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视界

　　地处云南的抚仙湖一带曾经一直流传着“湖底有一座城”的传说，据说在风平浪静时，站在附近的山顶，可以隐约透过水面看到抚仙湖下有一座古城。而这样一个与历史、地理、方志联系在一起的颇具魅力的故事最终在2000年前后被证实。湖底的东北部确有一座古镇，但这些古建筑究竟是西汉的俞元城还是古滇国的行宫，或是某一远古时期的码头、祭坛，至今没有定论。

　　水下世界正因其神秘吸引着我们的遐想与好奇，虽然我国自古就有着沧海桑田的咏叹，但农耕文化的传统与技术所限让我们始终与水下世界保持着一定物理与文化的距离。高山流水、沉舟侧畔、逝者如斯，人们也许会时常体验江河湖海给我们带来的辽阔与意像，但并没有过多留下关于水下世界物种丰富的研究记叙以及挖掘其中蕴藏的诸多历史线索。

　　放眼世界，观看水下世界也很长时间都是以渔业为生的族群所独享的经验与擅长的技能，对他们来说地上世界与地下世界并非界线分明，而是在生活中彼此交互。然而在没有摄影术的年代，水下世界的景观与文化记载极大的受限于参与人群的数量，以及缺乏被如实记载、分享的传播工具。直到银版摄影术发明17年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现有的技术水平也许已经可以完成重现水下世界的任务。英国自然历史学家威廉·汤普森（WilliamThompson）于1856年来到英国南部海岸的韦茅斯湾，选择了一个被岩石所包围，密布着许多种类海藻的海湾角落开始了他的实验。他请木匠制作了一个正面为玻璃并使用铰链机关为快门开关的箱子并放入相机，并投入水下18英尺处。坚持了5分钟的曝光后，此次拍摄得到的影像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张水下照片，虽然最终照片上显示出的只是一片阴暗的灰色。他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次尝试，曝光时间增加了一倍，最终得到了一张可以模糊地辨认出巨石和海草的轮廓的照片，纵使那时海水已经渗入相机之中。

　　从汤普森的尝试中我们了解到，水压和光线是水下摄影最大的障碍，同时这也恰恰是影响水下与陆上景观与生物差异最大的因素。法国人路易斯·布坦（Louis Boutan）在此之后通过研究水下灯光努力克服这些局限，为后来水下科考、探险等水下摄影活动提供了技术可能，也得以将水下世界的光影清晰且真实地带到每一个人面前。

　　其实水下与陆地一样，同样有崇山峻岭、暗井沟壑。但由于水的特质，即使在最为澄澈的水中，我们的眼睛也只能看清数十米远的距离，而无法像陆地上一般远眺壮丽的风景。泥土杂质、微生物、光线的漫射以及依照光谱从红到蓝的色彩损失，这些都让水下的观看呈现出与陆地完全不同的样貌。也许这也是水下摄影师们所拍摄的照片呈现出与在陆地完全不同的美学特点的原因。而在不同的环境中，例如内陆湖泊、地下河水系、热带海洋，视觉条件更是千差万别，拍摄所呈现出的颜色、光线的形态、地理条件的差异，都要求着摄影师除了具备良好的拍摄技术外，还有着处理复杂环境信息并做出判断的能力。

　　另一方面，无论大海还是江河，水下世界相较地上世界来说，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所以其中的生态环境对外界活动的反应也更为敏锐。生物们往往并不会如陆生动物般回避与惧怕人类的注视，而是静待一侧或是伴游于左右。而因为光线的原因，在水下的观看往往视野小、清晰度差，所以水下摄影师们某种程度上也会如同鱼类一样，被迫进化出与陆地不一样的“眼睛”，借助各种工具实现不同往常的观看。这些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使得摄影师们重新思考自身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在被寂静与未知吞噬的水下世界中，改变自身的拍摄逻辑与拍摄习惯。

　　本次专题我们从地下水系探险、潜水运动、水下考古、海洋环境、艺术创作等多个角度呈现水下摄影独特的视觉经验与美学特质。这些作品也许承担着记录、科考、文化创作等多种功能与任务，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真实影像将水下世界从我们脑海中的刻板印象与幻想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则来源于摄影独有的对现实细节如实的呈现与记载。那些被忽视的泥沙微粒，层层渐变的光线波纹，潜水过程中小心翼翼的身体状态、怪异的深海鱼虫，这些也许并非主题而是构成画面现实环境的细节，使得我们除了以好奇的目光看到的新颖水下景观外，水下世界本身寂静、沉默的状态也得以被感受。也许他们并非注意力的中心，也并非以一种迎合我们视觉愉悦习惯的方式展现在观者面前，但是正是这些真实的场景让我们以更加平和与谦虚的心态看待这星球上的另一半世界。

　　水占地球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我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河流、湖泊以及近300万平方公里海域。海洋与江河见证并承载着人类文明的成长，而那些历史遗迹与远洋的海轮沉入水底后数年又变成为水下生物提供庇护的家园。潜入水下，动荡的水体让相机的操作不是那么轻易与平稳，但正是因为摄影师们需要去拥抱江河湖海中每一次自然的脉搏，才促成了这些关于水下世界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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