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踩踏事故的警示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韩国,踩踏事故,警示
  • 发布时间:2022-11-24 15:37

   把超大城市、大城市建设成为真正的韧性城市,依然任重道远。

  10月29日晚,韩国首尔市中心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参加节日派对的人群中发生严重踩踏事故。截至11月1日,梨泰院踩踏事故造成156人丧生,包括101名女性和55名男性。

  据目击者描述,当晚约有10万人参加万圣节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前方有人跌倒后,后方人流跟进,导致严重踩踏。这是韩国继2014年“世越号”客轮沉没以来遇难者人数最多的一次事故。

  狭窄不平的小巷、超预期的密集人流、震耳的音乐、难以抵达现场的救援人员、应急预案的缺失……种种因素叠加,使一场欢庆活动变成噩梦。

  当地时间11月1日,韩国总理韩德洙就梨泰院踩踏事故举行外国记者见面会。他表示,踩踏事故是治安人员不足以及制度缺失所致。

  城市举办大型聚集活动在增加城市活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安全隐患。如何统筹城市发展与安全,优化城市风险治理,此次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让全世界认识到城市公共安全的脆弱。

  原因分析

  梨泰院自1997年就是首尔的观光特区,有大量外国人居住,被称为韩国的“万国城”,是韩国年轻人过万圣节的热门地点。此次活动是韩国解除新冠疫情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后的首次万圣节活动。

  在踩踏事故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梨泰院洞一带也曾聚集大量人群。有人于10月28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说,曾目睹有人被推倒,所幸人群停止移动,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韩国警方透露,此次发生踩踏事故的小巷是一个宽约3.2米,长约45米的斜坡。事故发生时,整条小巷都挤满了人。发生踩踏事故的部分是其中约长5.7米的一段,当时这个大约18平方米的空间里有300多人,本次事故死伤基本都发生在这一段的人群中。

  不久前,印度尼西亚也发生了一起类似事故。10月1日晚,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玛琅市的一场甲级足球联赛发生赛后踩踏事故,13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在球场出口处因踩踏窒息而死。究其原因,与售出门票数量超过体育场最多可容纳人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加剧混乱等有关。

  2010年7月24日,德国西部鲁尔区杜伊斯堡市在举行“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狂欢节时发生踩踏事故。事故造成19人死亡、342人受伤。造成事故的原因主要有场地超载、出入口设置不合理和突发事件处置不果断等因素。

  “韩国和德国这两起事故都发生在狭窄通道,两头的人都想进通道,从而造成拥堵。事实上,这种狭小通道对于大型人员聚集属于可以事先排查到的隐患区域。”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张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人群密度太高,即使人流不移动也可能发生事故。尤其是叠加慌乱移动的人流时,更会放大事故伤害的概率。当人群密度大于每平方米4―5人的时候,人群之间的压力就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当密度接近每平方米9人的时候,压力本身就会导致压迫性窒息。

  张辉表示,狭窄通道导致消防员到场因环境受限难以进入救援,而周遭夜店大声播放的音乐,也使后方持续推进的民众听不见前方呼救。现场缺乏有力疏导、引流措施,更是加剧了全面混乱。

  “在事前准备上,当地政府未就万圣节活动预先制定对策,反将人流管制交由下属社区安排。这些都是事故发生不可忽视的原因。”张辉认为。

  五大风险

  临近年底,城市中各种节日聚集活动、商家邀请明星表演、打折促销优惠活动,都会增加现场人员聚集的安全风险。

  在我国,根据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大型群众性活动是指法人或其他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每场次预计参加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活动,包括体育比赛、演唱会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刘艺表示,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能够拉动当地旅游、消费、城市建设等行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城市影响力。但与此同时,大型群众性活动因大量人员聚集,现场往往情况复杂,在突发事件作用下很容易诱发踩踏等各类安全事故。

  据刘艺研究团队统计,1990年至2018年,世界范围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大型群众性活动踩踏事故就有109起。其中,2010年一年中就发生13起。

  “大型群众性活动踩踏事故之所以发生,存在五种共同因素:人数饱和、人群恐慌、瓶颈处狭窄拥挤、缺乏合理引导和管理、环境因素。其中,无人维护秩序是最为严重的管理漏洞,多发生在一些宗教活动、节日庆典和慈善活动上,这些活动通常环节众多、过程复杂,伴随着参与人员的大规模互动,一旦秩序无人维护,杂乱无章的庞大人群便成了巨大隐患,踩踏事故风险大为增加。比如2015年,在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期间,超过1000人死于踩踏。”刘艺说。

  应急管理

  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暴露出现代特大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严峻性,表明强化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和城市安全治理极其迫切。

