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未做之梦

　　生活中人人都做梦，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回忆起梦中情境并将之创造性地记录下来。张鲜明在《寐语》中非常罕见地记录下一百多个梦境，他在一个想象力匮乏的时代让如此繁复的梦幻喷薄而出，实在令人赞叹。

　　人们时常惊讶于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魔幻超乎想象，与之同时又哀叹诗和思想的贫乏。或许《寐语》提供了一个反例：这个特异的文本一方面将叙事带到了文体的边缘，在某种程度上它有《野草》的文风，有着指向诗和思想的层面；在另外一种层面上又有着魔幻与荒诞的叙事风格，有着充满歧义或多义的寓言品格。

　　文学自诞生之日就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指向叙述形式的变革，另一方面则是它拓展了叙事话语所能够表现的领域，而且常常是叙述话语所触及的独特的经验世界导致了叙述形式的改变。《寐语》既无意于构筑一个思想明晰的散文化表达，也无意于构建一种统一的精神分析式的叙述，它的叙事以梦幻的循环联系取代了线性的叙述，它以无穷无尽的令人迷惑的细节吸引着阅读，又以近乎疯狂的、无所不包的无意识瞬间回应着经验世界的诸种状态。这是一部梦的编年史，但不时让人感受到现实世界的情感惊悚。当一个人耐心读完这部作品，他将得到对梦的崭新认知，即对自身无意识的认知。

　　张鲜明是一位梦的记录者，而张笋则是一个梦的释义者。他们的相遇与合作成就了这样一部独特的释梦之书。《寐语》所记录的经验，对许多人来说，或许是一种被无限期地埋葬在无法梦出的惊惧中的體验，一种在梦中和在其他形式的无意识心理层面都无法释放的惊惧，一种既不能清晰地记起又无法忘记、既不能隐匿又无法传达的惊惧。或许，当这样令人惊惧的梦尚未做完就被惊恐感打断了。对无法讲述自身无意识的人来说，阅读记梦之书和释梦之书具有一种疗愈作用，有助于导出我们自身的未做之梦，或导出那些被惊惧感一再打断的梦。

　　通常而言，人们会因为所遭遇的事态太过困扰而无法继续梦下去，便从梦中惊醒了，这意味着无意识心理工作的中断或被打断。一种令人不安的经验无法被无意识的话语结构所转换。未做出的梦，被打断的梦，未转换的情感体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无形的不祥，或难以想象的威胁。

　　写作，尤其是梦的诗学话语携带着强烈的无意识色彩。被张笋称为“梦之诗”或“诗之梦”的《寐语》是作者长期以来惊惧或忧郁情感的转换，在醒—梦之间的转换。张笋将《寐语》非常恰切地称为“梦之诗”，在意识与无意识的话语之间，诗意的写作意味着，梦出被打断的梦。

　　梦的释义并不是将梦进行完全理性化的解释，而是同时保持一种“梦思维”的能力。张笋将《寐语》中的梦做了不同思想范畴式的分类，将梦与清醒时刻人们所思考的各种问题关联起来，从宇宙论的到伦理的，从神话的到精神分析的，从社会意识到集体无意识的精湛分析。然而张笋还有一种在分类之下的释梦方式，我们会看到，有些梦被解读为诗，有些梦以神话—小说的方式被解读，也有一些梦就是生活世界的寓言或神话的变形记。张笋释梦之作的独特之处在于，既对《寐语》进行观念考古式的探究，也保持着解梦应有的梦思维。

　　何以一个人在写作时能够同时保持“梦思维”？在当代最重要的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比昂看来，一个人在说话时——不是那种单调、单义、缺乏言外之意的话语，而是通过比喻、隐喻和转喻的话语说话时——就是在把情感体验及其感官印象转换为经验元素，他就在进行“梦思维”，并进而能够对经验世界进行有意识的思考，不论是他参与的事件还是他所参与事件的感受。如果不深思的话，比昂的看法貌似有些神秘：“梦思维”意味着一个人能够保持“睡眠”状态或是对无法穿透“梦”屏障的某些元素保持无意识的状态。幸亏有“梦”，一个人才可以“保持连续地醒着”，但相对于某些元素来讲，他又是睡着的。

　　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对梦的构想是：“梦成为一个屏障”。这一认知使得梦的作用不再仅仅局限在通过连接已存储的体验元素来描述事物。他翻转了“入睡的能力是做梦的前提”这一常理。相反，他提醒人们，能够做梦才使人有可能入睡或醒来。做梦，创造了意识和无意识，并维持着二者的差别。

　　如果一个人不能做梦的话，他就不能区别开无意识精神结构（例如梦境）和醒着的时候的感知，因此他就不能入睡、也无法醒来，梦与醒就无法辨别了。在比昂看来，精神病患者没有区分有意识和无意识体验的能力，并因此在他的“理性思维”中、他陈述的梦中、他讲话的模式等等方面，都处于一种“奇特的缺乏反响”的状态。张笋创造性的解读向我们表明，记录在《寐语》中的梦，具有唤起多重思想的能力，就像它同时拥有导出我们自身未做之梦的能力一样。

