系列企业及其它部门机构组成的体系（库克，1998），具有非常强的根植性，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基本架构以及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抓手。群域经济体指在产业群和城市群耦合发展过程中，通过企业与企业的分工协作、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产业链和城市链相互交织形成的资源要素流动网络、企业网络和城市网络融合的有机体（郭凤城）。

　　不同的产业群和城市群耦合模式下催生的群域经济体为区域创新系统发展提供的空间范围和地理边界不同、制度供给不同。十八大之后，创新已经成为中国整体发展的核心要素。我国省域之间的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大部分省域对于创新的需求非常迫切，在区域层面的创新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归纳提炼我国三种典型群域经济体的基础上，以区域创新系统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群域经济体区域创新系统形成机理进行比较和分析，能够为在省域层面建立区域创新系统、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提供有效的建议。

　　二、典型的群域经济体

　　不同的产业群和城市群耦合模式催生了不同类型的城市群域经济体，这些群域经济体的产业特征、城镇空间格局演化各具特色。

　　（一）浙江城市群域经济体：棋盘内生型产业集群——多核散状城市群组合

　　棋盘式内生型产业集群是基于地缘关系、产业发展历史自然演化的结果。“根植于本地要素”，依托本地或者国内市场发展起来，对外来的资本、技术等要素在自我发展中实现吸收、消化创造性的组合，经历漫长的演进后，形成产业特定要素的空间集聚状态或空间不均匀分布状态（金祥荣，朱希伟，2002）。在棋盘式内生型产业集群中，企业规模相近，产品同质化特征明显。随着集群的发展，某些企业逐渐在产业链系统中占据有利位置，形成以这些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分工结构。多核散状城市群是一组实力相当的城镇相互吸引，城市群内出现多个中心，空间发展呈现出集聚与分散化兼具的特性。城市群内部各单元既在经济和地理上相互关联，又在发展上相对独立，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和特点在职能上进行了分工和互补。

　　浙江群域经济体是棋盘内生性产业集群与多核散状城市群耦合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挥市场经济的力量，积极尝试制度创新，逐步形成了以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为特点的“浙江模式”。这种模式下产业集群的主体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是原生性，产业组织的主要空间类型表现为专业化产业区；城镇空间格局在市场的推动下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灵活多元路径形成以环杭州湾地区、温台沿海地区和浙中地区为主城镇密集发展地区和以浙西、浙南山区为主的点状发展地区。

　　（二）珠三角城市群域经济体：卫星平台嵌入型产业集群——网络城市群组合

　　卫星平台型产业集群是围绕核心企业（多为跨国企业）构筑产业链，受控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发展，成员企业为核心企业提供配套零部件或者服务的产业集群。关键的投资决策都由区外的企业总部做出，同一地区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横向合作较少。在网络城市群中，成员城市数量较多、规模相近并且发展均衡。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城市蔓延发展，在这种模式中，核心城市与其它城市处于平行竞争的地位，各成员城市功能互为补充，形成合力共同参与区域竞争，共生共荣。网络城市群的首要特点是由城镇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它的特色功能、控制交通和信息资源的的能力，而不是行政等级和规模。这是城市群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能够有效克服极化效应下的城市发展不均衡问题。

　　珠三角群域经济体是卫星平台型产业集群与网络城市群耦合的典型代表。在卫星平台型产业集群的推动下，珠三角地区最早融入了全球产业链。该地区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百分之七十，成员城市发展职能均衡，逐步成为类型完备的网络化城市群体系。

　　（三）武汉城市群域经济体：轮轴式国家推动型产业集群——圈层城市群组合

　　轴轮式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内，众多相关中小企业围绕一个或几个特大型成品商形成的产业集群。处于中心地位的大企业制定规则和标准，在其辐射带动下，区域内各中小企业一方面按照它的要求，为它加工、制造某种产品的零部件和配件，或者提供某种服务，另一方面进行相对独立的生产运作和经营，获得自身的发展。城市圈则是在区域分工的基础上，以特定城市为核心，实现要素集聚和扩散的圈层空间组织。

　　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的显著特征即以政府规划为主要引擎，推动要素集聚和產业价值链的延伸。主导企业多围绕大企业进行衍化，大量的中小企业依附在周围为中心企业提供配套生产和服务，产业涉及钢铁、石化、汽车等。城市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在以武汉为中心的100公里范围内，沿着交通干道呈圈层形态分布是非常典型的单一中心城市圈。

　　三、三大城市群区域创新系统形成机理

　　（一）浙江城市群域经济体群域创新系统形成机理

　　良好的经济基础。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建立奠定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浙江省独有的市县——高新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浙江西部腹地的梯度推进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浙江省出口总额从2011年的2163.4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7666.4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2011年的153.9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75.7亿美元，从2005年使用外资金额突破百亿美元后，每年基本保持平稳增长状态；而利用外资协议项目2016年达到2145个。在地缘优势下浙江省的外向型经济使其具备了在资金和技术双方面的优势，形成建立区域创新系统的优势条件。

