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

　　“新年以后”。

　　比特在微信上回复这么一句话。当然可以理解为元旦后就来津城，但也可以说是把事情推到了2020年，也就是他根本没答应什么。就像平安夜在北京飘起的大雪，对于身在津城的张欣来说，只是一种引起某种心情的想象，并不会实际带来什么。跟他的交谈变得前所未有地艰难，像是在使劲挤一片牙膏皮，时不时才能出来一点儿，不知道是里面堵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剩余了。一切都是从那次争执之后发生的，张欣完全想不到冲口而出的两句话，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不会把我的今后，跟这么一个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人连在一起！”

　　这就是那句话。虽然语气有点激烈，但听上去完全没有什么，就和特朗普打给泽连斯基的电话一样。再说原因还是知道了比特有好几种病，而他不上医院体检，也不肯换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完全就是在拿命不当回事。这至少可以理解为某种关心吧。但是比特却像所有外国人一样，觉得是侵犯了他的个人权利。虽然张欣一向只在外国人注册的婚恋网站上交友，根本就对中国男人失去了兴趣，这种文化隔阂最后还是会显露出来，让人无法预防。

　　现在到元旦还有三天。2019年就这么过去了，之后是2020一整年。2019这一年，张欣觉得自己过得没有头绪，除了交往了比特这件事。这件事也在年末变得没有头绪了。

　　剩下的，就是在北京和津城之间的两地跑动。张欣变得无限熟悉北京南站和津城站，两个车站的气氛是非常不同的，就算隔着短短半小时的城际高铁路程，两个庞大城市的性格也完全不同。在津城，每次出门去赶火车，在小区旁边的高架桥引桥落地的前方，总是可以看到不慌不忙乱穿主干道的人。道路上的车也不多。时间似乎随之慢了下来，这在北京是无法想象的，走进像地下蜂箱一样嗡嗡作响的北京南站，忙碌紧张的气息就迎面扑来，走慢一点就会被擦身上前的人撞到肩膀。张欣说不上自己喜欢哪头的气氛，大约就是因为这一点，只好两头跑来跑去。

　　在津城，张欣基本不怎么出门。她觉得出门也只是在一个大的养老院里，没有什么人可以交往。她也不喜欢津城人。他们虽然是在养老，却有一股为老不尊的赖劲儿，就像那些乱穿马路的人一样，没有谁觉得需要遵守规则，或者礼貌一点。她待在这里，只是因为有一间房子。

　　张欣喜欢收拾房子。来到这里时，房子在要紧的地方堆了好多不必要的东西，几乎不好住下来。张欣用了几天来清理。如果说活在世上最后有一件什么事情让张欣留恋，那就是收拾。收拾出来以后，她也就熟悉了这个房子，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自己的一样，虽然房子是老波的，是老波的父母留给他的。老波自己常年呆在北京，在那边租房子，几乎不怎么回来住。

　　收拾的过程當中有一把木圈椅，张欣觉得它太大又用不上，拿出去搁在院子里。老波却忽然打电话回来说，有张圈椅是父亲从前坐的，不要扔掉。张欣看了一下屋子里，并没有别的圈椅，赶紧跑出去找圈椅，已经有一个老人在掂量这把椅子了，只是圈椅有点沉，他可能不好弄走。张欣连忙说椅子是自己刚刚拿出来的，老人还奇怪地看着她，似乎她应该解释，说的是不是真话，为什么好端端地要把椅子拿出来，既然拿出来了他当然就有理由拿走，张欣觉得这正是津城人的想法，她几乎是把椅子从老人手里夺了回来，考虑着放在哪里合适，后来发现在主卧室和客厅之间还有一个空间，不仅这把椅子，另两个箱子也码在那里了。

　　收拾东西的时候老波回来看了一趟，晚上就睡在刚支好的客厅沙发上，张欣睡在床上。入睡之前，两人随便地聊了一会天，像是两个同性那样穿着睡衣短裤，很自然地先后去使用淋浴。

　　老波是个“同志”。这也是张欣能和他成为很好朋友的原因。张欣总是能交到这个圈子里的男性朋友，比和同性交往更加轻松。

　　书架上还有一些零散东西，张欣都没有扔掉，是老波从各处“顺”回来的。有外文书、餐厅的刀叉、纽扣、画廊的小摆设，最多的是地铁出站回收的乘车塑料币。刚巧北京和津城地铁站都换了塑料硬币，如果是纸质卡片，老波应该就没有这么大兴趣了。不知道他每次是怎么出站的，大约是尾随。

　　“顺”小东西是老波的怪癖，控制不了，就像有两年时间张欣走在街上，总是会把手背在身后，把手心的一串钥匙抛起来，再准确地接住。她这个小小的特技常常引起朋友的注意，直到后来有天她忽然失去了兴趣。

　　张欣不知道老波哪天会对顺东西失去兴趣。作为一个艺术设计师，他本来应该跟这号事不沾边的。当初他也没有理由跟在三里屯附近租一个门面卖服装兼住家的张欣认识。

　　原因还是死去了多年的小平。小平是租住张欣起居间沙发的室友。他来张欣店里看衣服，前前后后来了几次，买了几件近乎女生式样的T恤。他的言语举止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有天让张欣忽然猜到他可能是位同志，并且是做零的那种。两人渐渐地聊起天来。没想到最终小平看上的并不是架上的衣服，倒是那张椅背可以放下来的红色沙发。

