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商理论(八)——重大议题:剩余价值

  • 来源:银行家
  • 关键字:厂商,理论,价值
  • 发布时间:2023-06-29 15:18

  张兴胜

  美国著名女校曼荷莲学院教授弗雷德·莫斯利提出,“在资本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利润问题——利润来自何处,利润的规模由什么决定。”企业利润的来源,确实是经济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重大议题之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一生有两个重大的发现,其中之一即剩余价值理论。学习思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讨论企业利润的来源,必须了解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抽象出一个“至简企业”,讨论企业中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相互关系,认识企业利润的本质及来源。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飞跃中,需要深入分析各种生产要素配置及生产管理具体情形,既知其质,又察其变。

  “至简企业”的剩余价值

  我们先抽象出一个“至简企业”:有资本家张三购买原材料若干,进行契约式生产,由若干雇工利用张三提供的工具及原材料生产同质商品,张三按约定价格收购。张三收购后的商品市价减去工具及原材料价款、收购价款的余额即我们讨论的剩余价值。

  这个“至简企业”,并非向壁虚构!“至简企业”是我们讨论的“厂商”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步,史称“包买商”(又称包买主,merchant employer)。包买商制度又称散工制或委托制,包买商开设的店铺叫发货店。14世纪时,欧洲佛罗伦萨等商业发达城市已出现包买商,15—17世纪扩及欧洲各地。包买商打破了生产者专门出售自己产品的传统限制,不仅购买产品而且购买小生产者的劳动力,使小生产者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在包买商制度下,商业资本已转变成为工业资本。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包买商制度渐次衰飒,18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兴起后包买商制度逐步消失。“至简企业”处于厂商发展初期,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展现得更为清晰,观察更为简便,更有利于探究厂商剩余价值问题。

  在这个“至简企业”中,没有厂房、机器之类的资本品,没有土地等生产要素,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管理成本,没有独立的科技人员及相应的科技人员工薪支出。“至简企业”只有两个生产要素:雇佣劳动者拥有的劳动力、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包括工具原材料等不变资本及收购劳动产品的可变资本),人的要素(劳动力)与物的要素(资本)按照包买商制度结合后,开始了商品生产及商品价值创造过程。

  劳动者如果自有生产工具及原材料,并用原材料进行手工劳动,同样能够创造出新的商品。该商品售价高于原材料,二者存有价差的原因,在于该商品价值大于原材料价值。劳动创造了新商品,创造了新价值,新商品的价值出于工人的劳动。这个最简单的事实,却是古典经济学时期李嘉图、马克思等倡说的劳动价值论反复揭示的基本观点。

  “至简企业”中劳动者按照包买商制度,签署了雇佣生产协议。劳动者在雇佣生产条件下创造了价值,商品及其价值皆归于资本家张三,雇佣劳动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也是关键,是“资本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的根源。劳动者创造的商品价值高于张三支付的收购价款,收购价款即张三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张三拥有的二者价差即“剩余价值”。张三的生产目的,即获得商品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生产是张三雇佣劳动进行商品生产的本质。

  包买商张三倘若将商品售出,已在商品生产阶段创造的剩余价值,经商品销售环节变为货币。张三用“货币”购买原材料及生产工具,“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履行产业资本的职能。收购商品后进行销售,履行商业资本的职能。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商品资本有序循环,销售回款进行再生产,就是资本自身运动的基本规律。张三通常将自己获得的剩余价值视为所有货币投入的“回报”,这个“回报”通常称为“利润”。在“至简企业”中,企业利润的本质,就是张三拥有的包买商制度下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推翻“燃素说”

  我们对“至简企业”剩余价值的讨论,受益于马克思的伟大贡献。简短回顾关于剩余价值讨论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以更为广阔的视野,认识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思想变革。

  我们讨论的剩余价值,李嘉图称为“剩余产品”。关于剩余价值的相关讨论,是古典经济学时代的伟大成果。早在重商主义时期,商人在实践中曾认为剩余价值源于产品价值的加价,詹姆斯·斯图亚特看到产品加价时“一人之所得必是他人之所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六章中已经指出,“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在这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原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