　　产业转型的助推。浙江省“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的助推器。浙江省以早期自下而上的民间资本力量推动形成了小型企业、小产品、小规模集聚、大市场、大合作为特色的“块状经济”，“一乡一品”、“一县一业”的产业专业化分工及市场细分，数量多达500多个，行业涉及175个，生产总值超过亿元，是浙江省经济活力的主要源泉。然而由于主体多为私营企业，在初期粗放式的快速增长后，产品质量、污染排放、能耗指标等方面的问题均制约了进一步发展。近些年浙江省致力于整治“低小散”块状经济，通过提升小微企业产品附加值及科技含量，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示范效应的辐射。功能完备且运转独立的中心镇内部创新的示范效应带动了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2007年浙江省首批公示的141个中心镇是具有相对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经济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既能承接周边大中型城市产业转移辐射，也能有效带动其辐射范围内乡村经济发展的小型城镇。在这种具备独立运转能力的中心镇一旦某个企业在某项技术产业方面取得创新成果，便会迅速传递辐射到周边乡镇企业，其他乡镇企业引进、模仿和改进该项创新技术并应用于自己的生产。一个中心镇内的创新成为整个区域的创新，为区域产业创造整体价值，推动浙江省区域创新系统产生质的飞跃。

　　（二）珠三角城市群区域创新系统形成机理

　　改革开放政策是引擎。极具先导性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推动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及区域经济新发展的引擎。改革开放政策，使珠三角地区摆脱了政策及体制上的约束，充分发挥了其地缘区位优势，成功融入到了全球加工贸易的价值链中。（1）全球化竞争压力的加剧倒逼企业持续提高创新研发能力。国际市场购买者精细挑剔的要求和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倒逼珠三角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促使为本地企业在生产技术、产品品质等方面不断突破和蜕变。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主要倚赖从欧美等国引进产品生产技术，随着本土企业自主生产设计自由度提升，竞争压力迫使企业不断增加新技术开发的要素投入，强化产品的差异性，从而把单纯的引进技术，演变成为“吸收——消化——再创新——自主研发”。（2）由于珠三角外资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天然联系，产生了通过资金、技术和高级人才在公司间往来形成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为珠三角地区创新系统形成发展提供支撑。

　　公共服务设施是支撑。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2015年珠三角地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10560家，同比增长19.8%；全社会科研投入强度达到2.47%，同比增长0.18%。2016年前两个季度珠三角地区研发专利申请数量为5.84万件，同比上涨48.6%；专利授权数量1.9万件，同比增长31.94%。特别是深圳已成为珠三角甚至是全国范围内自主创新的领头羊，2015年深圳全社会科研投入强度为4.2%，远高于珠三角平均水平；而高新技术企业更是多达5524家，占比近珠三角地区总体的1/2；专利申请量10.55万件，占珠三角总体的1/3。

　　发达的交通及健全的公共服务设施极有力支撑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培育和发展。（1）珠三角地区基础设施完善。珠三角地区已建设成的与周边八省、港澳地区相连接的公路网络，以及城际轨道、铁路、航空、水运等构成综合性一体式交通网络，加之健全的通讯、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设施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形成提供良好环境；（2）政府打造的创新服务平台，也在完善珠三角创新体系方面起重要作用。例如顺德区政府打造的产业服务创新中心，在整合创新资源、提供创新服务方面提供众多支持。

　　空间产业分布的优化是条件。集群效应下区域空间产业分布的结构性优化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升级发展创造了条件。群域范围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专业化分工不仅提供了协同高效的生产方式，有效规避了单个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的成本、难度等各项风险，并且使得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和调整成为可能，成为滋养创新要素集聚的土壤。珠三角城市群与卫星平台嵌入式的产业集群耦合发展，让同类企业在区域范围内不断集聚，内部则通过生产工艺专业化、生产配套服务专业化、产品专业化等，使专业化分工达到极致。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形成了沿珠江口东西两侧分工明确、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九大城市各有自身功能定位以及重点发展产业，城市群逐步走向成熟阶段。

　　（三）武汉城市圈区域创新系统形成机理

　　两型社会的建设要求实现突破。两型社会建设要求武汉城市圈自主创新实现新的突破。2007年武汉城市圈被国家发改委定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总体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推进“九大体制机制”创新，包括创新资源节约、创新环境保护、创新对内对外开放等，推动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成为武汉城市圈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通过自主创新改变产业同构现象，增强同类企业布局的横向合作互补关系，促进武汉城市圈域内产业结构协同高效发展与优化升级，改变武汉城市圈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呈现“散”、“乱”、“差”等特征，提升武汉城市圈综合竞争力。

