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构建后疫情时代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周边外交；“10+3”；周边命运共同体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6.002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使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体量大，政治社会制度具有显著优势，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呈持续向好态势。然而，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世界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世界，如果全球经济衰退的局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未能好转，势必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在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找到化危为机的出路是当前中国外交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和发展繁荣之基

　　从地缘经济的视角来看，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是后疫情时代保持外贸拉动经济稳步持续发展态势的重要依托。

　　周边一直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占据首要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运筹外交全局，将周边外交上升至关系到能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加以认识，凸显其重要性。鉴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愈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更加奋发有为，充分体现“亲、诚、惠、容”，使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1]在上述外交理念指引下，中国通过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在多边合作机制打造和具体项目规划与实施上，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极大地改善了地区合作环境。

　　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即“10+3”合作机制（以下简称“10+3”）是在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共同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应运而生的，并在其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中持续发展壮大，是目前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区域合作平台。当前，“10+3”已经成为中国引领和推动周边发展的重要多边合作机制，其涵盖的地区也是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点地区。自2009年开始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来，三国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共同发展，建立了21个部长级会议和70多个对话机制。2015年12月，中国与韩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也构建起许多合作机制和对话平台，如中国—东盟“10+1”、澜沧江—湄公河合作（LMC）、中国—东盟博览会等。这些多边机制与合作平台，对地区经济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15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进一步向高水平迈进。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图为2020年5月18日，國家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图片来源：新华社）

　　东南亚是推进“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合作的重点地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六大经济走廊中有两个涉及东南亚国家，即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上述两大走廊囊括了“陆上东南亚”五国（即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泰国）以及南亚的印度和孟加拉国，是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通道，也是促进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政策沟通、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和互联互通的重要平台。

　　一个国家能否有效化解危机尤其是重大突发性危机，快速反应能力固然重要，但决定性因素在于其所拥有的包括外交资源在内的综合实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任何国家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其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周边国家发展呈现持续向好态势，与中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政治互信不断增强。患难见真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尤其是中国与“10+3”其他国家团结协作，取得抗疫斗争阶段性成效，在实践层面证明了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正确性与前瞻性。

　　加强“10+3”合作是地区国家化危为机的关键

　　当前，“10+3”国家虽然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积极成效，但在疫情影响下，各国经济发展均遭受严重冲击。疫情对东盟各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区域内多国主要股指和本币对美元汇率大幅下跌。自2020年3月以来，区内经济体景气程度剧烈下降。综合各国官方和国际组织预测数据，区内经济体2020年经济增速方面，印尼为-2.5%至-2.3% 、泰国为-5.0%至-1.0%、马来西亚为-2.0%至-0.5%、新加坡为-4%至-1%、菲律宾为-2.0%至0% 、越南为-4.5%至-3.5% 。[2]疫情对中日韩三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3]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第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6.57万亿元，比2019年同期下降6.4%。其中，出口3.33万亿元，下降11.4%；进口3.24万亿元，下降0.7%。[4]由于欧美疫情从3月开始进入高发期，预计第二季度以后，海外疫情对中国进出口影响将进一步加大。疫情造成日本经济在2020年第一季度出现严重萎缩，在第二季度呈现进一步下滑态势。截至5月5日，疫情已导致150家日本企业破产。[5]随着疫情在全球各地蔓延，韩国出口产品数量急剧减少。4月韩国出口同比下滑24.3%；5月1—10日，韩国出口总额比2019年同期减少了46.3%。

　　在国际经贸往来受疫情影响普遍低迷之际，有两组数据十分醒目。一是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额为9913.4亿元，同比增长6.1%，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5.1%。同期中国对欧盟进出口总额为8759.3亿元，同比下降10.4%；对美国进出口总额为6680.1亿元，同比下降18.3%。[7]二是2020年4月，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从中国进口总额同比增长50%左右，日本和韩国从中国进口总额同比增长20%。同时，中国从亚洲地区的进口额也大幅增加。[8]通过分析这两组数据可以发现，在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情况下，以抗疫为契机加大主要由“10+3”构成的东亚区域合作力度、以与东盟和日韩两国的贸易增量对冲与其他地区贸易可能出现的减量，可以成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化危为机的有效途径。

