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教序》论如何同时致敬三位偶像

　　贞观十九年，从印度学成归来的三藏法师玄奘，返回了长安城，并住进了城南的弘福寺。如果从贞观三年玄奘离开长安西行求法算起，他已经在外漂泊了十七年之久。至此，玄奘作为一名优秀“留学生”和“探险家”的旅途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他作为一名“翻译家”的生涯则刚刚开始。

　　玄奘取经归来后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许可和支持下，玄奘归国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长达十九年的经文翻译事业中，并开创了中国翻译史的新纪元。

　　玄奘开始译经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贞观二十二年），《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终于在玉泉宫宣告译成。已经步入“人生倒计时”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第一时间翻阅了这部著作，并对玄奘的工作大加赞赏。不仅如此，李世民还乘兴为玄奘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一文。文中，李世民不吝辞藻地表达了对玄奘及其佛教译著的推崇。为配合父皇的序文，当时的皇太子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也在后面作了《皇帝在春宫述三藏圣记》。

　　皇帝和皇太子亲自为玄奘法师的译著作序、作记，这当然是需要刻碑铭记的大事件。但是，哪位书法家才能配得上皇帝、太子的文章呢？

　　没错，首选只能是王羲之。只有那个被李世民称颂为“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并“心慕手追”的“书圣”王羲之的书法，才能与出自至尊之手的文章相匹配。

　　再现王羲之真迹

　　当时，王羲之已经去世两百多年了。那时的人就算再厉害，也无法令王羲之复活，并请他本人亲手书写这篇碑文。值得庆幸的是，据史料记载，当时李世民、李治的内中府所藏王羲之的墨宝数量超过了两千卷！因此，假如采用集字的方法，理论上是可以用这些墨宝拼成这篇碑文的。不过，要想拼接得天衣无缝、顺畅自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一个书法造诣深厚的人来承担这项艰巨的工作。

　　最终，弘福寺的僧人怀仁被大家推举了出来。怀仁不仅懂佛法，更对王羲之的书法有着准确而独到的理解。历史证明，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高难度的任务。

　　二十年集字成碑

　　据考证，怀仁为《圣教序》集字经过了“全面收集、有序编辑、放大缩小、取舍安排”等多道工序。为了方便怀仁集字，李世民特许他勾摹收集在内府的王羲之真迹。即便如此，也仍然无法集齐。怀仁不得不向民间重金寻求，甚至还流传有“一字千金”的说法。实在找不到需要的字时，怀仁只好根据自己对王羲之书法的理解，采用“偏旁假借、笔画拼接”或者“临摹造字”的方法补齐。

　　怀仁那块《圣教序》碑上最终刻了一千九百余字，许多字还保留了不同的写法。由此我们能够想象到，怀仁为此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努力！

　　《圣教序》整体上保留了王羲之书法的特有风格。不但各个单字字形可靠，而且安排得参差错落、灵动活泼，“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基本没有给人生硬嫁接的感觉。它就像一本权威、可靠的王羲之“书法字典”，几乎囊括了王羲之书法（特别是行书）的各种字体，为留存王羲之书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世历代书家无不从中获益。

　　从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写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到咸亨三年由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圣教序》碑最终立成，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

　　寺内寺外世事变迁，怀仁默默低头集字，一天天，一年年，日复一日。他不知道的是，一千三百多年后，他的那块碑被收藏进了西安碑林博物馆。

　　不过，经过历代书法家的锤拓，原碑的字口已经出现磨损，而且受明朝地震的影响，碑的中段出现了一道醒目的裂纹。因此，比起现存的石碑，反而是古代的拓片更能帮助我们想象其初始的神韵。

　　北宋最佳拓本

　　天津博物馆现存有清崇恩旧藏“墨皇”本《圣教序》，为北宋时期的拓本，使用的是白麻纸，用墨较重、拓工极精。拓字丰腴圆润、浑厚生动，被公认为《圣教序》的最佳拓本，也是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最佳入门参考。

　　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是一位成就唐初“贞观之治”的杰出帝王；玄奘是一位为文化交融牵线搭桥的佛学家；而王羲之，则是在艺术上达到登峰造极境界的书法家。怀仁集字的《圣教序》无疑完成了一项同时致敬三位“偶像”的壮举。对于我们而言，推崇李世民的可以读其辞，崇拜玄奘的可以品其义，而倾心王羲之的则可以赏其字。

　　我们应当感谢怀仁，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弘福寺僧人，耗费了二十余年的光阴，主持了这块每一个学习王羲之书法的人都要临习揣摩的碑刻。这块碑刻无疑是“近两千年来书法史、美术史、手工业史上的一件著名杰作”，而“怀仁”这个名字，也必将随它一起被一代代临摹者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