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底层逻辑

　　经过40 多年的发展，粤港澳合作经历了 “前店后厂”和“协议开放（CEPA）” 两个重要阶段，党中央在研判当今全球经济发展大势并总结粤港澳合作前两个阶段发展成绩和特点的基础上，把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也标志着粤港澳合作正式进入第三阶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外部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内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增长乏力；投资领域也正在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威胁”；再次启动国内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因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破解困局的重要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协同创新的方式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将承载着党中央和人民赋予的重要使命。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是基于以下几个底层逻辑。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具有制度优势

　　1982 年9 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第一次来华访问。邓小平在会谈中把“一国两制”作为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确定下来。 1984 年12 月19 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称“一国两制”为“天才的创造，令人神往的构想”。在“一国两制”构想下，1997 年7 月1 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1999 年澳门也在这一构想下如愿回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深度阐述并强调了：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①在 2019 年2 月18 日对外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后简称《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叠加了“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港澳独特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优势，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起来，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必须把国家所需和港澳所长通过常态化和市场化机制灵活衔接起来，通过大湾区内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构建发展共同体，实现联动发展。在 2020 年10 月29 日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提到：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②

　　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夯实了理论和实践根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合作已经经历了“前店后厂”和“协议开放”的阶段，如今已经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性合作新阶段，融合、联动、深化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但“一国两制”仍然是这个阶段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协同创新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最基础的底层逻辑。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具有文化优势

　　文化是一种沟通的符号，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同属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岭南文化。粤港澳大湾区11 座城市语言相通、民心相亲、民俗相近、文化同源，以粤语为主要纽带，促进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合作，在此基础上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粤港澳大湾区物理和空间上的联通和整合，促进了人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的聚集，而且能带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制度上的深度融合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文化也是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制度创新又是协同创新的前提，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竞争格局等多方面均存在非均衡性限制，相关各城市的制度设计存在诸多政策缝隙和制度障碍。这就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在粤港澳文化合作过程中推动“制度型开放”，打通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标准规则等方面的差异，为大湾区协同创新夯实“软联通”基础。同根同源的文化具有演化性和融合性，粤港澳大湾区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是一个整体，具有高度的文化接近性。大湾区内11 个城市同属珠江三角洲文化圈，承袭着作为中华文化支系的岭南文化、广府文化，并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处于统一的文化体系之中，经历了同样的起源、变异、融合与演替过程，呈现出相似的文化特征，以香港、澳门为代表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元素，实现了多元文化共存。换句话说，共同的历史文脉、文化秉赋和多元共存奠定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开放性、接近性、融合性的基础，这种文化品格为粤港澳大湾区进行跨地域协同创新提供了文化源泉。

　　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优势，坚守“一国” 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以粤语为沟通纽带，大湾区内岭南文化的同根同源性，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加速了创新要素流通和巩固了创新网络；香港和澳门的中西合璧的文化，吸收了不少西方文化元素，进入了西方创新元素和升级了创新网络。因此，文化优势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协同创新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底层逻辑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具有空间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内9+2 个城市陆地相邻、空域相通、水系相连，这些地理优势易于构建综合化、立体型的交通网络，可以大大加速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要素便捷流动。然而，在《规划纲要》中指出：在“一国两制”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因此，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重要工作之一。《规划纲要》也把“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作为重要内容，包括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水资源安全保障。其中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是驱动创新要素流动、实现协同创新的重点，随着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深中通道、大湾区城际铁路等规划、建成和通车，以连通内地和港澳以及珠江口东西两岸为重点的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主体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加速形成，大湾区内主要城市间1 小时交通圈正在加速形成。

　　在大湾区地域空间组织系统中，一体化的大湾区公共交通设施既是驱动协同创新的物质基础，也是创新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目前，大湾区跨城交通正在逐步优化，港人赴珠三角置业、就业、创业早已不再新鲜，珠三角人民赴港购物、休闲、学习甚至置业亦成常态。港珠澳大桥串联起了珠江口东西岸城市的路面交通。正在建设中的深惠城轨、深中通道推进了深圳与惠州、中山等城市在经济和创新平台上的进一步融合。因此，地理优势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底层逻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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