　　小平有沙发就够了，不需要床。他睡床的时候总是在国外，每当在广告公司上了大半年班，挣够了一笔钱，他就去国外旅行上大半年，把钱花掉，再近乎一文不名地回来，老实去公司上班。因此他在国内租房子不划算，一张过夜的沙发正是他需要的。他甚至并不真地将沙发背放下来展开。

　　小平是个同志，这是他能够租用张欣客厅里沙发重要的前提。如果是个异性恋，两人自然会生出无穷的麻烦。他也是一个很远的外省的人，家里有什么人，张欣一直不清楚，似乎他很少和家人联系，就像辞掉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离开攀枝花以后的张欣一样。

　　张欣自己睡里间的主卧，主卧的一半摆着几行衣架，挂着出售的衣服，像是舞台上的几道帘幕，另一半放着那张床，对于张欣一个人来说有点显得大了。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同床伙伴。

　　架子上的衣服是张欣从动批淘来的，那时候动批正红火，远没有到面临拆迁的光景，在北京混下去的方法也容易得多，譬如在离三里屯并不算远的这种地方租一套房子卖服装，连店面带自己的住处都解决了。对于只在家乡攀枝花上过大专，又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北京的张欣来说，这算是最好的一种办法了，比她前后几年折腾过的当文员卖楼盘都强。

　　架子上的衣服批发价都不贵，吊带裙T恤之类，再贵的也压不起货。挂起来能卖一两百一条，张欣觉得这种差价并没有问题，除了地段的区别，主要是其中包含了自己的眼光。这种眼光，是要提着黑色大塑料袋穿梭在动批的摊位人流之中练出来的，一眼能看出材质和式样、花纹的品味，并不是天生那点感觉就可以，开始也确实上了不少当，价格上也拿不到便宜货，好在后来都熟络了。拖着大塑料袋坐公交赶地铁，也能感受到其他乘客投来的眼光，有时被售票员要求买两张票。但一周一次的辛苦忙碌，就能換来其他六天的悠闲。那些日子卖出两件衣服，在红沙发上坐下来，给自己倒一杯果汁，张欣就觉得在北京，很多人没有自己过得这样自在。

　　小平租了客厅的沙发之后，他在国内的日子，教张欣学会了喝点红酒。他有一些朋友，偶尔会经过张欣同意，带到家里来喝酒，并排几个坐在那张他租用的红沙发上。有时他也喊张欣跟他一块去三里屯，在外国人一条街上吃串，喝杯啤酒。那时吃串还不兴叫撸串，洋人街也不叫脏街，虽说地面确实是稀脏能照出人影，店铺的门面也歪歪扭扭私搭乱建，像各种肤色和语言一样混在一起，坐在店门口高脚凳上吃烤肉喝大杯啤酒的人们，起劲地闲聊和碰杯，谁都没把脚下的垃圾和蚊蝇当一回事，似乎这是来到三里屯的必备派头。不过在这样的场合，小平倒是那个保持着平时的态度，从不大声叫嚷，半天抽上一根烟，决不随地扔纸巾和烟蒂的人。

　　小平的脾气好到极点，说话慢声细气，几乎从来不会跟张欣红脸。似乎一切蛮横和暴力哪怕稍稍靠近，都让他感到羞愧，主动离得远远的，不管是他还是别人的错。两人唯一关系有些紧张那段时期，是张欣信主之初。

　　刚信主的张欣传福音特别热心，觉得自己被圣灵充满了，走在街上拉住一个人就想传，感觉北京的大街都是闪闪发光的。她想让小平信主，还想让他改掉同性恋取向，因为这在圣经里是死罪。

　　面对她的热心，小平不知所措。

　　“我觉得你信主是件很好的事，可是我和你不一样啊！”

　　张欣说每个人都需要主，又说小平的心刚硬，不肯认罪悔改。认罪这个词显然对小平刺激很深，刚才他苦涩微笑着的脸变得沉重，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张欣还要继续说他性取向的事，但是她隐隐有一种担心，说出这件事两人的关系就不可挽回了，或者不再是目前租用沙发这样明白的关系，走上一条从前没有预料到的路。这样的路，张欣半夜失眠，感觉到小平在客厅沙发上轻微鼾声和呼吸的夜里，偶尔也会想到，只是觉得完全不可能。眼下这样的路张欣不敢去走，因此她没有再往下说，只是继续劝他信主。

　　以后看来，张欣留住那句话没有说，是两人能够继续二房东和租客兼朋友关系的原因，小平不再带他的同志朋友来家里，但也没有搬走。再后来一段时间，对于张欣的传福音他也习惯了，只是露着他那抹不好捉摸的微笑。给人传福音多了，张欣渐渐感到，小平的态度已经算是很好的。有次她和小平还有一个朋友在路边小馆吃饭，张欣做了谢饭祷告，边吃边聊起耶稣的十字架和福音，那个朋友忽然放下筷子，夺门冲出小饭馆落荒而逃，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当时张欣和小平都愣在那里。时间一久，张欣自己的热心劲儿也有点过去了，北京的大街褪去了金光，恢复到尘土夹带钻人鼻孔的杨絮的面目，一个疑问却在张欣心里保留下来，同志不改变性取向，会不会下地狱呢？

