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城中村与城市的罅隙——以广州市为例

　　引言

　　改革开放的大门首先在珠江三角洲地带打开，随后，全国各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南下涌入城市，珠三角地区的城中村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随着城市扩张，城村矛盾不断升级，广州市在2009年就已提出“三旧改造”之一“城中村改造”政策。既然要改，一定是其与城市产生了一些罅隙；为什么城中村与城市会产生这种罅隙？罅隙何在？解决这些问题，找到缝补或调整适应这种罅隙的方法，才能使城中村与城市达到真正意义的融合共生，而不是仅参照新建居住小区的标准进行物质空间实体改造。

　　1城中村的成因

　　文章首先找到城中村从村庄变成“城中村”的原因，进一步找到城中村与城市产生罅隙的原因。

　　很多学者对城中村的成因进行了研究。最早在1996年，杨安[1]认为：“城中村是由于邻近城市的农村还没有来得及做好进入城市的准备就面临城市的包围，城市还没有考虑好采取怎样的方式吸收村庄进入市区，但农村这块地盘已被囫囵吞进城市腹内。”闫小培等[2]认为：城中村“是乡村-城市转型不完全的、具有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李培林[3]认为：“要想了解‘城中村’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一般来说应当从‘城中村’本身作为城乡二元混合体的典型特征入手。”

　　由此而见，城中村在物质形态、文化意识形态及经济产业结构等方面与城市格格不入。这些格格不入将城中村与“黄赌毒”、拥挤破旧等字眼连在了一起。从矛盾双方（城中村与城市）具有“对立互倚性”[4]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它们制约着城中村的发展，另一方面，从这里可以为城中村的发展转型找到出路和机遇。

　　2城中村与城市存在的罅隙

　　2.1物质形态上的罅隙

　　面对城中村与城市在物质形态上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广州市2009年就已出台《关于广州市推进‘城中村’（旧村）整治改造的实施意见》，其中所指，一方面，“用3～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位于城市重点功能区的旧城成片重建改造工作，包括位于重点功能区的52条城中村的整体拆除重建”；另一方面，对于位于城市重点功能区以外、环境恶劣、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的“城中村”，将拆除违章建筑和稀疏建筑，开放交通道路和消防通道，拆除“三线”，分流雨水和污水，加强环境整治和立面装饰。然而，时至今日，城中村的整治改造成果并非十分理想。作者通过走访广州市多个城中村发现：重点功能区改造，如猎德村，村庄整体拆除，村民“洗脚上楼”，在街道景观上与天河区CBD的城市景观融为一体，而村民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并没有完全城市化。城市重点功能区外大多数城中村在实体景观环境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具体表现在：这些村庄肌理未变，密度不但没有抽疏，相反越来越密，村民受物质利益诱惑，自建房日益增多，日益增高；很多私营店铺违章占用公共交通道路，使消防道路受到阻碍；“三线”不但没有下地，相反乱拉管线，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然而，对于城中村这颗“城市肌瘤”，改造现状是在其应与城市缝合的边界部位，即村庄与城市的界面衔接处，将其整体剜除，改造成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或者用高围墙将其围合，与城市整体割裂。作为一个鲜活的环境实体，城中村需要城市，城市也需要城中村，于是便有了一个个破墙而出的城中村。

　　2.2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罅隙

　　城中村与城市的矛盾不仅在于物质形态的矛盾罅隙，城中村的改造也绝不只是物质形态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结构、人文思想意识的改变，而这更是全面拆建物质实体所不能企及的改造目标。

　　其实，众多学者谈到过应对城市文化、结构与物质形态同时进行改造并有机更新，做逐步推进的过程性更新。如周干峙等[5]在2003年提出：“大量的旧有房屋，不加维护是垃圾，善为利用是财富。”亚历山大①在《建筑模式语言》中强调：“有生命的建筑与城市设计更应当去探索城市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复杂的深层次的联系。”雅各布没有太大的改变。具体表现在：这些村庄肌理未变，密度不但没有抽疏，相反越来越密，村民受物质利益诱惑，自建房日益增多，日益增高；很多私营店铺违章占用公共交通道路，使消防道路受到阻碍；“三线”不但没有下地，相反乱拉管线，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然而，对于城中村这颗“城市肌瘤”，改造现状是在其应与城市缝合的边界部位，即村庄与城市的界面衔接处，将其整体剜除，改造成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或者用高围墙将其围合，与城市整体割裂。作为一个鲜活的环境实体，城中村需要城市，城市也需要城中村，于是便有了一个个破墙而出的城中村。

