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制角度认识平台基本产权制度（上）

　　合作制的突出特征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进行公私合作，平台符合合作制的这一主要条件。我们可以从共享经济与生态组织角度重新认识合作制，发现平台本身的生态合作本质。

　　把平台纳入合作制的范畴加以重新认识会发现的新知识在于，合作制是一种介于公私之间、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中间机制。一旦将平台纳入合作制来规范与发展，有助于找到私人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监管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内在尺度。

　　合作制作为产权制度，与现代产权制度几乎是相反的产权形式。这源于强调的重心不同：现代产权制度的重心在所有权，聚焦点在资产的价值（如股份），往往指向竞争与零和博弈；而合作制的重心在使用权，聚焦点在资产的使用价值（如资产经营、权责利），指向合作与双赢。数字经济中兴起的生态合作实践，将会把人们关注合作制的重心，重新拉回到使用权合作上。

　　所有制中的公私，一是指所有，即公有、私有；二是指使用，即公用（共用）、私用（专用）。合作制说的公私，主要指后者。合作的实质含义是指生产资料共享。这使合作（“共享”）有别于共产，合作合的是使用权；共产合的是所有权。我们将主要基于使用权形成产权共同体的合作制，称为生态合作制。

　　平台生态采用的就是生态合作制。平台方与应用方的最主要的关系，就是合作关系。合作的主体称为“伙伴”（合作伙伴）。合作关系即伙伴关系。经济上的伙伴，指所有权上并非一体（老板不同），但使用权上可以一体（利益共同体）。一个平台，往往聚集400万（如苹果）至1000万（阿里）合作者，形成产权共同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作制。远远超过了西班牙蒙特拉贡合作制经济的规模。

　　作为生态组织（可视为一个企业集合，以此区别于企业个体），需要区分平台方与应用方，它们是两类不同产权主体。平台企业在合作制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整个生态的固定成本（固定资产），而多元所有的应用方主要承担整个生态的可变成本（可变资产）。我们按生态标准，将平台方确定为资方，将应用方确定为劳方。这个劳方有特定含义，是生态中的“劳动者”。应用方在现实中对应的是APPs，是增值服务提供商。在现实中，它们可能是小微企业、在家办公者或自然人，也不排除极少数大中型企业。之所以将其当作劳动者，因为相对整个生态的资产结构，它们只是“无产者”，生态的主要生产资料（固定成本、固定资产）投入不是由它们承担，破产也无需它们承担（平台退市、破产均不直接改变应用方资产负债表）。当然，作为生态关系之外独立存在的企业，它们可能也是资方，但不是生态的资方。在生态关系中，可视同于带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类似自耕农）。其次，多数应用方直接参与劳动。毕竟在平台生态中，在家办公者或自然人等灵活就业形态的主体以劳动者为主。根据实际调查，一个APP中的就业者一般在4至5人以上，他们直接从事劳动，或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少有脱产者。

　　在“平台-应用”一体生态中，平台提供的固定资产为中间产品，应用向最终用户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为最终产品。平台按市场化原则、商业化方式，向应用方有偿共享生产资料（生态固定资产），按应用方使用效果（即盈亏状况）适当收费（即从最终产品中扣除生产资料租赁费），应用方没有收入不必交纳生产资料租赁费，平台方也无义务承担应用方亏损时的可变资产投入损失。目前中美的市场行情是三七分成，平台方收入最终产品收益的30%（有时被称为“苹果税”），应用方收入最终产品收益的70%。平台方并不参与应用方提供的应用服务，取得的30%主要来自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及所有权对应的使用权有偿共享转让（与非共享转让、租赁的区别主要在于应用无收入则完全免费）。而应用方（或劳动者个人）获得的70%则主要来自对平台生产资料使用权的共享（使用）及劳动付出。

　　这一分成合约，可以认为是平台方要素（资本）使用权（转让）与应用方要素（劳动）使用权使用（经营）相交换结果，本质上是平台方要素所有权与应用方要素所有权基于双方使用权的比例分成交换合约。从这个角度看，所有权合作是间接的，不像实体的合作社，先要混合股份才能共同经营；而是一方要素的使用权（生产资料）与另一方要素的使用权（劳动）依托各自所有权的（因分享剩余而接近平等的）交换。从业务性质看，具有相互服务性质，即平台方提供生态的基础业务服务【包括向最终用户提供的免费基础服务，为应用方提供流量；同时向应用方提供准公共（90%以上免费）的生产资料租赁服务】与应用方提供整个生态的增值业务服务相交换。当然三七分成的前提是应用方的全部固定资产与生产资料由平台提供。如果应用方是独立品牌，仅以平台为销售渠道，生产资本为自有资本，三七分成中的“三”不应涉及生产资本的剩余。

　　与工业时代的合作制往往形成所有权共同体不同，应用方与平台方很少在合作中发生所有权合并，不会通过合作改变双方的所有权状态。除非平台方收购应用方，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因损害平台的中性地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受到严厉监管。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合作制称为生态合作制，即基于要素使用权的合作。与传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明显的区别是：第一，生产资料共享体现了一定的公共性（虽然是按市场化原则、商业化方式有偿实现），本质是资本让渡了一部分使用权的收益权（原来是自己不使用，也不让别人使用，而工人使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不具有与剩余索取权相联系的使用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合作制是围绕生产资料共享展开的合作。第二，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一方凭借劳动（增值服务）可以获得剩余（而且是高比例剩余）。这说明生态合作制是超越雇佣制的合作。因此这种合作制带有使用权上的公私混合性质（有别于混合所有）。生态合作制的这两个特点，构成它可以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条件。可以把这种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新方式，视为市场社会主义合作制。

　　比较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产权上具有相似处：其资本可以由成员单独或集体拥有或从外部机构租赁，合作社借贷所得资本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质壁分离”。

　　至于如何在引导资本在成为社会企业过程中克服其僭越公共利益进而偏离平台中性的缺点，以后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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