　　这个问题在小平离开到去世的前后两年间，又渐渐地浮现出来。离开之前的半年，小平的身体状况比不上从前了，有一次他中断了旅游提前回国，说是感到特别累。平时他经常犯困，在沙发上坐着坐着就歪着头睡着了，杯里的剩酒忘了喝，晚上入睡前也没有洗漱，身上常常散发出隔夜的气味。这在过去的小平身上是不好想象的。有一次他那样头朝后歪倒在沙发上的时候，张欣偷着用刚面世的彩屏诺基亚手机给他拍了张照，当时是觉得好玩，也没给小平看。照片像素很模糊，几年之后换手机倒出来的时候，有点吓到了张欣，照片上的小平脸色发黑，有点像过世了的样子。这是她保留下来小平唯有的一张照片。

　　小平开始常常感冒，从前茶几上的红酒和香烟换成了长长一排药瓶，还需要上医院隔三岔五去输液。再后来他对张欣说，自己打算回老家去养病，复原了再回北京来。张欣帮小平收拾好了东西，也没有多少，只是一个背包，小平出门不喜欢带拉杆箱。这个背包小平也背不起了，从邮政寄了回去，这时张欣知道他的老家在四川，奇怪他的普通话里不带一点川普腔儿。张欣自己在北京也从不说四川话，因此两人都不知道彼此是老乡。

　　小平回乡之后，他喝剩的半瓶红酒始终搁在那里，张欣没有去动，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抽掉了他留下的半包摩尔香烟，他抽的烟是女士的。张欣给小平打过两次电话，开始时本人接的，说正在养病，恢复情况不错。再后来手机停机，就再也打不通了。有时张欣会想到小平究竟怎样了，或许有天会忽然出现在面前，带着他熟悉的微笑，在红沙发上坐下来。

　　小平走后，红沙发再也没有迎来租户，意味着房子租金少了一个人承担。生意还是那样，三里屯附近的房价上涨了，房东开始七七八八找事儿。租约还有大半年到期，房东不好意思直接涨租金，就提出房子面积大，有一部分空着，要隔断一部分出去，加一个卖烟酒的门面。张欣觉得这是变着法儿赶她走，最后也只好走了。三里屯周边的房价确实长了一茬，再也没有临街又合适的房子，只好搬到了草场地。离动批远了，进货来回倒腾费事，有时要花上一天半，车票费也增加了。地段偏了，生意也寡淡，渐渐有些维持不住了。

　　在张欣考虑是否离开北京的时候，接到了小平姐姐发来的一封邮件，是小平的口气，在他离世前两天写下的，距他离京回家不到四个月。小平说，自己很快就要去世了，考虑到立即通知朋友们，给大家的打击比较大，他嘱咐姐姐在自己去世后两年整，再把消息告诉大家，因此朋友们现在接到这封延迟了两年的邮件。邮件上有五六个抄送地址，里面两三个是张欣认识的，包括在脏街喝过一次酒的老波。

　　接到这封信，张欣仍旧很受震动。认真回想起来，她不是没想到过小平可能已经去世，还隐隐猜测过他得的是什么病。只是后来自己搬房子折腾，生意又不景气，就把小平的事忘掉了。小平让大家接到邮件后不要悲伤，他自己对于人生是很知足的。张欣又想到了那个问题，像小平这样的人，对人无比地和善，不会在言语哪怕是表情上伤害任何一个人，生病去世了，还考虑到朋友们的感受，让姐姐两年后才发来邮件通知大家，只是性取向不一般，这样的人就该定死罪下地狱吗？他们的性取向，是能够改变的吗？改变了小平也许就不会生病，不会死？

　　张欣想不出答案。过后不久，她也关张了店面，离开北京回到了攀枝花，这个疑问和红沙发的记忆，也只好带离北京了。

　　在攀枝花，张欣仍旧没法安稳地待下去，但一旦离开北京，想回去就更难了。父母催她找个对象，她不想听从他们安排的相亲，敷衍了事式地上了婚恋网站，因为想练一下外语注册了外籍人士的，以前张欣学过幼儿英语，在三里屯卖衣服的时候，张欣去参加了口语培训，能够操着一口僵硬的英语跟买衣服的外国顾客对付上几句。靠着这点外语底子，张欣在网上和不同国家的老外聊天，老的少的，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的都有，后来认识了荷兰的戴维。戴维是个电工，却和朋友合伙拥有一条游艇。他把半年的时间用来工作，半年休假，驾船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出游。这让张欣想起小平，相似却又那么不同。两人就从小平聊了起来，以后越聊越近乎，戴维邀请张欣夏天去荷兰玩，和他在马赛会合，体验一下他的游艇。

　　那一次张欣跟着戴维和他朋友玩了亚得里亚海、西西里，去参观了囚禁拿破仑的地堡，为了省钱没有在别的地方上岸，只是在码头停留，一直航行到希腊，又回到荷兰，在船上住了两个多月，在他的那座小屋里住了一周，人都晒黑了，外语也练得好了不少，不再是以往。张欣的签证能待三个月。以后每年去荷兰待三个月，在攀枝花待九个月成了张欣固定的日程，有了前面的三个月，后面的九个月也就能够忍受。