　　优越的创新环境提供有力支撑。从硬件条件方面看，武汉城市圈长江黄金水道流域中游地带，是国内重要的铁路、公路交通枢纽，同时还拥有中部地区最大规模的航空港，而公路、铁路、水运、航空交通的建立也使武汉城市圈成为东部经济向西延伸开拓的重要承接地，良好的区位条件为武汉城市圈与外部地区进行人才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换提供平台；从软件环境方面看，武汉市教育科研的综合实力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是中部地区优秀人才和高新技术最密集的地区，武汉东湖更是仅次于关中村全国排名第二的智力密集区；从产业基础角度看，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武汉城市圈打下了坚定的农业基础，工业方面也建成了以汽车装备、农药化工、钢铁等为主的工业体系，而以旅游、物流、信息通讯、房地产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也初具模形。

　　独特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优势。武汉城市圈在“弓箭型”经济发展格局中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使其具备承接东部、连接南北创新资源的战略作用沿海地区先行开放，促进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等三个中国经济经济引擎的发展，经济规模和效益双快增长的沿海经济带，造就了中国经济之弓；连接成渝城市带和长三角城市群的长江流域经济带，构成长江之箭；贯通京津冀和珠三角的京广铁路经济带构成弦。武汉城市圈位于中国长江流域经济带与京广铁路经济带的交汇处，是贯通中国南北、东西发展轴线的中心，也是“弓箭型”经济发展格局的搭箭点和着力点。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武汉城市圈成为承接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增长极产业转移的重要地点，此外，三大城市群知识、技术、人才集聚的扩散效益及溢出效应，也为武汉城市圈创新城市发展提供支撑。

　　四、三大群域经济体区域创新系统形成机理的对比

　　对三个群域经济体群域创新系统的形成机理进行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一）相同点

　　均受惠于政府政策。浙江省在推动“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中政府起主导作用，主要通过搭建创新平台、政策支持、指导规划、品牌打造等方式，营造利于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珠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东风下，率先成为世界加工工厂，国际市场买家对产品品质严苛要求倒逼珠三角城市群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武汉城市圈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建设，也是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探索的促进武汉城市圈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受地理位置影响。浙江省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已与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建立外贸往来关系，全方位的对外经济格局为浙江省区域创新系统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基础；珠三角享有与港澳、与东南亚隔海相望的地缘优势，能够更好的参与到全球化生产价值链中，外资集聚效应显著，提供创新动力；武汉城市圈是中国“弓箭型”经济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搭箭点，使其成为承接东部、连接南北创新资源的重要战略位置。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公共设施的建设是吸引创新资源、滋生创新萌芽的基础条件，浙江省与珠三角地区均位于中国沿海地带，便捷的海路运输及航空，辅以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构成一体式交通网络，充分保障区域范围内创新要素的流动，武汉则以中部最大航空港、长江黄金水道、京广铁路等交通网络实现区域互动；政府搭建的创新服务平台，也在整合创新资源、提供服务方面提供支持；此外教育、医疗、通讯、文化娱乐等设施也为吸引创新资源集聚提供良好环境。

　　（二）不同点

　　资金来源不同。浙江省创新资金起初较多来源于自有资金、民間集资等内源融资，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也增加了浙江省对外资的依赖程度，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170亿美金，同比上升7.4%，外资成为浙江省区域创新系统建立的重要支撑；2015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268.75亿美元，总量居全国第一，FDI的流入不仅带来了区域创新系统形成的必备资金，也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方式、市场营销理念等溢出效应；武汉城市圈创新资金则更源于财政科技投入及东部发达地区创新资金进入。

　　知识、技术扩散方式不同。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累积了品牌知名度、人才、技术等必要基础，是浙江省区域创新的根基；珠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的机遇，同时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也使珠三角协同港澳朝打造亚太地区最具创新活力城市群的目标迈进；武汉城市圈在“弓箭型”经济发展格局中重要的战略位置，为其与东部发达地区进行人才流、资金流、技术流等创新要素交换搭建桥梁，因此武汉城市圈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必然受东部地区影响。

　　创新驱动力不同。浙江省在整治块状经济推动其向产业集群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小企业相互推动的创新冲动。产业集群所要求的企业横向合作，有效降低了单个企业创新成本，也解决了企业因担心无法避免被同质企业模仿而缺乏创新动力的问题；珠三角在从“世界加工工厂”向高科技制造、服务和创新中心转型过程中产业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沿珠江东西两侧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示范区建设，是在协调资源约束、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过程中，促进产业质量与产业结构两方面改善，必然要求武汉城市圈创新资源节约、创新环境保护，走创新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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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课题《扩展区域发展新空间视角下郑州大都市区城市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8B23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产业群和城市群耦合视角下区域创新系统的比较研究》（证书号：20183837）。

　　（作者单位：1.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2.天津市规划院；3.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万宇艳 孟颖 何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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