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

　　1946年1月，经哈耶克介绍，卡尔·波普尔迫不及待地离开生活了十年的新西兰抵达英格兰，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职。其时，由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出版，波普尔发现，他已经成为那个年代的红人，与十年前他在英格兰访问期间的境遇大相径庭。

　　与维特根斯坦相比，波普尔出身卑微，早年从事木工，后来终于在中学里谋得一份职业，无论如何都不具备天才的光环。而维特根斯坦则是钢铁巨人的儿子，家境优渥，从生活上到哲学上他都不会考虑外在的因素，我行我素，在学术上显得纯粹而极端。他们都是维也纳人，甚至他们的住址都相距不远，生活半径也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维特根斯坦和他的“维也纳小组”如日中天的时代。在大学、在咖啡馆，甚至在家庭客厅里，人们热烈地讨论什么是哲学的真正命题，以及有无哲学。

　　这一切，波普尔不可能不知道。

　　但波普尔可能是那个年代自始至终清晰的反对者。他早年读过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是在寻求一个界限，就是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线。波普尔认为这个界限不难界定，他认为他找到了一种方法，他的分界标准胜过他们。他的主要观点就是一切的科学理论都具备假说和猜想的性质，界定他们的标准就是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

　　1946年10月，波普尔与维也纳哲学小组终于迎来的短兵相接的时刻。他接到剑桥道德科学社秘书的邀请，去宣读一篇关于“哲学疑难”的论文。地点在国王学院吉布斯楼R·B·布雷斯韦特的房间里，布雷斯韦特是这个房间租户的名字，他是一位教师，这个房间正确的名称应该是Ｈ楼的三号房间。国王学院的吉布斯楼是一座庞大而庄严的古典式建筑。从街道、国王广场方向看，H3在楼的右边，一层。走向一段没铺地毯的木制楼梯，通过没有装饰的墙面，那个冬天，来客的脚步声显得凄凉而惊心动魄。

　　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H3房间的壁炉旁，所以在数十年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中，壁炉是个主要论题。壁炉四周由大理石包围着，上面是木雕的壁炉架，长期的烟熏火燎使得铁制的壁炉显得又小又黑。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有人观察到，聚集在煤气管道中的水结了冰，堵塞了管道。

　　很明显，“哲学疑难”问题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而这一观点背后是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个哲学命题：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语言的疑难。这一命题恰好是波普尔最讨厌的东西，所以他决定讲一讲到底“有没有哲学问题”。

　　波普尔一开始就用诙谐的口吻说，在接到秘书关于“哲学疑难”的邀请中，他感到惊异，因为写请柬的人已经隐含地否认了哲学的问题，这已经是在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的争端中偏袒一方了。

　　这一开场白显然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不快，也许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维特根斯坦站了起来，大声地有点愤然地说：“秘书完全是照吩咐做的，他根据我本人的指示行事。”波普尔并没有在意，继续讲了下去。但听众中至少一部分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很当真，把波普尔的玩笑当作对于秘书的正式抱怨，后来的会议记录显示，就连秘书本人也这样认为，他还在记录中加了一个脚注：“这是写请柬的固定格式。”

　　波普尔继续说道，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事实上，许多人甚至所有人不假思索地采纳对许多或许是所有哲学问题的靠不住的解答，而这恰恰提供了当哲学家的唯一理由。

　　维特根斯坦又跳了起来，大谈特谈疑难和哲学问题之不存在。波普尔选一个时机打断了他的话，拿出一张准备好的有关哲学问题的单子。“我们是通过感官来认识事物的吗？”“我们是通过归纳来获得知识的吗？”维特根斯坦驳斥说，这些问题是逻辑而不是哲学。波普尔又提出了无限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反驳说，这个问题是数学的。波普尔又提到道德问题和道德规则的有效性问题。

　　维特根斯坦正坐在火炉边，烦躁地摆弄着拨火棍，他发言的时候，举起的拨火棍就像指挥棒一样加强着他的论点，他挑战似的说：“举个道德规则的例子！”波普尔回答：“不要用拨火棍威吓来访的讲学者。”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扔下拨火棍，猛然冲出房间，砰地把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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