  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副教授麻庭光看来,社会越发达,越需要通过节假日创造市场需求,这是城市发展的一般趋势,也是不少踩踏事故发生在国际化大都市的原因。“如何避免群体性事故发生,要看一个城市的社会动员程度和资源投入情况。”麻庭光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大城市一旦出现公共危机事件,可能因为涉及人员规模大以及人员彼此关联而导致连锁反应。对大城市的事故危险一定要有充分的事前预警和事中响应,减少事故伤害和次生伤害。

  “韩国在数字治理和智慧城市方面的技术发展迅猛,但此次事故中这些技术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因此,信息技术如何更好地用于应急管理值得世界各国反思。在后疫情时代,报复性消费和人群聚集可能使大城市的危机管理面临一系列挑战,为此大城市要充分运用好智慧治理手段,提前规划并做好准备。”马亮说。

  在运用科技手段辅助城市人流管理方面,我国许多城市采取了智慧人流预警技术,即通过智能视频设备采集实时人流数据,配合以基于手机信令的电子围栏,这些手段都可以较好地用于人员聚集的预警和防范。

  “由于此前经历了长期管控,在很多国家,民众外出与社交需求有爆发趋势,特别是非官方组织的群众聚集行为,通常没有预先布置的警力、没有预先规划及审批,出入口、路径、聚集地、硬件、舞台、电器、布景、装饰等也无法保障安全。”张辉说。

  大型活动的安全保障应如何开展?张辉表示,事前要尽早发布活动地图,包括活动区域与时间表、进出口位置及到最近公交地铁站点的距离与路径、外围交通(公交、地铁)情况与时间表、私家车进出路线、停车场到出入口的路线、活动场地的分区以及排队情况等。

  活动本身的设计,包括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要考虑观众进场时间及入口安防,活动方与观众的互动环节;可能的意外(天气、疫情等),应急车辆与救护车的出入情况,紧急电源与通信配置等;活动全过程需要风险识别与风险分析,设置管控点/区域,严防假票、“黄牛”等潜在风险人员进入。

  值得一提的是,要专门进行防踩踏设计,计算场地的最大人员容量、周边疏散空间、单向人/车流与停车数量,设计好路线轨迹并设置引导员。

  任重道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

  按照国际组织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定义,韧性城市指城市能够凭自身的能力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并能合理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韧性城市的内涵包括基础设施韧性、制度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等具体内容,更强调这些系统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

  在各类风险和事故中,踩踏属于极端情况。但大城市的人员、车辆、物资、信息的密集流动经常会出现拥堵,随时在考验通路调整和恢复能力。过去某些城市的路网建设特别重视快速路和立交桥,但这些干道一旦堵塞,车流就很难疏导。近年来,在市政交通建设上,很多城市思路有了调整,比如更重视分支道路建设,把封闭的小区和大院的市政道路打通,重视交通信息的发布和分享。

  “这些防止拥堵措施对疏导人流和防止踩踏同样有效,假如有预警信息机制,有更多疏通出口,有快速处理方案,梨泰院的悲剧也许可以减轻或避免。”德国经济学家马库斯·布伦纳梅尔著作《韧性社会》的中文版译者、财经作家余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韧性城市的建设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政府、市场、社会(包括个人和自发组织)都是人类开展协作的机制,各有长项与劣势。政府有强大执行力,但信息获取和决策机制存在一定滞后问题;市场反应更灵敏,却受制于利益考虑的局部和短视;社会能形成有力的行为规范和道德约束,可是取得共识并不容易。现代都市的应急管理需要协调这三种类型结合的混合响应机制。”

  马亮认为,大城市要打造韧性城市,需注重对突发风险的预警和研判。特别是对容易出现人流聚焦的区域,要确定合理的限流标准、疏散通道和救援方案,使应急预案切实可行。与此同时,要提高市民的风险意识,不扎堆、不聚集,掌握遇到此类事件时的自救和救援技能,避免发生事故后人员无序流动引发次生灾害。

  公共安全问题学者王建创认为,要加强公共安全教育,增强全社会安全防范意识。尤其是加强大中小学安全教育,增强青少年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推动市民参与安全应急演练和宣传教育,提高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能力,并充分利用应急广播、新闻媒体、网络等平台发布预警信息和相关提示,规范引导市民游客采取合理避险措施。

  2022年,江苏常州把公共安全体验馆建设纳入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制定了《公共安全体验馆建设指导意见》,计划建成一批集参与、演示、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安全体验馆。5月,常州市首批建成的13家公共安全体验馆投入使用。

  “《韧性社会》一书把超大城市比作国家的‘掌上明珠’,这些城市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地,也承受着各种要素流动、集聚带来的最直接的风险冲击。要把超大城市、大城市建设成为真正的韧性城市,依然任重道远。”余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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