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里的青春故事

　　有关图书馆， 有关个人，也算是一段悲欢史，该从何处说起呢——这样的开头， 大有“不道别来愁几许，相逢更忍从头诉”的意味，但其实当然是恩多于怨，乐多于愁。

　　1

　　妈妈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深圳市立图书馆时惊讶万分的样子。

　　那时已举家南迁——从湖南移民至深圳——她要找新的工作需要参加职称考试，因此每个周末都要去图书馆复习。十二岁的我跟她一起去了那里才知道：以前去过的中学图书馆是何等简陋。

　　阿根廷最著名的图书管理员博尔赫斯说过的最著名的话，无关镜子、迷宫和交叉小径的花园， 而是这一句：“ 如果有天堂，大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 诚如是言， 深圳市图书馆无疑是少年时代的我见过的真正的“天堂”。

　　初到大都会的我忍不住给留在湖南小城的旧日好友写信炫耀：这里不光有无数版本的《红楼梦》，还有《红楼梦魇》和《红楼梦补》！ 过了整整一个月后，好友才淡淡地回信说：那你就替我们多看些书吧。

　　这才意识到可能伤害了旧友感情的迟钝的我，已经幸或不幸地在图书馆里发现言情专架，从此弃红楼于不顾，从岑凯伦、琼瑶一气看到亦舒、梁凤仪乃至于著名集体写作团伙“雪米莉”。直到大半个暑假过去，熟谙所有港台言情套路才罢手。紧接着，又发现了金庸、古龙、苏童、陈丹燕， 明清小说，《青鸟》和《骑鹅旅行记》，等等。

　　高雅和滥俗在同一个图书馆里和光同尘。也就是说，安然共享同一个“天堂”。

　　刚转学去深圳的我时常逃学。理由很简单，就是迷路。

　　那条下车后穿过私立医院去学校的小路走过若干次了，但也许是因为岔路太多，还是很容易迷失——也有可能自己潜意识里故意的——等终归正途时， 往往已经迟到，而迟到就势必会被罚站。每当此时，我就果断地决定逃学——反正上课也没有什么意思。

　　也怨不得老师总罚我站。那年我刚上初二，正是惨绿少年的年纪。觉得没意思就想逃，可是逃到哪里去呢？ 深圳这么大这么冷淡，我并不知道。

　　终于有一次，班主任忍不住给我妈妈打了电话。妈妈挂断后便直奔市图书馆，果然在文学阅览室里把我抓了个正着： 无处可去的我，站在书架前消磨光阴，和此前的大多数时间一样。

　　那天妈妈的表现着实古怪。在深圳十月依然灼人的正午骄阳下， 领着我往学校一路疾走，纹丝不笑，直吓得我心胆俱裂。到学校已过饭点，她便在外面的小饭馆要了两份盒饭， 吃饭全程同样板着脸一言不发。吃完差不多已到上课时间，她才说：“你快去上课。不许再逃。”

　　我灰溜溜地走了，一下午都在忐忑，不知回家后会受到怎样可怕的惩罚——然而，那天晚上并没有。此后很多天，都没有。

　　过了好几年之后，妈妈才告诉我，其实她那天一直在拼命忍着笑——一个逃学都逃往图书馆的小孩，能坏到哪里去？可又不能笑。一笑，就没法教了，万一以后再逃学怎么办？

　　2

　　另一个关于图书馆的记忆，是常在图书馆里遇到骚扰者。

　　十三岁以前，大概这辈子能遇到的流氓，我差不多都碰上过了。在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里看书，脖颈处偶尔感到异样灼热——猛一回头，总能看到一张慌乱潮红的人脸，便如惊鹿般逃开，但还是舍不得放下手中的书。倘若来者再反复逼近，只得放下书快速逃离。有一次受惊吓太遽，在这座尚且陌生的海滨城市的大街上发足狂奔，犹如奋力逃离身为一个少女的危险宿命。

　　而记忆中狂奔不已的画面里，大街上的夕阳总是惨淡灰黄，公交车站则像永远也抵达不了的、足以自保的成年时光。

　　过了那段危险期，日后再在图书馆遇到搭讪者，早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就读研究生时期，有一次在阅览室自习，不知为何总感觉对面有两支小火炬灼热地投向我。终于，一张纸条“啪”地按在书上。我眼皮都不抬，当即收拾东西起身。还没走过长廊， 空荡荡的楼道里脚步声越来越近：“同学！”

　　我回头看那人，他比我想象中更从容：“同学，可不可以要你的电话号码？”

