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治理视角下城市韧性社区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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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2-11-07 11:16
提 要:
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提要建设“韧性城市”,而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构建韧性社区成为其应有之义。韧性社区建设需要警惕再次陷入“理性牢笼”,必须重视情感因素的作用,以实现刚性制度与柔性情感的互嵌融合。在城市韧性社区建设的实践中,需要立足活力和秩序的关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链接社区内外资源,实现常态化与非常态化社区情感治理的有效衔接,形成情感治理闭环。在常态化的社区治理中,着重以“情感”为治理对象,积极培育情感资源;在非常态化的社区治理中,善于以“情感”为治理手段,在“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引下,实现治理目标。
一、引言
在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构建韧性社区成为城市治理的应有之义。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是防控风险、应急管理、灾后恢复的重要阵地,在科层制刚性治理的缺陷与社区脆弱性日渐明显的情况下,建设韧性社区便成为当务之急[1]。尽管刚性治理能够凭借层级化、专业化和约束硬性化的方法,保证常态运转中的社会稳定以及在偶态应急时的治理效率,但在“风险”成为社会基本特征的时代,该模式并不总是有效。与此同时,频发的复合型灾害与城镇化带来的社区复杂性使得社区脆弱性问题愈加严重。相较于传统灾害带来的单一风险,复合型灾害不仅在成因及演化机制上更为复杂,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2]。而城镇化加速带来的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人员频繁流动等挑战,也使城市社区防控风险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推动城市韧性社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科层制刚性治理的不足,有效回应风险社会的挑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韧性社区建设作为提高城市风险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径,显得更加重要。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科层制刚性治理强调去情感化,过分重视理性、制度和技术的作用,对“人的情感”相对忽视,容易让社区治理走向过度理性化、制度化的极端。因此,在韧性社区建设中需要警惕再次陷入“理性的牢笼”,重视情感因素的作用,探索情感治理的路径。
二、韧性社区概述
(一)韧性社区的研究综述
综合国内外的相关成果,有关韧性社区的研究主要围绕韧性社区的界定、韧性社区的建设路径以及韧性社区的评估三个方面展开。
从研究脉络来看,韧性的概念经历了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演进韧性的修正过程[3],每一次的修正都深化了对韧性的认知,即从“恢复原状的能力”转变为“促使系统形成新的平衡”,再逐渐转变为“一种变化、适应和改变的能力”。由于韧性对分析社会生态系统和脆弱性具有较强的适切性,被大量引入社会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危机管理等领域。韧性社区可以理解为将韧性应用于社区治理的理论概念。总的来看,学者们认为社区韧性应该包括能力、过程和目标三个部分[4],也就是说可以把社区韧性看作是稳定能力、恢复能力和适应能力的集合,在适应灾害及提升适应能力的过程中,其目的是能够成功适应灾害。基于此,本文总结出韧性社区的基本架构要素,包括目标、能力、资源、过程和共同行动,并将韧性社区定义如下:为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社区共同行动为基础,统筹社区内外资源,基于全周期管理意识,在危机发生前、危机发生中、危机发生后三个阶段,具备和有目的地提升抵抗外部冲击能力、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以及适应新环境能力的能动社区。
目前对韧性社区建设路径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以“韧性社区”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危机管理;二是以治理实践为导向的治理体系和能力优化[5]。前者以重大危机为背景,强调了韧性社区建设是提高社区应急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因此聚焦应急管理的短板,提出建立健全具有韧性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策略。后者认为韧性社区建设并不局限于对灾害的应急管理,而是将韧性社区嵌入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野当中,反思当下治理实践,并从治理的高度因应对策。概而言之,韧性社区的建设既不能局限于封闭的社区,又需要着眼于危机管理的全过程。一方面,在韧性社区建设维度研究中,既需要识别和整合社区内静态要素,又需要链接社区内外部资源,以达到服务城市整体发展的目标[6]。另一方面,韧性视角强调整体性,注重危机的全过程管理[7]。韧性社区建设要具备全周期管理意识,实现全周期闭环管理,这包括了事前预警、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管理[8]。
关于韧性社区的评估,国外对评价指标形成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包括社区灾害韧性指数、社区基线韧性指数、地方灾害韧性指数、诺里斯社区韧性模型、韧性矩阵框架、韧性指数、克里斯韧性评价指标等[9]。国内有学者结合雄安新区的实际情况,从物理空间、组织结构、社会环境、经济运行、信息沟通、人口这六个方面设计了韧性社区评估框架[10]。
(二)韧性社区的建设实践
