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发掘了古老的托儿妙招：找邻居帮忙

　　职场家长在疫情期间普遍面临托儿问题，那么让邻近的全职家长帮忙照看孩子如何？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且似乎很容易操作。

　　产生这一托儿想法之前，海伦·梅耶尔（Helen Mayer）是波士顿当地的一名企业家。疫情暴发之初，她不得不关闭自己专注于服务高校的公司，加入数百万被挤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行列。一夜之间，她成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全职妈妈。

　　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26岁的梅耶尔为市面上缺乏负担得起的优质托儿服务而感到沮丧。她说，看着自己的故事在全美各地的女性身上频频发生，她开始感到“非常生气”。

　　梅耶尔用愤怒鞭策自己，做起了中介服务：截至2020年年底，通过对接有托儿需求的家庭及其邻近的全职家长，她累计帮助了400个家庭找到托儿服务。她将这项产品命名为“Otter”（水獭，她母亲最喜欢的动物），它很快就引起了投资者的巨大关注，这种服务在专注于儿童看护的初创公司中并不多见，在由女性创始人领导的初创公司中更是罕见。

　　在一群天使投资者给了梅耶尔3 0万美元启动资金后，以曾投资Facebook、A irbn b 等技术巨头而著称的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向她投资了400多万美元。2021年7月，红杉资本也向她的企业注资 2300万美元。今年，Otter扩张到两个城市。

　　根据风险投资研究公司Pitch Book的数据，2021年，获得风投融资的儿童看护技术公司共计吸引了约14亿美元的投资，这一总额比此前4年的总和还要高出很多。这可能意味着家长们会有更多的选择。

　　“很多人在第一次听说Otter的时候会问， ‘等等，这之前没有人做过吗’，”梅耶尔说， “对我来说，这说明他们为Otter的出现感到很兴奋—Otter显然让人十分兴奋。”

　　2019年，美国约18%的5岁以下儿童在寄宿中心获得照顾，但更多家长一直靠亲朋戚友和左邻右舍来填补照顾孩子的空白。梅耶尔的服务理念并不十分新颖，但它很快就流行起来。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的儿童看护行业就已深陷困境。托儿中心的利润微薄，疫情给托儿服务行业带来压力，员工纷纷辞职，入学人数下降，托儿中心运营成本激增。

　　过去，参与交换托儿的家长都没有得到报酬。但梅耶尔说，在她引入付费模式后，职场家长把孩子交给邻近全职家长照顾的时间大幅增加。

　　在纽约，有关提供在家托儿服务的法律对于照顾3个及以上的孩子才开始生效。鉴于各州有关儿童看护的法规不尽相同，梅耶尔承认，Otter不是一项可以迅速在各个州推出的服务，因此公司“专注于向可以提供这种儿童看护服务的州扩张”。

　　Otter会引导用户完成育儿风格测试，收集孩子的医疗信息，并扫描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来验证用户的身份。梅耶尔说，一旦这些步骤完成，算法就会呈现潜在的匹配选择，但所有最终的匹配都是由人工完成。Otter还与一家第三方公司合作，对所有家长做背景调查，并调查每一位家长家中的婴儿防护措施。

　　红杉资本合伙人杰斯·李（Jess L ee）表示，Otter平台的目标之一，是减轻看护者应对各州监管的压力，减轻家长寻找、审查、面试和安排看护者的负担。

　　“我面试保姆的时候，不知道该问对方些什么。”她说，“既然我们可以直接用手机叫辆 Uber，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很快在我家附近找到可信任的人帮我照看孩子呢？”

　　在Otter平台上，每一位看护者都是承包人，可以自主决定每小时的服务价格。公司通过对家长之间的每笔交易收取服务佣金来赚钱，目前Otter的佣金比例为15%。

　　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认为，Otter的妙处之一在于，它“激活”了一群新的工作者—全职家长，大多数是母亲—让她们意识到平常所做的无偿且被低估的看护工作的价值。她指出，像 Otter这样的公司可能也会像Rover.com或Etsy 那样扩大劳动队伍。在Rover.com上，人们可以预约附近的宠物保姆；在Etsy平台上，独立艺术家和手工艺者可以销售他们创作的产品。

　　但是，Caring Across Generations组织倡导负责人妮可·乔维奇（Nicole Jorwic）称，将共享经济模式应用于托儿行业有“过度简化”行业问题的风险，且可能进一步破坏行业稳定，因为长期以来，从业者只能拿到贫困水平工资，且没什么职业发展和成长的机会。该组织专注于推动政策干预修复托儿服务经济。

　　乔维奇在谈到Otter时说，“这款应用程序的开发反映了人们对可及且负担得起的优质托儿服务的迫切需求。但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无需解决根本的系统性问题以及全方位儿童看护基础设施的投资匮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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