　　彼时我早非惊惶如雀的十三岁女孩，正色道：“同学，你不觉得在图书馆这样影响别人学习不好吗？”

　　他似乎吃了一惊。

　　过了几年，某个冬夜又在国家图书馆遭遇搭讪者，已经不再那么可笑地大义凛然。搭讪者同样是看我离开阅览室，一路追出，在万家灯火次第亮起的中关村大街上大喊：“你读几年级了？”

　　我想了想，还是平静地回头：“已经工作了。”

　　那个中年男人“噢”了一声， 听不出失望还是别的：“你看上去很年轻。”

　　我忍住了没说“谢谢”。

　　问话熟极而流，也不知道重复了几百上千次：“请问，我有这个荣幸可以认识你吗？”

　　“并没有。”我同样礼貌地回答。

　　也许是长大后渐渐就理解了，在图书馆搭讪成年女子的人和骚扰者不同，多数还是耽于幻想的多情种子。这样一想，让我多少原谅了这些搭讪者。后来偶然看到门罗的《忘情》，书中阅览室的读者爱上图书管理员的套路，竟和我记忆中的几幕如出一辙——

　　但就在她的图书馆办公桌上，差不多几周前一个周六的晚上，最后一位读者离开后，她在锁门关灯之际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我去海外之前就订婚了。没有写名字，无论他的还是她的。还有她的照片，半边压在吸墨台下。

　　那天晚上他就在图书馆。正是她最忙的时候。她时不时得起身帮读者找书，整理报纸， 忙着给图书上架。他就在这儿，跟她共处一室，看着她，还悄悄留言，自始至终却不曾介绍自己。

　　更著名一点的案例，则是日本电影《情书》，那两位同样叫藤井树的男孩和女孩。

　　习惯在图书馆里追逐女孩的男人们，在书与书的空当处茫然四顾，幻想颜如玉从天而降。是读书给他们制造的幻觉，抑或被某种孤独感驱使，能接近最大数量陌生女性的唯一可能， 也就只有在这全然免费的“天堂”。

　　3

　　还有一些时候，不一定要自己去图书馆，也可以委托他人借书。

　　表妹家比我家到深圳要早好几年，她家里缴了择校费让她进了市重点，据说该校有全市数一数二的校图书馆，比我插班的普通中学的图书馆规模大得多。我有次随她混进去借了本港版《唐伯虎诗词歌赋全集》，至今还可以将里面的词倒背如流：

　　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庭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 檀郎故相恼，须道花枝好。一向发娇嗔，碎按花打人。

　　据说这首《菩萨蛮》是唐代无名氏所作， 也不知道怎么窜人唐寅的集子。唯一记得的就是这本书差点遭遇不测。事发于某节语文课，我刚把书拿出来看不久，语文老师突然过来轻敲桌子，让我去他办公室帮他拿一本书。我赶紧把书藏在书桌抽屉里，起身就走。回来后发现整个班气氛很异样。下课后才知道，我刚起身离开教室，语文老师就把我抽屉里的书拖出来向全班展示：“你们看看人家在看什么书！竖版，还是繁体……”

　　那是一个说不清楚到底是称职还是不称职的老师。同学都叫他老鬼，他看上去很严厉，会罚迟到的女生在操场上跑五圈。当时学校不允许女生蓄长刘海儿，中考前夕他会拿自己的刮胡刀剃掉人家的长刘海儿（ 几乎所有女生都为此露出难以忍受的表情）。他会在上课时把“干涸”念成“干固”，引得我这样的二愣子学生忍不住举手站起来说：老师你念错字了——端的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道。而老师到底是什么反应，我却完全忘记了。

　　不过我一直没忘记那个细节，他从我抽屉里拿出书向大家展示，又在我回来前迅速放回——虽然并没有真的看到那一幕。就是这行为的出人意表，让我猜想他也许并不像表面上那样讨厌我。不光因为是唐寅，是繁体字，是竖版。

　　也许更多的，只是人到中年的渐渐吃力，面对年少轻狂的学生不知所措。同时又对这无知无畏不由得不退避三舍， 并感到某种怅惘。

　　人生忽如寄。当我开始懂得这点时，早已过去很多年，几乎到了和那个老师差不多的年纪。一生再也没有机会问这个被称为老鬼的语文老师当年到底怎么想的——被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指出自己念错字，以及发现她上自己的课时却在看繁体字的古籍。

　　这就是我和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有关的故事。（冬冬摘自《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