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第五年，我从北大退学了

　　人生选错一条路

　　一进到实验室， 别人都问我为什么选“ 直博”。等我搞明白游戏规则， 我这才意识到，如果功利一点， 按“ 性价比” 去比较， 我应该是在当时的三个选择里选了最差那一个。

　　我是山东人， 县城高中毕业， 进了长沙的中南大学读计算机。进入大学后， 我仍然像高中一样努力。系里一百多个同学， 连续四年我都是第一， 因此获得保研名额。其实此前， 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能有机会读北大、清华。毕业那年， 三个o f f e r 摆在面前： 浙大、清华以及北大。前两个都是硕士， 北大的是直博。我当时对硕士、博士没有概念， 只觉得博士比硕士厉害，既然可以直博，那显然更划算。而且当时，我还有个想法是，去北大看看。

　　到北大后才知道，原来直博入学门槛更低，因为比起硕士， 博士难毕业得多。我记得我当时把保研指标寄给北大的时候， 学校说你的指标作废了， 因为直博不需要保研指标， 我才知道我做的这个选择， 完全浪费了一个宝贵的保研名额。

　　我家境很普通， 家里也没有科研背景， 本科时期， 也只顾着刷绩点， 没去了解科研。事后想来， 那时假如没有被刻板印象蒙蔽， 能多做一些了解， 知道搞科研的难度， 对学术本身和学术圈子有更多的理解， 或许可以避免陷入后来的困境。

　　其实我的志向是做游戏， 包括本科时期我那么努力， 也是做游戏的梦想在激励我。但做游戏考验的并不是学术能力， 在这个领域， 博士生反而并不太受雇主欢迎。读博期间我去找实习， 有面试官曾经问我， 你看哪个厉害的游戏是博士做出来的。我本科毕业就工作的同学，有的去了腾讯， 已经在深圳买了房， 同学们就说我黄高乐是“ 花千万代价读了个水博士， 而且还退了学”。

　　但这都是后话了， 用世俗标准去衡量， 我当然是“ 人生选错一条路”。不过， 这条路原本可以继续走下去。但越读， 我愈发对科研前景感到失望。有一回， 我导师希望我用一种方法做一个研究，但我不认可，于是产生了冲突。导师禁了我的言， 不再与我沟通， 然后转头把这个方向连同我搭建的实验平台一起交给了学弟。学弟就按导师的方法完善实验， 把论文写完并且成功发表， 作者里没有带我的名字。我后来试了自己的方法，也能解决问题。读博五年，这是我离发论文最近的一次。

　　其实我的心理压力， 主要不是来自论文，而是来自读博的环境， 或者更具体一点， 是和导师的关系。和几乎所有的实验室一样， 我们每周都会开组会总结当周进展。每周的组会都近乎噩梦。我每周会给导师发一封工作邮件，但这些邮件从来没得到过答复，如入“黑洞”。有时在组会后， 我问导师是否看到邮件， 得到的回答是“ 你做的东西都是垃圾”。假如真是垃圾，我也希望得到具体的反馈啊——从来没有。

　　后来我逐渐与早我两年入学的学长交好，仿佛在泥潭里相遇的两根树枝，二人互相支撑，互相宽慰：“ 以后我们的目标， 就是混吃等死等毕业吧。” 有时也交流一些对导师的看法。用这种方式抵御负面情绪有一定的效果， 特别是， 当实验室里的博士生们聚在一起， 我们发现原来所有人都是被无差别对待的， 人人感同身受，“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时候就有种抱团取暖的感觉， 可以互相倾诉， 排解掉一部分痛苦。有一回我印象深刻，一位学姐开解学弟，她说着说着自己就哭了起来。当学长读到第七年， 原本导师还要再留他最后一年（ 超过八年未能毕业的博士， 会以肄业处理）， 被他想方设法豁免， 终于毕业了。我这时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我独自一人， 实在难以为继。我也想离开。

　　逃跑

　　我想逃跑不是一天两天。

　　入学第二年， 我就产生过念头。2 0 1 8 年年底，导师让我与学长共同完成一篇论文。开学后，截稿前， 导师突发通知， 要加一个对论文全无贡献的人上去。学长是第一作者， 我是通讯作者（ 按国内学术圈的规则， 一般认为是除了第一作者以外最重要的作者），那个人署名的位置，相当于“ 三作”。我当时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或许，读博士最糟糕的并不是没拿到学位，而是学术造假。我心想， 假如有一天被曝光，我将没有名誉可言。

　　我还是把名字添了进去。论文投递出去后那段时间， 我产生了严重的抵触心理。有时拖延到下午， 才极不情愿地去实验室。情绪也变得非常糟糕， 经常失眠， 怀疑自己做的东西既没有创新性， 也没有意义， 只是把很普通的东西包装一下， 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而这样的文章，完全是在给学术圈添乱。

　　对此， 我给学院写了一封长信， 除了上述内容， 我还写道：“ 即使混到毕业也是一个名不副实的水博士， 完全是在浪费青春与生命。再加上在实验室里很少得到正面的反馈， 一直处于接连受挫的状态， 时常会陷入反复的抑郁情绪中。”

