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变化评析

　　【关键词】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政党碎片化；资本主义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6.008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10多年之后，其后续效应仍在发酵，世界多数国家经济社会问题未能有效缓解，社会政治生态持续恶化，进而导致政党博弈态势发生复杂变化，呈现出多样化发展与一致性并存的特点。全面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变化的特点、动因及未来走势，对客观认识世界、妥善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关系及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变化的特点

　　近1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呈现多线发展态势，多数国家社会思潮激荡交锋，牵动各类政党的博弈异常复杂，不同类型政党力量此消彼长十分明显，政党碎片化与政党灵活结盟同步发展，政治素人、青年人、强人抬头趋势明显。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弊端日益凸显。

　　第一，多国政党力量对比格局持续演变，碎片化特征日益明显。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国家政党力量对比变化最为深刻，传统大党普遍遭到削弱，日渐形成“大党不强、小党不弱、新党频生、新老政党齐头并进”的态势。在欧洲不少国家，政党数量有所增加，各类非主流政党异军突起，政治影响力显著提升，进入议会的边缘政党或新党明显增多，有些还取得参政或执政地位，导致政党碎片化趋势日益显现。如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希腊传统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逐步转衰，激进左翼联盟、希腊解决方案党、欧洲抵抗先锋党等新兴政党相继成立，激进左翼联盟还一度执政。法国政党多样化发展，传统主流政党走向没落，新兴的“前进”运动（后更名为“共和国前进党”）成立第二年即上台执政，右翼和左翼激进政党同步壮大。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共有33个政党参选，其中国民联盟、共和国前进党、绿党、法国共和党、社会党和“不屈的法兰西”分获23.31%、22.41%、13.47%、8.48%、6.31%和6.19%的选票。[1]在荷兰2017年众议院选举中，共有28个政党参选，其中2个主要政党仅获得三分之一席位，其余席位由11个小党瓜分。[2]在亚非地区，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传统主导政党的内部分裂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导致新老政党的竞争日趋复杂。如马来西亚传统政党联盟——国民阵线主导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各类新兴政党快速崛起、政党分化组合令人眼花缭乱，其中2016年9月成立的土著团结党在2018年大选中取得不俗成绩，成为联合执政党，并在2020年初的政治博弈中拔得头筹，其党主席毛希丁出任总理。

　　第二，右翼力量持续增强，左翼政党生存发展仍较艰难。从全球范围来看，新老右翼尤其极右翼政党强势崛起，政治影响力显著提升，甚至在不少国家占据执政地位。部分欧洲国家极右翼政党异军突起。如意大利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参与联合执政，并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出色；英国脱欧党、德国选择党上升较快；奥地利人民党赢得大选，与左翼政党绿党联合执政。西欧传统右翼政党如德国联盟党、英国保守党蝉联执政；左翼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持续弱化。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左翼政党虽然继续执政，但控制力和影响力明显下降。在拉美地区，右翼政党进一步攻城略地，尤其是地区大国巴西也被右翼政党掌权。尽管墨西哥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赢得政权，但难以遏制右翼力量崛起态势。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少数国家左翼执政党处境艰难。此外，拉美国家右翼政党还积极联合，支持左翼政党执政国家的反对党搞颠覆活动，使得上述左翼政党面临更大压力。在亚太地区，日本自由民主党连续执政，保持强势地位。澳大利亚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继续执政。新西兰工党虽然保持执政地位，但与反对党形成势均力敌态势。加拿大中左翼自由党虽然赢得执政地位，但只能组成少数派政府。

