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喀则市农牧区的发展历程

　　摘 要：日喀则市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被誉为“最如意美好的庄园”，各类资源相当丰富。和平解放以前，日喀则市是封建农奴制，农牧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平解放以后，农牧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随着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中央和兄弟省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援西藏的建设，日喀则市农牧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前，日喀则市农牧区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我们要修炼好“内功”，抓住发展机遇，要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实现日喀则市的乡村振兴。

　　关键词：日喀则市；农牧区；发展历程

　　日喀则市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西藏自治区西南部，南与尼泊尔、不丹、印度三国接壤，西衔阿里地区，北靠那曲地区，东邻拉萨市与山南市，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历代班禅的驻锡之地。13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人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将日喀则分为6个万户。20世纪初，西藏噶厦政府把日喀则提升为“基宗”。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分别成立日喀则、江孜临时工委1960年，分别成立日喀则、江孜专员公署；1964年，合并为日喀则专员公署；1978年，改称日喀则地区行政公署；2014年6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日喀则撤地设市，设立地级日喀则市。

　　日喀则被誉为“最如意美好的庄园”，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相当丰富。雅鲁藏布江沿岸土地肥沃，是自治区主要产粮区。318国道、中尼公路过境。以其古老的文化、雄伟的寺庙建筑、壮丽的自然景观、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藏最有吸引力的旅游胜地之一。有驰名中外的珠穆朗玛峰，历代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历史悠久的萨迦、白居、夏鲁、乃宁等寺院，十世班禅大师的夏宫“德庆格桑颇章”，江孜县的宗山抗英遗址等。

　　和平解放以前，作为西藏的一部分，日喀则同样属于封建农牧制，农牧业资源集中在三大领主（寺庙、官府、贵族）和他们的代理人手里，占人口95%的农奴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农奴通过劳役地租等方式获取食物，往往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

　　同时，领主们控制了卫生和教育资源，农牧民夭折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的平均寿命为三十六岁左右，文盲率为90%，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像书中所描绘的一样，“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用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和平解放以后，西藏的百万农奴摆脱了奴隶主的压迫；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实行分产到户，日喀则市的农牧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民主改革以后，摆在农牧民面前的问题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农业。对农牧民来说，他们得到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要如何处理农牧民与政府的关系？这些都是民主改革后的农牧民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民主改革以后，在如何建设农牧区的问题上，中央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截止到1960年10月，日喀则市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革，全市农牧民的得到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饥饿与死亡大幅度减少。1965年，日喀则市农牧区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1975年，农牧区完成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改造任务，农牧民公社化运动开始，这也和同期的内地一样，极大的挫伤了农牧民生产的积极性，日喀则市的农牧业在这十年的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1978年以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对我国经济制度的调整，日喀则农牧区的土地资源再次分配到农牧民手中，极大的激活了农牧区的生产力。1980年，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此后，日喀则市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农牧业也在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西藏确定了农牧业发展的方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制定了《关于农牧区若干经济政策的规定》，提出大力发展农牧业，允许农牧业的多种经营方式，社队分配，遵循先个人，后国家，再集体的原则，并鼓励一部分社员先富裕起来，利用先富带动后富。这奠定了西藏农牧业发展的基础，直到今天，这依然是西藏农牧区的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在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考虑到西藏基础较为薄弱，中央决定西藏的农牧区不再征收农牧业税，取消一切形势的派购任务，极大减轻了农牧民的负担，农牧区的压力得到缓解，农牧业的发展也较快。日喀则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了这些重大利好的政策，农牧业的发展也迎来了飞跃。

　　198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性的援藏工作的开始，西藏的农牧区的发展也迎来了第二次飞跃。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西藏纸质去党委关于农牧区若干政策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自治区提出了“两个长期不变”，即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长期不变。其后进一步加入：草场公有，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2]同时，大量的援藏资金到位，农牧区中小学实行了“包吃、包住、包穿”的三包政策，广大农牧民的经营热情也被点燃，个体户、专业技工等得到政府的鼓励，被社会所接受。在此期间，日喀则的农牧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三包政策的实施，更极大的促进了农牧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减少了文盲率。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1994年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15个省市和中央各部委预安排援藏干部支援西藏。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自治区党委出台了《西藏自治区扶贫攻坚计划》，确定了18个国定、确定的贫困县，并对贫困县进行了帮扶，48万贫困农牧民从中受益，到2000年，西藏的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7万左右，18个贫困县人均收入达到1316元，接近全区的平均水平。支援日喀则的兄弟省市，在援藏工作中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日喀则的建设，为日喀则市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2001年6月，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口援藏工作的力度再一次加大，同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十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在整村推进开发扶贫、农业产业化扶贫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为西藏农牧区实现温饱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一系列的关心帮助支持下，日喀则市的农牧民日子越来越好了，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2015年，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随着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日喀则市农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极大的改善，农牧民的水、电、路、房等条件大幅改善，农牧区的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农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牧区与现代化的距离越来越近，真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综上所述，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随着中央和援藏省市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日喀则的农牧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从和平解放以后的日喀则农牧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喀则农牧区的发展始终与中央和兄弟省市的援藏分不開的，可以说，对农牧区的发展来说，最大的动力是中央和兄弟省市的援助。这是日喀则农牧区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环境决定的。这样的发展方式，能快速促进农牧区的发展，但也留下来很大的隐患。

　　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发展还需要依靠自身，长期依靠外力来发展，那么，一旦出现意外，或者外力失去，就无法再发展了；其次，多年以来的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投入，往往让政府，老百姓适应了这种依靠外力来发展的方式，从而养成了不思进取的等靠要的思想。人的欲望无限，外力的援助是有限的，在这种常常不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会滋生更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最后，二十多年来，我们通过对西藏的援助，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这些都为农牧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当前，只要在“内力”上加大修炼，抓住发展的机遇，就能够取得较大进步。如果还是像以往一样等待，依靠，往往会错失发展的机遇，导致农牧区发展的停滞不前。

　　我们看到，日喀则农牧区起步晚，基础薄弱，但是经过我们的大力的援助，日喀则农牧区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党中央对西藏的一贯政策，都是让西藏与全国人民一道，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奋斗目标。因此，我们必须修炼好“内功”，抓住发展机遇，要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

　　注释：

　　[1]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2001.1

　　[2]牛治富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19

　　刘建红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