　　在中国与东盟关系方面，11个国家的GDP总量为16.60万亿美元，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13%。自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10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9]2019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6415亿美元，增长9.2%，高于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双向投资达到2000亿美元。[10]在中日韩关系方面，三国是东亚地区主要经济体，三国对外贸易总额近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贸易额的20%。中日韩三国间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7200多亿美元，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从17%提升至24%，人员往来超过3100万人次。[11]在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关系方面，2018年，东盟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增加6.8%，达到8691亿美元，占东盟商品贸易总额的31%；三国流入东盟的直接投资为379亿美元，占2018年流入东盟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4.5%，较2017年增加了9.9%。[12]东盟和中日韩经济总量庞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贸易交往密切，“10+3”贸易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其中近一半属于区内贸易。“10+3”若能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接，稳定、修复、创造产业链和供应链，共同推动本地区生产及贸易恢复，将助力各国共同渡过难关，把地区经济拉回复苏轨道。

　　“10+3”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作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合作平台，将有望扩展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合作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RCEP由东盟十国发起，并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RCEP能够成功达成协定，这一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将覆盖全球人口的44%、全球贸易的40%，区内GDP总和将达到27万亿美元，不但能够推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帮助各国在变化莫测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加快实现经济改革目标，而且还能推动世界经济的重心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倾斜。

　　后疫情时代加强“10+3”合作的条件趋于成熟

　　作为地区合作的域外关键因素，美国的“搅局”是多年来“10+3”合作一直未能获得长足进展的重要原因。美国担忧被排挤出这一新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不希望中国从地区合作中受益，并且认为一个分裂的东亚最符合其自身利益，不愿看到“10+3”实现团结与合作。为此，美国先后实施了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等，严重干扰了“10+3”合作的顺利开展。此外，“10+3”国家对欧美等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偏高，并且区内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政治社会制度各有不同，一些国家之间还存在领土主权纠纷，也对区域合作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在疫情给“10+3”国家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消除上述负面因素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一，疫情强化了地缘经济的基本特征。过去几十年中，在全球化强有力的推动下，几乎所有国家的产业链都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疫情暴发后，美国发现抗疫所需的口罩、药品等医疗物资的供应主要来自中国的制造商，因而美国国内主张将相关产业引回美国的呼声高涨。同时，为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欧盟也在制定一揽子经济重振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恢复基金”等。后疫情时代，人们发现拉近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之间的空间距离，有利于规避意外风险，降低物流成本和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基于上述考量，各国势必将着手构建更为独立、完整和安全的产业链，这将导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重组以国内化与地区化为主要方向。

　　第二，“10+3”合作机制具备门类齐全、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和分工体系，在区域外环境变数较大的情况下，加强区域合作几乎是不二选择。美国与欧盟经济体量大，有足够的市场纵深，向内发展有较大空间。与其相比，日本與韩国国土面积狭小，面向国内的发展动力不足，外贸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欧美地缘经济思维的上升将推动日本与韩国调整对外合作方向，即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亚洲邻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奉行单边主义，一味强调“美国优先”，美韩、美日传统盟友关系嫌隙不断。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美国应对迟缓，并将疫情政治化，完全没有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而中国在防疫工作中表现出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推动国际抗疫合作的大国担当，对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国家产生积极影响，提升了后疫情时代地区国家加强同中国携手合作的意愿，有利于推动“10+3”合作进入快车道。

　　第三，东亚国家历史上同属于一个文化圈是开展区域合作的有利因素之一。美国知名学者亨廷顿指出，“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易于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 [13]由于地理相邻、文化相近，东亚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东亚文化圈虽因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强烈冲击而趋于衰落，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崛起而出现复兴势头。在后疫情时代，东亚认同和东亚价值再次浮出水面，为“10+3”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依托和精神纽带。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外交中深入贯彻落实以“亲、诚、惠、容”为主要内容的外交理念，在提升“10+3”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同时，不断夯实“10+3”的人文合作基础，推动互尊、互信、互助精神在各国深入人心。在应对此次疫情过程中，“10+3”表现出的团结和信任充分彰显了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正确性，也充分表明只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坚持该理念，就能使这一地区的重要合作机制得到不断发展与强化。