　　2.2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罅隙

　　城中村与城市的矛盾不仅在于物质形态的矛盾罅隙，城中村的改造也绝不只是物质形态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结构、人文思想意识的改变，而这更是全面拆建物质实体所不能企及的改造目标。

　　其实，众多学者谈到过应对城市文化、结构与物质形态同时进行改造并有机更新，做逐步推进的过程性更新。如周干峙等[5]在2003年提出：“大量的旧有房屋，不加维护是垃圾，善为利用是财富。”亚历山大①在《建筑模式语言》中强调：“有生命的建筑与城市设计更应当去探索城市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复杂的深层次的联系。”雅各布斯②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指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人类活动的复杂性造就了城市的多样性，“一刀切的城中村拆建[6]”未对复杂的人类活动进行分析引导，而只注重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建设，这是缺少弹性和灵活性的建设方式。李培林[3]曾指出：“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由此，作者从城中村自身的现状出发，寻找她裂变和新生的依据，寻找这个集体的活动与城市活动的异同、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期找到她衍生改造的可能性。

　　以广州市北亭村为例，其位于广州市小谷围岛上，在2003年广州大学城开发前，这里还是一幅农民种地、渔民打渔的乡村画卷，这里有百年渭水桥、南汉刘氏皇家园林和宫殿昌华苑，有明清以来建设的五大宗祠。如今这些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只是值得骄傲的历史；对于外来居住者，更是无从关心的话题。相反，仅一水之隔的海珠区小洲村的改造更有意义：小洲村每年都有龙舟节，“当龙舟闲置的时候，就把它埋进河涌水底泥中，到第二年端午节再起出来重新上油、挂帅……就是由于小洲村对于它的历史的珍惜也如同对于龙舟一样,才能为人们留下这样的宝贵财富。”[7]由此可见，“曾经的富于传统地域特色的生活场景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已难见踪影，却在城中村得以存在和延续，现代城中村狭小的街道中仍然承载有人性的生活气息。”[4]历史的痕迹在岁月的年轮里，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这种痕迹对于每一条街、每一座建筑和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记忆。在城中村的改造中，反对武断整体拆除，就是不赞成去生硬地隔断这种独特的历史可读性与延续性。相反，寻找每个村落自身的文化特色，将这种独特性发展利用，也许能使城中村不被城市同化到千篇一律。也正是这种历史可读性，成为村民精神生命绵延的有力证据所在。

　　同时，很多外来居民的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冲击了原来土著居民的单一生活方式和地缘结构。但很多学者对此表示了乐观：李建军[4]根据城村矛盾具有“对立互倚性”的角度认为“城中村文化碰撞实现了城乡融合的缓冲”；胡莹[8]认为“都市文化、外来文化大举进入，与原先存在的本地农村文化不断发生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彼此交织在一起，冲突中有融合，碰撞中产生交流”。所以，保持文化上的独特性，积极吸取外来文化并融合其精华为我所用，不失为一种柔性更新改造。

　　2.3经济产业结构方面的罅隙

　　在经济与产业结构方面，城中村也表现出了独特性。

　　作者通过走访得知：原广州解放中路旧住区的居民大多数已被异地安置，而现存旧住宅主要是为附近的鞋业商业街提供仓库和厂房，现今住济等同于罪恶。城中村的地下经济有其积极的正面效应，这就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因此，调整产业增长结构，创造就业机会，积极引入新型产业形式，创新产业结构，不失为城中村的发展出路。

　　结语

　　表面上，城中村与城市在物质空间形态、文化思想意识以及经济社会结构上都有着无法逾越的罅隙与矛盾，然而，矛盾的背后却是唇亡齿寒的相依相生。怎样转化矛盾双方为有利于城村可持续发展、社会进步的方向，正是文章的思考出发点所在。积极探索城中村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造策略，努力提升文化意识形态修养，从而适时带动物质空间的升级改造：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也是城市村庄的蜕变成长之路。期待此后的城中村与城市的罅隙越来越少，从而能够以文化的独立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融合为城市的一部分，与城市的发展共生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