　　第三，素人政治、青年政治、强人政治持续发展，一些传统政治领导人面临更大考验。在传统政党遭受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各类新兴政治人物应运而生并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还有一些国家对强人的推崇有所增强。其一，政治素人不断涌现。如2016年，毫无从政经历的美国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击败老牌政客希拉里，入主白宫；2018年，佛罗伦萨大学教授孔特担任意大利总理，乌克兰演员泽伦斯基出任政府总理；2019年，律师出身的苏珊娜·恰普托娃出任斯洛伐克总统。其二，青年政治家辈出。如2015年，44岁的特鲁多首次出任加拿大总理；2017年，39岁的马克龙出任法国总统、31岁的奥地利人民党主席库尔茨当选总理、37岁的新西兰工党领导人阿德恩出任总理；2018年，40岁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主席阿比出任总理；2019年，34岁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桑娜·马林出任总理。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后，上述青年政治家均经受住执政考验，但表现不一。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抗疫不力公开向全国民众道歉。其三，政治强人频现。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六连胜，成为日本史上任职时间最长首相。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默克尔连续四次担任总理，成为德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莫迪领导印度人民党赢得2014年和2019年大选，推动印度政党格局日益形成印人党一党独大局面。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埃尔多安2014年以来两次当选总统，牢牢掌控国家大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内强硬维护社会秩序、对外维护国家独立，支持率高企。此外，有些传统政治强人虽保住了执政地位，但面临的执政挑战不断增多，处境艰难。一些传统政治强人在社会抗议运动中黯然下台，如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被迫辞职、苏丹总统巴希尔被政变推翻。

　　第四，各类政党思想理念博弈日益激化，政党竞合态势复杂发展。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一段时间以来传统主流政党倡导的全民党理念受到冲击，不少传统政党追本溯源，倡导原有的社会公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传统理念，同时一些新老政党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排外主义思想也甚嚣尘上。由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政党与激进政党、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理念斗争不断加剧，当政者也全力推行本党主张。如英国工党为扭转在野颓势，在2019年大选中进一步“向左转”，对年轻一代关心的教育、能源及气候变化等议题，对弱势群体关注的公共服务、国民健保、劳动保护、地方发展等议题，以及对中产阶级和少數族裔关注的“脱欧”和移民权利等议题全面发声，力图体现不同于右翼的色彩。来自保守党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组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保守的政府，即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削减税收、放松监管、建设向世界开放的市场，以提高英国经济竞争力。但是，由于左翼政党精英趋向明显，右翼政党更加重视对中下层社会的投入，反而更易获得民众支持。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联盟党、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等主张“本国优先”理念，影响各自国家内部政策及对外合作，激化了国内斗争。面对复杂的国内社会思潮和政策博弈，有些传统政党选择机会主义，为掌握政权与对立政党合作；有些传统政党选择抵抗主义，加强沟通与磋商，协作应对激进和保守力量；有些传统政党则选择务实主义，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持续参与应对具体问题。

　　第五，多国政党政治斗争趋于激烈，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遭到更多质疑。发达国家的政治极化持续发展，政党从以往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逐步演变为“撕裂”社会的力量，导致“否决政治”盛行，推动朝野博弈呈现多层次斗争态势。在美国，政治极化主要表现为两党恶斗，相互掣肘、相互打压，乃至动用立法机关压制正常的政府运作。近年来，民主党持续利用“通俄门”、弹劾等手段，对特朗普进行攻击。在总统大选临近的情况下，特朗普指责民主党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煽动社会恐慌情绪，影响自身选情。在欧洲，政治极化表现为不同的政党煽动其支持者围绕“脱欧”和留欧、接受移民和反对移民等议题进行斗争，造成社会撕裂和对抗。如“脱欧”议题成为英国主要政党恶斗的工具，议会反对党议员持续围绕“脱欧”议题发力，导致英国连续两任首相辞职。无明确政党领导的自发性社会运动频繁开展街头斗争，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对特定的群体作出让步和支持。如法国“黄马甲”运动持续不断，影响执政党施政以及社会安定与团结。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极化也有所发展。如韩国在野的保守政治力量通过街头抗议、议会掣肘等方式，不断对文在寅政府造成冲击。泰国政府与反对党联盟博弈不断，泰国政府提交的2020年财政预算在国会下议院仅以微弱优势通过。拉美地区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左右翼政治力量持续较劲，玻利维亚右翼力量还通过制造选后骚乱，迫使来自社会主义运动党的莫拉莱斯总统被迫辞职并逃往国外。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复杂演变的影响因素

　　近年來，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深刻复杂变化不是偶然的，既受到全球经济疲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问题丛生以及西方大国干预等因素影响，也缘自政党自身建设滞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弊端增多等带来的挑战。