　　但是尽管和戴维关系很亲近，像家人一样生活在一处屋檐下，二人却没有同床发生过关系。原因是张欣信主后的婚前守贞观念，两人必须先结婚，但结婚又必须是主内弟兄，而戴维尽管脾气很好，在这一点上却极为固执，说什么也不肯信主。他早逝的父母都是基督徒，自己却什么也不信。张欣觉得有点奇怪，是自己这个中国人来劝他这个新教国家的人信。

　　但现实就是两人为此无数次吵翻，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像当初张欣和小平的情形。实际在信主之前，张欣并不是一个性方面特别讲究的人，三里屯那张像在舞台上一样有些大而无当的床上，先后也有过几个男人留宿，只是没有正经谈恋爱，不知为何发展不起来。但信主之后，张欣却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事了。

　　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两人终究吵翻了。那次张欣去荷兰打算和戴维办理结婚，结束这种两地奔波的日程，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受不了在攀枝花的九个月了。但最后的努力却功亏一篑，戴维就是不肯在信主的问题上松口，还张口诋毀了上帝，张欣觉得面前的这个人已经在地狱里了，中途拾掇拉杆箱返回了中国，还多花了一笔机票改签费。在回国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上，张欣一刻也没有睡着，后来想到用英语来挣饭吃，在攀枝花开幼儿英语培训班。

　　好歹靠着自己每年往返荷兰和攀枝花的经历，以及拿得出去的口语，又请戴维帮着买了欧洲英语教材寄回来，两人这点交情还剩的有。在熟人朋友圈打了一圈广告，张欣找到了十几个小学生，开始试验自己在外国教材上突击学来的幼儿英语教学法。

　　办班并不是特别顺利。小孩习惯了国内的知识点办法，觉得张欣的教法难度太高，跟不上。他们在课堂和其他培训班上本来就耗费了差不多所有的精力，再来听这种大部分外语教授的课程，有点打退堂鼓。孩子回去告诉家长，家长提意见，张欣就想组织家长也来学习，体会一下这种教学法的好处，组织了两期亲子课。

　　开亲子课也不好张罗，即使是免费的。家长们的时间不够用，和孩子的重叠不上，晚上孩子们要上自习，只有饭后的两小时。零零落落来了几个家长，举着张欣专门制作的角色牌子，用带着浓重川味的口音说着被他们撂下了二十几年的英语单词，小朋友有些尴尬的回应着，间或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游戏的气氛变得很重，让张欣心里不是滋味。

　　培训班办了一年，孩子陆陆续续地退学，第二年剩了八个，再过一学期减到了五个，还要租地方上课，显得不划算了。张欣用一学期送走了这几个孩子，心想攀枝花就是攀枝花，还是要到北京去。

　　十二年之后，张欣回北京了。

　　母亲给了张欣五万块钱。她说：“你在北京找个人嫁出去，这五万块是你的嫁妆钱”。

　　张欣自己只有三千块钱。

　　张欣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双井附近一个女子青年公寓里，一个房间四张架子床，上下住八个女生，每晚40块钱，住的人大都是来北京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女孩，一般会住到一个月以上，每人有一把钥匙和一张门禁卡。同住的女孩有跑剧组想当小明星的，有像张欣当年一样当文员或者前台的，有到北京投奔男朋友落空的，还有的每天上国图复习自考。每人一个拉杆箱，行李家当都放在拉杆箱里，早晨在公共卫生间梳洗完毕，把最好的一套衣服拿出来，收拾停当挎一个小包出门。晚上回来，有时累得不想去公共淋浴间冲一下就上床睡着了。在她们当中，张欣的年纪显得大了些。有时候坐在架子床沿，双脚踩在不怎么干净的地面上，她似乎是恍然间想到，自己一晃已经四十几岁了。

　　张欣的日程和这些年轻女孩们没有太大差别，在手机上刷招聘信息，跑教育公司，面试。她的长项在于有国外生活经历，口语过关，自己教过幼儿园也办过培训班，短处是没有资格证和好的学历。因为来的时间没赶上开学，只能等培训班教师出缺，一时没有合适的，又正赶上严查民间非法办学，一时间那些躲在居民小区里招生的培训班都藏起来了，像是打游击，张欣待在女子公寓里的日子就多了，除了周末混两家附近的教会，简直没地方可去。自己那点积蓄已经快花完，又不想动妈妈给的结婚钱。正在发愁的时候，张欣见到了老波。

　　比起在红沙发上喝酒的岁月，老波显然老了很多。但就像大多数的同志一样，他的个人境况没有太大的变化，仍旧是上上班，去去圈子的酒吧，没有什么固定的伴侣。张欣和他是约在三里屯附近见面的，这里有了很大变化，那条洋人街几乎完全变了样，很多私搭乱建的门面被拆，屋外占道摆设的桌椅都被拆除，一点也不脏了，但也没有人气了。安安静静地喝着老波请的咖啡，张欣感觉已经很久没有尝过这种味道了，在攀枝花那个小地方，她宁肯喝茶。两人聊到了小平的那封信，老波当然也在收信人之列，张欣聊到自己住的女子公寓。老波说，我在津城有个房子，你要是不觉得远，可以去住。只是乱些，你要收拾下。