　　2019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对所有协定成员全面生效，在原产地规则、贸易通关规定、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等方面都降低了门槛，进一步释放了自贸区实施的红利，有力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发展。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东盟出口农产品总额为284.5亿元，同比增长8.4%，拉动对东盟整体出口0.4个百分点。其中，“鲜、干水果及坚果”、茶叶、罐头分别增长31.2%、40.4%和28.4%。[14]得益于共同做大蛋糕，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与东盟集成电路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拉动中国与东盟外贸整体增长3.3%。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一部分，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集成电路进出口贸易日趋紧密。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自东盟进口集成电路总额达1056.5亿元，同比增长25.8%，占自东盟进口总额的23.4%；对东盟出口集成电路总额为427.5亿元，同比增长28%，占对东盟出口总额的7.9%。[15]此外，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和优先方向，聚集了许多“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合作国家和重点项目。疫情期间，包括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中缅油气管道、柬埔寨金边—西港高速公路等项目保持稳步推进，为地区经济发展增添了信心与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众出行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跨境电商以强大的物流链在运送医疗物资、保障民生必需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以高度的政治互信为基础，东盟各国为中国跨境电商提供的优惠政策降低了进口商品市场准入门槛，免除了许多商品进口之前的注册、备案、许可证等前置审批程序，大大节省了中国商品进入东盟市场的时间。[16]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跨境电商领域密切合作，为东南亚经济尽快从疫情冲击中恢复提供了有力支撑。

　　筑牢周边命运共同体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主张从周边先行起步。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之际，提出了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两项倡议。习近平全面阐述了中国对东盟的睦邻友好政策，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17]经过中国与东盟7年多的共同努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设想正变为现实。如今，中国已经与3个东南亚国家成功开启了命运共同体建设，即中柬命运共同体、中老命运共同体和中缅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18]疫情全球大流行和全球抗疫局面逐漸形成，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所在。“10+3”密切协同抗击疫情、加强经济合作的实践表明，筑牢周边命运共同体可以为地区国家战胜疫情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为后疫情时代率先走出危机提供可靠保障。

　　疫情发生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主要体现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抗击疫情最吃劲的阶段，日韩两国大力支持。韩国政府明确表示，“韩中互为友好邻邦，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韩国将不遗余力地提供支援和配合。”[19]日本方面也表示，“日方愿举全国之力，不遗余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帮助，与中方共同抗击疫情。”[20] 3月17日，中日韩三国外交部门首次以电话会议的形式进行三边磋商，交流各国疫情形势和应对举措，并就三边和多边联防联控交换意见，共同防止疫情扩散。3月20日，中日韩联合召开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会上，中日韩三国分别介绍了各国抗击疫情的努力和进展，分享抗疫经验，加强政策沟通，就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以及各国经济生产恢复等达成共识。日本与韩国各界踊跃筹集防疫物资，帮助中国抗疫。东盟各成员国以及东盟秘书处也纷纷向中方表达支持和慰问，东盟国家社会各界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提供支援。在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日韩和东盟国家疫情开始蔓延后，中国则投桃报李，通过捐赠或援助抗疫物资、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等方式，向上述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灾难面前，“10+3”各国互信互助、团结合作，为国际社会共同抗疫树立了典范。

　　携手应对危机历来是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驱动力。“10+3”不仅携手化解了两次金融危机，而且在共同应对印度洋海啸、“非典”、甲型H1N1流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过程中，也表现出高超的协调与合作能力。面对此次疫情带来的空前挑战，4月14日，“10+3”成功召开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发出了“东亚国家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信号，体现了东亚国家共克时艰的决心。参会各国就抗疫期间保持必要的联系与沟通，保证信息公开、透明等方面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形成地区内各国都必须履行、遵守的原则，还就统一调配人力、物力资源供所需国家使用达成书面协议。[21]在筹备资金统一使用方面，特别会议发表声明称，从现有中国—东盟（“10+1”）合作基金和“10+3”合作基金中划拨一定额度，包括东盟外部伙伴提供的额外资金支持等，设立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特别基金。各方一致同意，以合作抗疫为突破口，共同致力于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维护必要的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保持贸易投资往来和适度开放，保持供应链畅通，制定疫后经济复苏计划，采取包括财政刺激政策在内的积极举措。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区域性应对疫情、追求经济复苏的多边集体行动，此次特别会议是“10+3”从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转向更广阔领域的制度性合作的重要标志，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0+3”展示出的高效动员和组织协调能力充分表明，在后疫情时代，地区各国应继续坚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筑起抵御“反全球化”冲击波的坚强堡垒，努力在充满变数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掌握主动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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