国际社会早就关注到了社区在抗灾减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999 年世界减灾大会提出把社区作为减灾的基本单位,即城市在面对灾害冲击时,以社区为单位,部署系列抵御策略。2005 年世界减灾大会确定了建设韧性社区的意义、现实迫切性以及具体方法。2015 年世界减灾大会发布的《2015-2030 年仙台减灾框架》再次确立面对灾害冲击建设韧性社区的重要性[9]。我国对韧性城市、韧性社区的关注相对较晚。2011 年8 月,以首届防灾减灾市长峰会发布的《成都行动宣言》为标志,“韧性”概念首次被引入中国城市建设[11]。目前,在地方层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城市已将“韧性城市”纳入城市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在国家层面,《“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已明确提出要建设韧性城市[12]。但从目前国内韧性城市的规划内容来看,更多注重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建设升级,缺少对社区营造的关注[11]。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情感转向
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我国的社会治理一直比较重视技术和制度,而对情感治理有所忽视[13]。在城市社区治理领域,进行着各种技术和制度创新,开展了诸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网格化治理、数字化治理和智慧化治理等实践。与此同时,有些研究者也注意到这些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还出现了社区治理麦当劳化、内卷化和社区内部组织过密化的问题[14]。理论界和实践界也开始反思过度倚重制度和技术治理的局限性,开始重视情感治理对正式规则的补充作用。当然,情感治理话语的兴起,一方面与学界对过度理性化、技术化的反思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原子化和物质化、人际关系冷漠的社会背景相关。从生活空间来看,城市中的居民生活在内部私有、同质聚集的封闭社区,在交往互动中,相互之间存在情感危机和信任危机。可以发现,现代城市社区与滕尼斯(德国的现代社会学的缔造者之一)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亲密、对社区有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共同体相去甚远。理性化、技术化治理在面对如何调动居民积极性,使其形成对社区的认同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时,实际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因此,只有适时将情感导入社区治理,城市社区才能被激发出新的活力。
社区情感治理的重要作用可从柔化结构、重塑关系与主体认同三个方面理解[15]。首先,柔化刚性权力结构,弥合技术治理中干部和群众间的隔膜,赋予“冰冷”治理模式以人情味。其次,重构居民与社区之间、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情感治理可以充当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它有利于居民与社区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产生包容与信任,积累社区的社会资本。再者,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地位。情感治理重视居民的情感表达,使居民感受到被关心,从而提高其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社区情感治理实践主要有“把情感当作治理对象”和“把情感当成治理手段”两个维度。前者聚焦驾驭和建设情感,一方面需要管制、疏解、阻断来自社区内个人、群体、组织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居民的正面情感,实现社区情感再生产,塑造社区共同意识。而后者关注如何运用情感,强调在“以人为本” 的价值引领下,利用社区积累的情感资源以完成治理任务,达成治理目标。
四、城市韧性社区建设中的情感治理路径
从社区活力和秩序这两者的关系来看,在常态运转下的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整体围绕着社区活力展开,社区秩序从属于社区活力的需要。相反,在危机状态下应急响应时,社区活力则从属于社区秩序[16]。城市韧性社区的建设要注重实现社区常态化运转与非常态化运转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动态转换。同样,在情感治理视角下探寻城市韧性社区建设路径需要基于全周期管理理念,按照危机发生前、危机发生时和危机发生后三个时间维度,有侧重点地实施情感治理。由于危机发生前和危机发生后属于常态的韧性社区建设,社区秩序从属于社区活力,该阶段情感治理的重点在于以“情感”为治理对象,积极培育居民正面情感,重塑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增加社区的凝聚力。而危机发生时则属于社区的非常态化运转,该阶段社区活力从属于社区秩序,因此,该阶段情感治理的重点在于以 “情感”为治理工具,帮助社区工作者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引下,完成应急管理任务。此外,在危机发生后的阶段,还需注重对前两个阶段的反馈,从而形成治理闭环。
(一)凸显居民主体地位,积极回应居民需求
居民对其主体性的感知建立在自由把控情感表达的基础上[15],当居民在社区事务中不仅得到了情感表达的机会,并且这种情感表达受到了关注和尊重,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就会被强化。因此,情感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为社区内个人、群体与组织搭建表达平台,精准把握各主体的需求。一方面,居委会可以通过上门走访的方式,主动了解问题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继续优化公共导向的利益表达机制,提升投诉上访工作效率,保证意见提出、意见处理、意见反馈各个环节的畅通,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强化利益表达机制[17]。在韧性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工作者既要疏通对正面情绪的梗阻,又要把控负面情绪的阀门。与此同时,信息黑箱的存在容易损害居民对社区的信任,需要不断完善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信息披露,使得居民看得到、看得懂政府实事工程、民生服务工程。
(二)重构互动关系网络,塑造社区结构韧性