　　张欣当时觉得奇怪，自己是信主的，却总是和同志打交道，还受到他们的照顾。老波有个固定的男朋友，那天喝酒的时候也在，他说同志们也有自己的教会，有牧师和圣餐礼。张欣想问他是不是常去礼拜，礼拜时真相信耶稣会搭救他吗，没有问出口，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说。

　　就这样张欣住到了眼下的房子。她可以清早七点起床，乘八点二十的车去北京，能够赶上九点半的面试，连同试讲；如果安排在下午就更方便了，可以在北京见个朋友，晚上乘十点以前的车回来，还可以下午就返回，顺便在菜市场买个菜，给自己消停做顿晚饭。这样的作息，可以一直维持到找到靠谱的工作之前，有了工作或许也可以继续，感觉这里是自己的城堡，有了后方就可以安心去北京碰撞。张欣猜想有不少像自己这样乘坐城际京津两头跑的人。

　　吃晚饭之后，张欣会坐在厨房里那张老波父母当小桌用的缝纫机后面，晒晒从西边来的太阳。这张缝纫机的桌板已经坏了，张欣自己用起子榔头修好了它。她吃一点水果，感到悠闲，有时发两张朋友圈。虽然苹果涨价很厉害，但这是张欣最喜欢的水果，它饱含维生素的汁水据说有抵抗抑郁的作用，又不像橙子之类那样刺激人。有时候，看着窗外开花又结实的桃树，张欣有一点朦胧感，和戴维相处又分手的记忆会偶尔冒上心头，对于能否找到工作，也有所忧虑。但总的来说，张欣对自己在这间屋子里的状态感到满意。

　　暑期当中，有一家外语培训机构聘用了张欣。上班以后张欣发现，继续两头跑的日程太赶了。机构八点半要上课，傍晚五点半下班，赶起车来有点疲于奔命的感觉，更不用说自己做饭吃了，只能在北京南站地下层解决，张欣一点也不喜欢那里闹哄哄的感觉，主要是价格又贵一截。考虑之下，张欣又搬回了女子公寓，打算住上两个月，等到学期开始变成周末上课，就可以继续以往的日程。

　　再次住进女子公寓，张欣感觉很不习惯。不用说地方的狭窄，公用厕所和淋浴间的脏乱，单单晚上有人打呼噜这一项，就够人头疼。上次还好，这次搬进来一个胖子女生，又睡在上铺，压得架子床吱嘎响不说，身子一挨铺，粗壮得像男人的鼾声就居高临下笼罩了全屋，黑暗中大家都醒了过来，开始还各自沉默，后来忍不住开始吐槽，有两个人尝试去推她一下，她翻一下身子，鼾声中止了片刻又响起，张欣只好和大家一样放弃，把头蒙在被子里试图入睡，但陈年棉絮里的汗味和暑热一起让她呼吸不过来，只好又把头伸出来，眼睁睁地熬到天亮，还要起床去赶课，那天几个女孩都迟到了。还好这个胖子女生只住了一周，不然感觉这个公寓得关张了。

　　暑假期间每周只有一天，张欣会回到津城的城堡，好好休整一下。除了买菜她根本不出门，躺在客厅那张自己安置好对着门的长沙发上，有一搭没一搭翻看婚恋网站上的男性照片，回复几条信息，实际上她也没有工夫安排约会。九月开学过后，张欣再次退掉了女子公寓的房间，平时待在津城，周末到北京打游击，住在朋友或者教会里认识的姊妹那里，也抽空和合适的相亲对象见见面。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持续下去，谁知还没到国庆就意外结束了。

　　九月周末班开课之后，张欣觉得暑期用的国内版培训教材程度不够，学生学不到东西，就将自己在攀枝花用的荷兰口语教材复印了几十份，发给学生用，收了每个人二十块钱成本费。谁知学生回家要钱之后，被学生家长举报到机构，说张欣乱收费。机构负责人把张欣找去骂了一顿。向来受不得冤枉的张欣火气一冲，和负责人对骂起来，当场摔下工作就走人了，算起来挣了不到三个月工资。

　　辞职之后张欣闲了半年，找了几处工作都不合适。有一个机构面试时说过两个月会有空缺职位，到时一定会首先考虑张欣，让她回去等着，过了几个月却杳无音信。过年张欣也没有回攀枝花。春天开头以后，张欣渐渐发现自己没有了积蓄，必须动用妈妈给的嫁妆钱了。开始还想着不能动，事到如今，也就顾不得那么多。

　　有一个单位是专门做跨国遗体处理的保险公司，是帮身故在中国的外国人办理身后事，把骨灰或者遗体运送回本国，需要懂外语的人和家属以及使馆打交道，张欣觉得也不错，等了一阵还是没有下文。但在那里面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来投保的外國男人，就是比特。两人加了微信聊起来，比特在中国待了十几年了，他不打算在生前回国，因此来办理这项业务。张欣没想到比特有六十七岁，足可以当自己的大叔了，他看起来要年轻得多。比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这让张欣觉得少了一层重大的障碍。

　　张欣也确实把比特叫做大叔。大叔在一家公益机构做倡导，做起事情来很拼命，一周难得能抽出时间来见两次面。张欣需要事先跟他约好，再从津城的城堡出发。虽然年龄差了二十多岁，两人聊起来还是很投缘，加上吃饭和喝杯咖啡啤酒之类，往往就会忘了时间。如果大叔的下班时间晚，住处就成了大问题，张欣经常是在教友家里打游击，这好歹算是信主混教会的福利。

