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可的《鲁迅批判》

　　李长之（1910—1978，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时，热衷于分析研究著名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且撰写评论文章。

　　鲁迅：支持批评，亲自订正

　　李长之1935 年主编《益世报》文艺副刊，写长篇系列评论《鲁迅批判》的时候，破天荒地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辨析鲁迅的思想性格，并由精神人格解读他的作品，评论方法的叛逆性和新颖性，令人耳目一新。

　　“鲁迅像一个动物一样，他有一种维持其生命的本能。他的反抗，以不侵害生命为限，到了这个限度，他就运用其本能的适应环境之方了：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也就是林语堂所说的蛰伏或装死。这完全像一个动物。”李长之还直言不讳地说：“鲁迅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很厉害。大凡生活上内倾的，很容易走入个人主义。鲁迅在许多机会都标明他的个人主义的立场。”

　　“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悠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李长之在作品中毫无保留地说，“因鲁迅在情感上的病态，使青年人以为社会、文化、国家过于坏，这当然是坏的。”

　　写出《鲁迅批判》后，李长之开始在《益世报》文艺副刊上连载，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稿子刊登出来。在连载结束后，李长之将评论编辑成书籍，并寄给鲁迅亲自过目，希望他提出意见或者建议。

　　看了李长之的严厉批评，鲁迅不仅没有火冒三丈，反而大力支持李长之批评自己，帮助他更正书中有误的地方。在《鲁迅批判》中，有些地方提到鲁迅作品发表、出版的时间，鲁迅从头到尾仔细地阅读，只要发现不准确的地方， 就立即在书上标明，并写出准确的日期。

　　严肃认真地看完、订正《鲁迅批判》后，鲁迅把书籍寄给李长之，同时还给他写信，告诉他同意出版。北新书局接受书稿后，李长之写信向鲁迅索要相片，以便印刷在书籍上。鲁迅满足了他的要求，立即从自己的相册上揭下一张标准像寄给他，并且给他写了回信。

　　收到鲁迅的照片和书信，李长之感觉到资料非常珍贵，必须认真对待，便很快把相片、书信手迹原件寄给北新书局总编辑赵景深，同时还给他写信，在信件中特别叮嘱他，将相片按照原来尺寸置于封面左上方，再用插页重印置于卷首，在制版时把手迹放在插页相片下面。

　　在鲁迅的协助下，《鲁迅批判》由北新书局出版，深受读者欢迎，不到6 个月就全部售罄。在鲁迅研究史上，《鲁迅批判》是系统性的专著，是经过鲁迅亲自阅读过的批评自己的作品，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用率较高的权威性著作。

　　赵树理：驳斥观点，尊重人才

　　20 世纪30 年代， 中国文坛曾热烈讨论过：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1934 年8 月20 日，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的李长之在《北平晨报》副刊发表评论文章《不成问题》，对争论做出激烈批评。

　　“何以没有伟大的作品？很简单，只因为作家根本渺小。”在《不成问题》中，李长之认为，“什么生活压迫，什么文化统治，什么言论不自由，都是修饰的词语，为建设文艺的美学遮羞。高尔基受苦不算少的，依然有伟大的作品，何以呢？人伟大故。”

　　当时赵树理（1906—1970）主编《山西党讯》副刊，很快在《北平晨报》上看见这篇文章，觉得文中观点异常片面，立刻撰写反驳评论，进行严厉批评。“我始终不承认，伟大人物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在中国不能产生伟大作品，是我们的作家缺乏真实的生活。我们只能说中国的作家缺乏高尔基般的生活，不能说中国作家天生就是渺小的”。

　　1934 年8 月25 日，赵树理以何化鲁的笔名，在《山西党讯》副刊上发表评论，李长之看见并没有与他争论不休，觉得那是他的看法。

　　时间眨眼过去23 年，已经到北京工作多年后，赵树理和其他人联名邀请在北京的文艺工作人员帮忙，准备创办《大众文学》杂志，他们邀请的人较多，李长之就是其中之一，曾经帮助他们出谋献策。

　　23 年之前，赵树理驳斥李长之的观点，认为他的看法捕风捉影；23 年之后，赵树理邀请李长之创办杂志，希望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赵树理的做法，并非自相矛盾，而是高明的举措。他人片面极端的观点，应该极力反驳；人家超群出众的才华，需要诚恳尊重。

　　刘绍棠：遭到批评，不计前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作家刘绍棠（1936—1997）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到文化界人士批判。作家茅盾针对刘绍棠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他进行严厉批评。茅盾在《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中说：“刘绍棠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他在党的培养下，得到了初步的成就；然而他就骄傲自满起来，个人主义越来越滋长，终于发展为反党，堕落为右派。”

　　在批判大会上，刘绍棠已经作出检讨，茅盾还是穷追不舍，发表讲话《我们要把刘绍棠当作一面镜子》，以前辈的姿态进行训斥：“刘绍棠一方面无知得很，一方面狂妄得很。这种不老实、不踏实的作风，都不是一个青年作者所应有的。一个青年犯了这种毛病，一定要毁灭自己！开这样的批判会，是指出他的病根来，挽救他。刘绍棠的堕落过程，让我们注意到培养青年作家的一些问题。”

　　在众多人士的巨大冲击下，刘绍棠被剥夺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权利，只得回到河北通县儒林村，每天起早贪黑地劳动。在儒林村辛辛苦苦干活时，刘绍棠感到：“我回乡务农，体力和技能不如一个小脚放足的老太太，货真价实是个庸人。

　　到20 世纪70 年代末期，蒙冤22 年后，刘绍棠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回到北京，重返文坛。共青团中央恢复他之前的名誉和写作的各项权利，并肯定他的作品没有问题。听说刘绍棠已经得到平反，茅盾赶紧委托人向他致歉，希望他不要和自己计较。

　　得知委托人的来意，刘绍棠不仅没有谴责茅盾明哲保身的私心，反而作出本质而宏观的历史评价：“茅盾在反右运动中的过激言行，归咎于极左思潮和执政权力的畸形结合。缺点是需要批评的，荒唐时代的有些错误，是有特殊原因的，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应该采取措施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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