当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社区之间互信互赖、互帮互助,情感纽带就变得更加牢固,结构也更具韧性。这需要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搭建社区协同治理平台。现实中,政府决策与社区事务脱离于居民,会加深政府与居民心理隔阂,弱化情感链接。为增加居民对政府和社区的正向情感投入,需要不断拓宽居民参加政府决策和社区事务的渠道。应推动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现社区居民再组织化。发挥党建整合资源的作用,实现多主体、多部门协同。同时,还要重视价值引导作用,将包容性发展理念嵌入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区工作者应该尊重多样性,做到求同存异。最后,社区居民有平等的权利使用社区的公共资源,且有权利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参与社区事务。
(三)打造社区意象标识,塑造居民对“家” 的空间认同
居民对社区最直接的情感来源于对社区事物的情感[18]。社区中情感空间的塑造需要从公共空间、生态空间和文化空间三个层面进行[19]。社区空间提供了活动和交往的场所。与此同时,赋予生态空间和文化空间以社会性价值,能够将空间的物理性价值上升到情感性认知层面。社区意象是指居民对社区空间的情感和记忆,包括小区花园、社区广场、道路、公共服务设施、动植物等都可以成为居民产生情感和记忆的载体。因此,在情感治理过程中,增强社区意象的可读性是十分必要的。基于居民需要,明确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定位,同时注意调解不同主体间利益冲突,推动社区公共空间持续化运作,保证其日常管理投入和维护。社区空间塑造本质上体现了居民对城市权利和社区公共服务的追求。因此,塑造居民对“家”的空间认同,需要在增强社区意象可读性的基础上,注入“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尊重居民的个性化需要,如在社区设立儿童之家、优化小区绿化、加强小区无障碍设施建设等。
(四)发掘内生情感资源,内化外源专业力量
挖掘内生情感资源,是将“情感”作为治理手段,助推居民共同行动,可以从社区内生型组织和居民积极分子两方面入手。社区内生型组织包括业主委员会、居委会等,这些组织的日常运转需要得到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因此,这些组织中的社区工作者需要通过同理心和真情实感去服务居民,或经由高频率的私人交流,才能真正打动居民。然而,在一些易激化矛盾的工作中,正式权力和规则可能失效,这时就需要借用居民积极分子的熟人关系网络来开展工作,通过发挥社区积极分子的优势,扩大与社区居民的联系。此外,在韧性社区建设过程中,还需嵌入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等专业力量,为居民提供精准化服务。具体而言,在危机发生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可通过表达对国家及社区应对危机的信任、传播抵御危机的知识技能、关注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心理辅导等方式减轻居民的恐慌感,进而提升社区居民整体心理韧性[20]。在危机发生后,重视对受灾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可利用社区内的心理服务中心,或是引入专业社工、心理医生来开展心理辅导救济[21]。
(五)挖掘灾后情感遗产,形成情感治理闭环
在危机发生后,既要利用好危机发生时产生的情感资源,又要重视对之前社区情感治理效果及时评估,在总结经验的同时弥补不足。危机发生时,居民之间、居民和社区工作者之间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但这种情感互动可能会随着危机的消解而淡化,社区工作者可以通过频繁的个人情感互动或举办联谊活动等方式,与居民保持联系。同时,也要注重与社区积极分子的情感维系,对表现出色的社区积极分子,给予一定物质奖励或精神激励,满足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此外,将危机应对中出现的有意义的社区事物进一步打造成新的“社区意象”,加深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作为实现情感治理闭环的关键环节,要以“是否服务好居民”为标尺,对情感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偏离、居民利益表达机制和参与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及时进行反馈和修正,完善常态化韧性社区建设与应急管理之间的有效衔接。
五、结论和展望
韧性社区是危机治理领域的新兴研究范式,也是新时代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探索。在刚性治理不足和社区脆弱性逐渐凸显的背景下,建设韧性社区的需求更为迫切,但要警惕过度依赖理性、制度和技术的风险,注重情感治理的作用。相较于国外,国内有关韧性社区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起步较晚,韧性社区建设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受到关注,对于韧性社区的概念、建设路径、评估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与中国实际结合,实现研究的本土化。情感治理话语的兴起是对理性化、技术化的反思,也是破解“陌生人”社会困局的有益尝试。进一步,情感治理推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耦合,柔化政府和民众的边界,缩短干群的心灵距离,有利于重构人际关系网络,积累社区社会资本。探索情感治理视角下的城市韧性社区建构路径,要基于活力和秩序的关系考量,明确在危机发生前、危机发生时、危机发生后三个阶段情感治理的侧重点。危机发生前和危机发生后,要着重培育居民的正面情感,消弭其负面情感;危机发生时,要注重如何运用情感,激发居民共同行动。此外,在危机发生后要及时评估反馈,形成情感治理闭环。
当然,强调社区情感治理并非否定理性、制度和技术的价值,而是在城市韧性社区建设中,实现情感治理与技术治理、制度治理的融合互嵌,最终达成合法、合理、合情的治理效果。同时必须警惕在危机发生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实行情感治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包括形式主义、利用公共情感攫取私人利益、情感控制等。在认识情感治理局限性的基础上,要努力实现刚性制度和柔性情感的良性构建,避免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唯有如此,对情感治理的回归才不会沦为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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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峰,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蓝婷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