　　有几天时间，张欣曾经受到一个新认识的姊妹热情邀请，到她家里去住，很快却又闹翻了。

　　这个姐妹在阜成门外不远住，也是租的房子，地方倒是不小，但被各种打捆的纸箱占了一大半，纸箱里是以前家中的各种东西，她卖掉了以前的房子送女儿出国读书，余留的东西就打包转到这里来。看见这些堆积的纸箱，张欣就想要收拾，没想到却引起了两人的矛盾。姐妹回家归来的时候，看到张欣正在擦拭那些箱子，神情就变了。这些东西都不要动，她说。张欣为难地停下手中地抹布，开玩笑地说，灰尘也不要动吗？灰尘也不动，我自己来。姐妹说。这些箱子不动，张欣就没有真正能开铺的地方，只是在沙发上过夜。她觉得在北京二环旁边，这样浪费两室一厅的房子实在太可惜了，7000多的租金。夜晚躺在沙发上，她想到那些纸箱子和箱子上的灰尘，心里就过意不去，它们都在占据这个宝贵的空间，她连其中十平米都租不起。

　　她忽然想到，来这里的当天晚上，曾经对姐妹说过在津城的情形，自己把老波的那间房子收拾出来，然后在里面住。是不是不该提这件事。

　　第二天，姐妹开口向张欣借钱，说女儿在加拿大要交一笔费用，她这里周转不过来了，等一周退休金发下来就还张欣。她说得很恳切，张欣去工商银行柜员机上插了卡，取了3000块钱给她，这张卡是从攀枝花出来时母亲给张欣的，上面存着张欣的嫁资，现在只剩下两万块了，定活两便，一天还能有点利息。张欣自己的借记卡上只有几十块零头。张欣到北京以来，自己很少一下子取这么大一笔出来，都是零散地用掉的。钱借给了姐妹，张欣又在这儿住了一天，两人买菜做饭，买菜是姐妹出的钱，买肉时张欣给了钱，因为觉得油和米都是姐妹的。再过了一天，姐妹又开口向张欣借一千块钱，说上次的费用还不够，张欣拒绝了，说自己也没什么钱了。

　　中午时候，两人没有在家里开伙，一块出去吃，在路上姐妹忽然提出，有一个朋友到她这儿来住几天，要张欣一会就搬出去。张欣答应了，但是想起早晨借钱的事就生气，说那好，我借你的钱，你要赶快还回来。两人没有一块吃成午饭，张欣拿走了自己的拉杆箱，赶回了津城。在地铁和高铁上，她气得浑身发抖，忘记了吃饭。回到城堡，她在微信上不停地催姐妹还钱，当天就要，姐妹开始不理她，张欣以为自己遇到传说中混教会行骗的人了，准备再过去找她算账。但第二天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姐妹把帐转了过来。张欣这才渐渐平静下来。过了半个月，张欣去北京一家教会时遇到了姐妹，两人碰巧挨着座位，这时张欣心里的气已经全消了，觉得当时不该催逼着姐妹还钱，听着讲台上耶稣的教训“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她伸出胳膊轻轻搂了姐妹一下，姐妹没有反应。

　　聚会散场之后，张欣听另一个信众说，那个姐妹曾经跟她说，张欣一到她那里就开始收拾房子，“她把房子收拾好了，你就不好意思叫她走了，她就长住下来，最后房子变成她的了。所以我才叫她走的。”

　　张欣又气得不行，要去找她理论，想想又作罢了，自己毕竟在人家那里住了几天，借的钱也要回来了。只是以后再遇到热心的姐妹，要长个心眼。她感到有点迷惑，怎么信主的人这么多想法，倒是自己遇到的同志朋友都那么和善，没有一点弯弯拐拐的心眼。

　　不过大叔确实是一个和善又没有弯弯拐拐心思的基督徒，每次两人吃饭时都一起谢饭，大叔学着张欣的样子拿筷子，也一块上过两次教会，一起坐在公园长凳上的时候，也自然地拥抱过两回。张欣觉得就差一层纸没捅破，或许这层纸本来就不存在，只是需要在某个时候挑明下一个步骤。张欣犹豫着是不是要提醒比特。这时很久没有联系的戴维忽然打来Skype电话，有些失真了的声音里带着颤抖和哭腔，说自己刚刚查出了癌症，是晚期，要张欣过去陪伴他。

　　张欣有些犹豫，戴维一再恳求，似乎张欣是他在世上唯一的指靠。张欣发现他和一个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平时看起來是那么不一样。最终张欣还是答应了，去使馆办理了出国签证，准备下单买机票。她有点遗憾又不无希望地想，自己或许又要恢复以往的轨迹，变成三个月荷兰九个月国内了，不过现在，她可以把这九个月搬到津城的城堡。但这只是幻想，实际戴维在世上没有几个月的时光了，她只是去陪他最后一程。在机票付款之前，张欣忽然想到了一个步骤，在Skype上问戴维你愿意信主吗。