　　第一，全球经济整体疲软严重考验各国执政党或执政当局执政能力。近10年来，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无论哪个党上台都面临发展经济的难题。受国内形势、地区及国际环境等影响，多数国家执政党可以有效使用的经济工具相对不多，在施政中捉襟见肘，导致不少执政的老党处境艰难；一些新兴政党也好景不长，相继陷入困境，牵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急剧变化。如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利用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而胜选，也因经济发展未达预期目标，于2019年被迫下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民怨增多的情况下，坚持尽早重启经济、推动经济回到正常轨道，引发民主党的激烈反对以及东北部、西海岸部分地方州政府的抵制，目前处境较为艰难，连任面临挑战加大。此外，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印度人民党等执政党也因经济发展问题，近期在部分地方选举中遭遇挫折。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放大或激化了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家间人员流动、产业的国际转移、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日益复杂的国际竞争，其“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正在引发或加剧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收益“吃亏感”有所增多。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早期占据较多优势，收获较大，但在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带来经济冲击的背景下，相对收益下降，转而更多强调保护本国利益，对外部冲击采取保守政策。如欧盟一些发达成员国民众认为，留在欧盟只能为经济欠发达的成员国“输血”，因而“脱欧”心态浓厚。其二，一国内部的社会不公平感增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底层民众看来，富裕阶层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多，在发生危机或出现困难后得到政府的援助和支持也最多，可以很快走出危机，这是对下层社会的背叛和剥夺。一些滑出中产阶级的社会人士对社会身份的剧烈变动更是怒不可遏，纷纷将矛头指向政府。如2019年，人均GDP 2万美元的智利因首都地铁票提价30比索（约合人民币0.3元）发生系列暴力抗议活动，严重冲击公共场所和政府部门运转。其三，对外来移民和劳工的身份认同降低。如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一些国民对外来移民的心态日益复杂敏感，文化焦虑感渐增，担心国家可能被外来移民占据，趋于反对外来移民。在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下，青年以及下层社会的焦虑感较为突出，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发起社会抗议乃至诉诸暴力活动。

　　第三，西式代议制民主困境愈加凸显，民众对直接民主的诉求和实践增多。在资本主义议会制国家，议员为了选举利益和党派利益，往往将人民的利益抛在一边，更多诉诸党派斗争。政治家和政客在无力解决国家现实问题时，不敢直面民众的呼声，往往将问题丢给民众和社会，甚至发起社会公投。上述举动不仅没有很好地解决有关问题，反而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一些在野党为了打击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协商解决问题的意愿下降，更多趋向挑动、煽动社会不满，乃至组织社会抗议、街头斗争，使得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总统共和制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总统并非完全由选民选出，很大程度上受到选举人票的影响，这些选举人票有时与民意不仅不一致而且可能存在对立。同时总统的行政权不断扩大，对立法权的侵蚀和压制有所增多。代议制民主无法解决选民“被代言”的问题，作为“局外人”的民众不得不围绕社会民生问题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

　　第四，政党传统功能受到挤压、政党形态持续演变，传统政党的危机在上升。在社会多元化、信息化加强以及非政府组织等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政党的传统功能遭到削弱。不少国家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社会利益博弈越来越复杂，政党的社会凝聚功能弱化，往往只能诉诸特定群体，而难以推出包容性强且受欢迎的整体政策主张，政策吸引力下降。许多传统政党党员数量严重下滑，社会基础遭到削弱，组织动员能力随之下降，难以有效地开展社会动员、引领社会认知与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新兴民粹政党或边缘政党，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民众广泛的反建制心态，不拘于传统的完整政党组织机制，仅通过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政策主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争取到较大的社会支持，有效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并在选举中获得较高政治地位和影响，乃至赢得政权。当然，上述政党的后续发展势头仍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这些态势都对传统政党的发展产生明显冲击，使得不少传统政党尤其是大党老党应对挑战乏力。