　　在比昂看来，人格中精神病和非精神病的部分总是共存的，一个人无法做梦则被视为人格中的精神病部分的一种反应，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伴有人格中的非精神病部分。这些非精神病的部分可以产生对经验的精神运作，因而一个人也就可以在醒着的时候生成有意识思维、梦思维和无意识思维。它“允许我们无意识和有意识地去思考、去运用自己的心理体验。一个无法（利用体验）从经验中学习的人，也就被禁锢在了一个无边无期的地狱里了，那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尘封的世界。”

　　失眠即无法做梦。失眠是意识的疾病。失眠是意识陷入它自己的紊乱。当活跃的意识依然能够完成它自身的活动目标时，那只是不眠之夜。失眠意味着既不能使身体失去意识进入自身的无意识状态，也没有了清晰有效的意识建构能力。失眠接近的是疯狂。它瘫痪为一只自我纠缠的怪物。似乎大脑中的某些意识份子跑到痉挛的腿部肌肉之中去了。失眠者失去的是一种形象，一个聚焦性的形象，即一种梦思维的能力。而催眠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在失眠者心理上培育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形象。这岂不意味着纯粹的形象——就像在诗歌中体现为隐喻与转喻——是一种梦想的元素？而今这个世界是一个失眠的世界，这意味着意识的无效活跃，意味着世界的心中失去了一个主导性的、聚焦性的形象，也意味着我们的话语中失去了有意义的隐喻与转喻。世界陷入了概念或观念的混乱。

　　普遍的失眠：意识再也不能跟随夜晚一起入梦，跟随早晨一起清醒。失眠同时丢失了梦想和清新的意识。失眠的意识失去的是世界的早晨，一个值得一首颂歌的时辰。它既不能送走陈旧的事物，也难以迎接日出。失眠的世界失去的是人类意识的灿烂清晨：通过梦想更新世界的能力。

　　与精神分析师一样，诗人—做梦者或哲人—释梦者也是那些熟悉“黑夜的人”。他们都是重新创造出精神体验的人。而这种情感体验或精神经历都需要通过“语言”这个中介—介质来承载—再造。为感觉取一个名字就是描述它。任何一种感觉——尤其是梦中的感觉——都是一種非语言经验，因此，我们只能使用比喻，使用隐喻、转喻。而释梦的工作也相似于一种文学—诗歌评论，相似于对话语的隐喻与转喻进行解码或释义。

　　梦向我们自身揭示了深藏在无意识—黑夜里的情境。随着意识或理性能力的增长，随着经验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人要求增加对自身行为的自控力，而常常导致某种行为的动力深埋在无意识的情景里。对于释梦者来说，能感知到的东西中总有一些隐藏、加密起来的部分，而隐藏或几乎是秘密的东西之中也都有一些显露出来的部分。

　　奥格登说，“精神分析师必须能够带着悲伤和同情来承认，人类最糟糕最摧残身心的损失之一，就是失去了活在自己的体验里的能力——一个人失去了这个能力就失去了他人性的一部分。”由此可见，诗人不是别的，而是那些锻造出或恢复“活在自己的体验里的能力”的人，活在自己的体验里就意味着，能够梦出、讲述出自己经历过的情感体验。在精神分析学的视域里，只要一个人能梦出、讲述出自己的体验，他就能够对这个体验生成一个情感反应，生成一种意义感，从这种经验中学习并因此得以改变自我。

　　人们转向精神分析，并非一定意味着作为一种身体疾病的患者寻求医治；他们寻求的是不再那么孤独，不再那么焦虑、抑郁或虚空，或者，不再有那样多的坏情绪，那样具有情绪上的破坏性或自私情感。分析师既需要面对这一形而上的需求，又无法从治愈的意义上满足这一需要。后者即使不再是宗教的，也是伦理的和美学的功能。因此，精神分析话语总会转向一种“诗学”，一种“梦之诗”。

　　痛苦、焦虑、抑郁等，标记了进入文学—诗歌的路径，同时也标记了精神分析的路径。人的心智或精神生活通常卡在安全感与自我发展的交叉口。精神分析——诗学是帮助人的心理成长而非心理退化的方式。二者都需要把一种病患性的或复杂的情感体验所揭示的真相付诸语言。而正是付诸语言——从非语言的经验转换为语言形式的经验——赋予了真相以意义，并改变了真相。这一努力结束之时，类似于诗的艺术：我们面对的是被语言与交流转换的真实。而记梦和释梦的工作，就是人们对自身所做的精神分析。张鲜明的《寐语》和张笋的释梦之作，或许能够给被惊梦纠缠、或不能入梦的朋友们带来诸多有益的启迪。

　　精神分析是伦理的还是美学的？抑或是哲学的？张笋在这部解梦之书里让我们体验到的是，它是对话，是心理戏剧，是交流与沉默，也是行动着的诗篇。

　　记梦与释梦是为了唤醒、强化人体验自身最复杂、最隐秘的情感经历的能力，将痛苦与焦虑的体验转化为一种诗学的愉悦。因此，无论是《寐语》的隐喻式书写还是张笋的解码式分析，都会给读者带来一种经过“梦之诗”转换后的愉悦。——这里应该写下“梦之诗”或梦想的诗学的核心内容：那是每一个读完这部书的读者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接着写下的内容。

　　耿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