　　戴维沉默了一会。过了半小时，他打过电话来，愤怒地指责张欣在这个时候要他信主，是对他的勒索。“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照顾，不是信仰。你知道我现在每说一个词，剑突就在疼痛吗？”张欣听得出他愤怒后面的虚弱，和对于她不肯过去的害怕。她觉得自己提问的时机确实有点不对，或许应该等到再后面的时候。她又想到这头的大叔，她还没有敢把这消息告诉他，自己去荷兰陪伴了三个月戴维，回来和大叔还能继续吗？想到这里，她又给戴维发了一个信息：“要是我现在是癌症晚期，你愿意过中国来照顾我吗？”

　　没想到这个问题让戴维更生气了，他说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不能这么问。戴维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也不会说中文，但他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是你的问题不对。张欣觉得自己的那句问话并没有什么，她发现戴维的想法和自己完全不一样，在一起待了八年，以往只是不肯信主的问题，现在知道思维方式上很多也是不一样的。戴维最后挂断了电话，张欣的机票也没有下单，过了几天戴维发给张欣一条信息，说他的医生诊断，他的肿瘤还可以切除治疗。他的精神好了一点儿，没有再提要张欣过去照顾他的事。张欣心里像是有点难过，又像是放下了，这边还要继续找工作，和大叔交往。

　　有一所私立学校有意要张欣，他们的课程是每天下午一点钟到晚上九点，张欣觉得晚上回津城有点赶，希望他们改成下午两点钟，人家说固然想要你，但不可能为你更改课程时刻，张欣想到又要在北京住女子公寓，或者另外花两三千租个合租的房间，就舍不得津城的城堡，最后只好作罢。有一个留学的女孩打算近期归国，她是津城人，说是打算和张欣合作，在津城这边办一个教育培训工作室。可是她的行程一再拖延，张欣感到她也脱不了津城人的脾气，女孩自己也经常说津城人的坏话，觉得在家乡做不成什么事情。这件事情也就像很多个看上去像是机会的事情一样，不了了之。

　　大叔渐渐知道了张欣的经济状况。两人的关系虽然并没有迈进决定性的一步，他却开始给张欣打钱。十月份生日那天，张欣收到了大叔转给她的第一个微信红包，是八十八块八毛八，附言是生日快乐。接到这个不大不小的红包，是在从菜市场归来，银杏叶开始飘落的小区路上，张欣的心就像沉甸甸飘落的叶子，实实在在快乐了一下，自从和戴维分手，这是第一次有男人给自己转钱。

　　那个白天，张欣少见地没有呆在城堡里，出去到津城最著名的五大道逛了一圈。这里的几条街道是从前的租界，有很多民国老建筑，式样很洋气。当初这些洋房的主人也大都从北京过来，在天津修这么个房子作为后方，心还是放在北京，叫做寓公。在一条街道上，张欣路过一个卖卤猪蹄的小贩车，看着红红亮亮的猪蹄，她忽然有了胃口，买了一个拿着，考虑要不要带回家吃，后来她发现街口有片草坪，上面停着一辆古董马车，装饰得像是童话里公主乘坐的，附近还有一个售货亭，张欣过去买了一听罐装啤酒。马车无人看守，张欣费了一点劲踩着脚蹬爬上去，在窗纱掩映的黄铜座位上坐下来，就着罐装啤酒仔仔细细啃完了两个猪蹄，又隔着一次性塑料手套把手指吮了一遍。

　　下了马车，张欣还不想回家去。她顺路往前逛，猪蹄子给了她足够的力气，一直走到跨河大桥上，张欣想起来这是海河，再过去不远就是车站了。这一带她平时都是地铁经过，今天看到沿河两岸有不少外国风格的建筑，想起来当初这里是租界，还是留下来一些东西。大桥本身也像是外国人建造的，有点微微拱起，桥栏是白色的，路灯柱子和灯帽是西洋样式，有几尊像那辆马车一样的黄铜雕塑，造型都是天使和少女，看上去很洋气。夕阳照在海河河面上，把蓝色的河水染红，把那些巴洛克式的建筑染成了金色，微风徐徐吹来，身后的天使和少女都通体发光，张欣的脸也明亮了起来。她第一次感到，这座自己只是当作栖身处的城市，也有它自己的好处。只是这份好处，自己没有心情去体会。以后有机会，她想从大桥头的阶梯下去，沿着海河两岸走一走，到了晚上灯火点燃，这里的风景自然又不同，或许大叔能和自己一块。

　　大叔又给张欣转过两次钱，第二次是转账，520，天知道他对这些数字的中国套路倒很熟络，第三次又变成199。张欣等着他说出那句话，推进那个步骤，他却一直没说，这让张欣有时候感到苦恼，毕竟按照自己信主以后的要求，没有正式的步骤，也就谈不上更亲密的下一步，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她都忘了那种身体的亲密是什么样的了，只是偶尔自己在城堡的床上躺着，恍惚回想起来，很多年里觉得那是羞耻，现在又被大叔唤醒了。那天吃饭的时候，张欣忍不住暗示比特，比特就说到了他身体的状况，原来他有两种慢性疾病，已经几年了，他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转去公益组织的。他没有打算去治，也不做定期体检，觉得自己反正活不了很多年，不如抓紧现在，所以选择了最忙的工作，让自己没有时间停下来。