　　第五，国际政治干预日益影响国家社会政治生态，挤压执政党施政空间。从全球范围来看，美西方推行“颜色革命”的图谋始终未变，在一些国家面临经济社会难题的情况下更有加大力度的趋势，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朝野斗争加剧甚至出现政权非正常更迭。从地区层面来看，欧盟内部的发达国家对一些经济较落后但严守本国利益底线的成员国执政党加大干预力度，力图推动其在欧盟内部合作乃至遵守欧盟规定方面做出让步。拉美国家左右翼政党对立较为突出，右翼政党为进一步削弱左翼政党的政治空间，积极配合美国，持续压制一些左翼执政党。从大国竞争来看，某些西方大国为了争夺国际竞争优势，也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煽动其国内的民粹思潮及社会运动，甚至干预其国内选举，以形成对本国有利的国际态势。即便是对传统政治盟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借机下手。如前美国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极力支持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极右翼政党，为实现自身政治利益，不惜破坏欧洲内部团结。[3]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向

　　面对经济发展困难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两大难题，资本主义国家政党面临的挑战增多，求变是其共同意愿，“向稳”与“向乱”两种力量的交锋将持续进行。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对西式民主政治的反思或将进一步增强。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困境和考验不断增多，新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难以避免。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背景下，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短期内难以摆脱疲软态势，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面临的困境将进一步加剧。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超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4]全球疫情何时能得到有效遏制还不确定，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比烂”和不负责任可能进一步增多。一方面，一些政党继续通过搞民粹、搞宣传来争取民意；另一方面，一些传统政党可能因为选民的持续失望，进一步滑向边缘，只能靠投机性的结盟来实现联合执政，藉此保住政治影响力。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生政党或少数边缘政党的政治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欧洲地区可能出现更多政坛“黑马”，持续冲击地区政治生态。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求变心态加剧，意识形态化与去意识形态化或将同步发展。面对全方位的政党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多数政党将诉诸变革，以谋求生存和发展。一些传统政党可能继续回归传统，秉持原有政治理念，以稳住传统选民基础。一些新兴民粹主义政党可能抓住一个或多个社会话题，宣传诸如贸易保护、反对移民等激进思想，以迎合部分社会群体。部分政党可能进一步趋向务实，不再顾及所谓的传统思想理念，而采用务实而又可能相互矛盾的政策主张，以取悦利益相互对立的社会群体。还有一部分政党则可能通过制造新的矛盾来转移社会大众的关注点，煽动所谓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进而稳住执政地位。上述诉求能否兼顾国家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社会内部利益差异和促进社会团结、政党短期收益和长远发展等重要关系，将直接影响其变革效果以及政党自身的社会政治影响。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乱力”与“稳力”将继续交锋，对西式民主政治的反思可能进一步深化。艰难的国内形势、社会的不满和抗议，都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反对政治”“否决政治”可能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持续发酵和发展，导致朝野博弈、议会斗争等恶性循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民众谋求国家发展和民众幸福的努力也不会停止，部分民众可能会从一时的愤怒和抗议，逐步转向理性、客观认识当前的现实问题和挑战，要求政党或政治领导人采取相对务实的举措，并主动给予后者一定的宽容和忍耐，以促其更好地带领国家走出危机和困境。这种“向乱”与“向稳”力量的交锋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趋于明显，哪个政党能够更好地把握民心变化，抓住时机有所作为，就有可能赢得政治先机。但是当前资本主义政党的政治乱象，必然会进一步引发社会大众对现有政治模式和体制的反思。这在发达国家，可能进一步表现为对“历史终结论”等错误判断的思考以及对不同发展模式的客观认识。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将更多表现为如何结合国情和传统，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民主模式和政党体制，进而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

　　第四，国外政党将加大党建力度，力争更好地强化政治影响力。许多国家政党认识到当前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既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因素，也不乏政党自身建设滞后的问题，对后一个问题更加重视并努力解决。一些国家政党将深入把握社会舆情民意，既要了解民众所思所想，也要理性与民众沟通，争取在对话磋商中拿出能够为民众理解和认可的政策主张，进而展现负责任的政党形象，不断提升政治引领力。对于日益蔓延的自发社会运动或社会抗议，一些国家政党也在思考如何通过党的建设，以党的名义加以引领，促其向可控的方向发展，从而提升社会影响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局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在探索提升危机应对的能力，以争取有利位置和条件，进而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巩固和提高自身政治地位。

　　石晓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