　　2 0 1 9 年3 月， 我打算把信交给学院。现在来看， 这是封措词温和的求救信， 我当时内心备受煎熬。那时， 我经常做噩梦， 梦到高三考试考砸了， 梦到博士答辩没通过导致博八（ 博士第八年）肄业，梦到找工作不顺被老板奚落，梦到被亲友与朋辈嘲笑只会读书。

　　我也是想通过这封信， 做最后一点挣扎，比方说换导师。信需要先发给班长， 再一层层转交。没想到第二天， 导师就拿着这封信来找我谈话了。出人意料， 导师看上去并不在乎我在信里提到的“ 冷漠” 等评价。谈话非常短，主旨大意是， 你还是再做个横向（ 项目） 吧，做横向的时候你没那么多事。

　　后来我又了解到， 换导师还是要趁早。我在年级比较低的时候没有察觉出异样， 等到高年级，新导师不太愿意接收的，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给博士补助只给到第五年， 往后就得导师自掏腰包。更何况这也是要占用一个博士生名额的。

　　转硕也一样， 假如一个直博生要转硕， 导师需要拿出一个招硕士的指标给他，与此同时，原来的直博指标也就作废了， 这意味着他的实验室将会少一名学生。

　　换导师、转硕， 两条路都行不通， 只剩下退学一条路。实际上， 读完第三年， 我就打算退学，但研究所建议我不如先休学一年。那一年，我有点废寝忘食地工作， 做出了一款交互叙事游戏，成了我的游戏处女作，上线后反响不错，并借此认识了一些业界大牛。我给自己鼓劲，“我还是挺聪明的”，“我想做什么是能做到的”。由此，我也慢慢找回一些自信。

　　远离校园的这一年， 我大体琢磨出来导师是什么样的人， 自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跟他相处了， 再加上作出退学这样一个决定确实不太容易， 所以我就复学了。回校前， 我一遍遍告诉自己， 即便没有导师的支持， 我也要把这个学位拿到。但一入学， 那种压抑的情绪又找了回来。

　　决定退学前那个春天， 我能回想起教学楼墙上绿色的爬山虎， 未名湖畔粉色的花， 以及自己灰蒙蒙的心情。有个朋友建议我去看精神科医生。在回龙观医院， 我记得那位和善的王医生听完我的讲述后， 告诉我， 抑郁分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抑郁， 人体无法分沁多巴胺， 这种情况下可以吃药；另一种是有明确抑郁源的，只要远离了抑郁源， 并不需要服药， 人慢慢能快乐起来。

　　这次谈话后，我想通了，学位与身心健康，肯定后者更重要。我本来是想通过读博， 做出一点成果， 能够在学术圈里记下我的一笔， 能对社会有一点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四十多岁拿到博士学位跟二十多岁拿到博士学位， 并没有太大差别。当我看清楚这个之后， 退学这个概念给我造成的心理负担就没那么大了。

　　第二天，我就马不停蹄开始投简历、找实习。这中间， 我收到了那篇论文的反馈意见， 审稿人希望我们再改改， 也就是那一稿没通过的意思。我当时心中暗自庆幸，好歹“学术贞洁”还在。我回复对方邮件说， 我们不打算改了， 并抄送给了实验室另一位老师。到这种时候， 我已经不在乎导师对我的看法了。办完退学手续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导师拉黑， 也退了一些群，心里想着， 丢掉这些令人痛苦的回忆， 开始新生活。

　　反思

　　实习确定下来后， 难过的一关是跟父母摊牌。他们当然都不乐意。我爸爸说， 你自己的人生， 你自己看着怎么穷作吧。“ 作” 是我们那的一个方言，意思是“自毁人生”“自甘堕落”。我爸说他不干涉我， 但最好还是想办法换导师或者转硕， 总之不要退学。实际上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都需要导师签字才能成功。北大博士的光环有多显著， 北大退学带来的不理解就有多深刻。像我这种人， 保研上北大时， 被加到我们家乡一个“ 人才储备群”，各种好听的话满天飞舞。退学的消息传开后，话就难听起来了。逐渐地， 我开始有意跟一些初次认识的人提起“ 北大退学” 这个关键词。因为这个话题通常会得到两种反馈， 一种人会立刻说， 北大那么好的起点， 那么好的资源，你为什么要退学？ 一种人则会问， 天呐， 你在北大经历了什么？ 第二种人， 我会深交一些，因为我感觉他们本质上关心的才是人。

　　我当初选择去北大读直博， 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光荣”。对我这样从小县城长大的人来说，环境尤其影响我这样去想。但如果说北大没有白上，是因为它教会了我要独立思考，要反思。最终， 我之所以退学， 也是认为自己没有获得进步。确实， 或许我跟导师搞好私人关系， 混八年， 大概率也能拿到学位， 但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自己。

　　我现在觉得， 虽然中间走了几年弯路， 但在这几年里， 我更了解自己了。我对游戏的志向一直没变， 当时找工作， 我是下定决心非游戏行业不进。因为我已经有自我察觉， 我知道只有在做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东西时， 更容易出成果， 更有可能过一个比较幸福的人生。这个成果不是赚多少钱， 而是能够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 比如死了之后， 你的游戏作品还被人拿出来说。这可能比一个学位更重要一些。（沈博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