　　张欣听了这段讲述特别生气。说了一通你不关心自己，不好好治病的抱怨之后，讲了开头那句话。这句话竟然和跟戴维问了那句你会不会过来照顾我一样，成了大忌，想收也收不回来了。然后就是比特的沉默，疏远，不肯见面，十几条微信回一句，她道歉也没有明显的效果。躺在城堡里那张小沙发上，张欣也渐渐领会到，这份对自己身体的悲观，大约也是比特没有采取下一步步骤，譬如说向她求婚的原因，即使是开始给她发红包了。他到那家遗体管理公司去咨询，她就应该想到的。她可怜他，又生气他的隐瞒。

　　既然如此，那干嘛又要和她交往呢。就是寂寞吗？可是又耽误了她的时间。她的时间就是钱，就是母亲给自己的储蓄卡上嫁资数字的一天天流逝，就是在一趟趟往返京津的高铁流水线上的有序消失，难道他不明白吗？这也是他近来开始给她发红包的原因吧。某种补偿。张欣越想越生气，想要像对那个姐妹一样，和他吵翻，狠狠地谴责他，把在和那个姐妹吵架中欠的，在比特身上吵回来。但比特不会和她吵，大约也经不起吵，他的慢性病中有一项就和心脏早搏有关，可能会心梗。因此张欣只是发了信息给他，说自己打算寻找新的约会对象了。比特也回了同意。张欣就又登上了荒疏已久的婚恋网站，像是做了一场梦。她感到暗暗郁闷的是，出生年月摆在那里，每一次登陸，自己的年龄都在悄悄增大，照片和实际中自己的不符程度也在增强。

　　浏览了几次之后，张欣终究没有再去北京，见新的约会对象。心里还是放不下大叔，觉得总该有个了结，不管是怎样，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像她无数次的求职经历一样，总不是个滋味。天气一天天冷下来，出门的日子越来越少。

　　圣诞节前夜，听说北京下了第一场雪，津城这边却没有动静。张欣没有心情去北京，参加教会的庆祝活动之类，但这场下在平安夜的雪带来了某种心情，张欣给比特发了信息，祝福他圣诞快乐，顺带发了一只苹果的表情。大叔回复张欣圣诞快乐，附带一棵圣诞树的表情。想必他这会下了班，待在北京的哪家外国人教会里，院里真的有大棵装饰得五颜六色的圣诞树，青葱的松枝结着苹果，又落上了新雪。张欣借着谈话的调子，问大叔能不能来津城看她。大叔说他人在悉尼，度圣诞假期，然后回答了开头那句话。

　　平安夜里张欣翻来覆去，琢磨大叔回答的意思。大约是耶稣出生在马槽里的时分，她实在睡的无聊，爬起来在家里收拾，这一次是书橱。书橱的玻璃门关着，因为老波说都是父母当年的书，张欣先前没有去动。

　　这些书果然都年久褪色了，书页发黄返潮，有的书已经打不开了，书脊常有破损，露出里面生锈的钉书针，那个年代的书装帧都是这样简单，就像那时的人。而且全是理科书，几乎没有文史哲的，显得无法触摸地严肃。收拾一摞横码的书时，张欣发现了书页下压着一沓家里的黑白老照片，几乎和上下的书页黏在一起了，只能小心地揭下来。

　　照片是在老波很小的时候拍的，父母都还年轻，上色却几乎褪尽了，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身为建筑设计院工程师的父亲戴着眼镜，母亲也有一种知识分子风度，那个年代的老照片上人们总是有这样的气质。小时候的老波也有一种严肃的感觉，即使是手里拿着玩具，却显得他的心思并不在那里。翻到一张三人全家福的时候，这张照片脱了手，却没有很快地坠地，而是像一片落叶那样，转着螺旋缓缓地飘下去，使她来得及腾出一只手在空中接住。从这个动作中她恍惚觉得，自己当年在三里屯住着的时候，背后抛钥匙再接住的绝技并没有丢。

　　当然照片没有坠地的原因，是由于太旧，边缘像一沓落叶卷起来了。张欣翻着这些照片，只能仍旧合成一沓压回书页里，心想，这个家庭注定是不会传承下去了。

　　张欣想到了自己，也是独生子女。父母都是攀枝花的下岗工人，响应国家计生号召，事事没落后，到了前些年却一夜分流下岗了。父亲也和比特一样有慢性病，干不了多少活，母亲靠开麻将馆这么多年，抽一点庄家费，给她攒了一笔嫁妆费，现在用得差不多了。从小她就不喜欢在家里待，大约是受不了搓麻将声音的缘故，现在住在津城的城堡里，用的还是小麻将抽头的钱。在北京没有合适的工作，城堡还能坚持多久呢。

　　她想到了死去的小平，在北京只有一张租来的红沙发，最后生了病，回到老家去世。如果自己哪天生了病，是不是也要和小平一样，回到家乡让父母照料。父母年纪也大了，也快要变成那沓卷曲照片上的人物。到底靠谁照料谁？

　　厨房窗外窸窸窣窣的，像是有小偷的动静，这也是张欣有时会担心的，毕竟在这里她什么人也不认识。或许是忽然出现的老鼠。她忐忑地往那边看去，屋里并没有什么异样，窸窣声息来自窗外，雪正在飘落下来。这场平安夜从北京下起的大雪，终究下到津城来了。

　　明早的城际铁路或许会停运。

　　袁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