  李嘉图比亚当·斯密“前进了一大步”,他“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这种“价值理论成了以后一切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引申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即它分割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也就是它分割为工资和利润”,不管二者分割的比例如何。

  李嘉图在1821年出版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一书中,引用了“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这一说法。恩格斯后来评论说:“正是马克思使这本40页的小册子没有被埋没。”20世纪20年代,在捍卫工人利益的全部文献中,这本小册子是“站在最前面的岗哨”。

  对剩余价值理论史的回顾不难看出,早在马克思之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并明确这部分价值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

  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给了人们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首先,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形成了丰富严谨的劳动价值论,明确商品价值不外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固。其次,马克思研究了商品货币交换及货币向资本转化问题,“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马克思用“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劳动”,彻底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再次,马克思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问题的钥匙”。此外,马克思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及历史趋势。

  早在一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物质燃烧的原因,在于内部存在一种“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鼓吹燃素说的《化学基础》则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著作。1774年,英国牧师约瑟夫·普利斯特撰写《几种气体的实验和观察》一书并于1776年出版,这部书首次详细叙述了氧气的各种性质,称其为“无燃素气体”。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提取出氧气,称其为“火气”。化学家拉瓦锡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燃烧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的结合。

  在剩余价值理论史上,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约瑟夫·普利斯特、舍勒等人的关系。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成果在19世纪的世界各国,就如同拉瓦锡发现氧气而根本性地颠覆燃素说一样,“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至简企业”中关于剩余价值本质和来源的说明,其实凝聚着19世纪20年代以来无数正直的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创造。正如弗雷德·莫斯利教授所讲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严谨且符合逻辑的演绎,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围绕工资的斗争、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内生的技术变革、不平等的加剧、反复出现的萧条等,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力!

  剩余价值理论在发展中遇到了可以想见的众多挑战。19世纪晚期,约翰·克拉克和菲利浦·威克斯蒂德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利润被定义为“资本的价格”,提出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由供求决定、均衡条件下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琼·罗宾逊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产品”无法加总,弗雷德·莫斯利更是提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和资本的价格理论“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内核是空洞的”,并进而倡言:

  我们应该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出现的每一个场合挑战和批评它,我们应该教授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理论——一种更好的作为替代选择的利润理论。

  走向现代的鲁滨逊

  经济问题的探赜,需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走过认识的“两条道路”。“至简企业”的抽象,目的在于从“具体的表象”抽象出“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努力走过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个“第一条道路”。在第二条道路上,则需要实现“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过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从“至简企业”进入真实的企业世界,我们将面临“从抽象到具体”的现实挑战!从包买商制度开始,历经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不同时代及复杂多样的企业制度变革,“至简企业”演变可谓大矣!

  时代变迁中,真实企业中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也经历了复杂多样的变化。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给了我们透过现象见本质的深邃眼光及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方法。“从抽象到具体” 的认识过程中,知源识流,将理论成果转变为生动实践与思想总结,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实的任务。

  “工人”变化。从“至简企业”进入真实的企业世界后,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多样而复杂,“工人”的各种劳动中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马克思称为“生产劳动”)同样多样而复杂:不同工种、不同劳动能力的工作并存,生产、销售、管理岗位的工作所长不同,历练成长路径各异,存在蓝领、白领、金领工作的差异,也存在不同类型劳动种类平均薪酬的差别;不同类型企业中“关键工人”种类不同,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关键工人”是科技研发人员,其中领军人才甚至可能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关键工人”往往承担企业内最繁重、替代性很低的复杂劳动任务,复杂劳动单位时间内创造若干倍简单劳动的价值;小规模企业的资本要素所有者可能参与“工人”的“生产劳动”,往往是企业的直接管理者并倾心推动产品销售,在获得企业剩余价值的同时也获得劳动薪酬,如其不领取劳动薪酬,企业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中也包括这些直接参与“工人”的“生产劳动”的资本家。参与“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众多(其中可能包括“资本所有者”),贡献及可替代性各异,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们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演变。

  “资本”变化。在“至简企业”中,契约式雇佣劳动形式下张三的资本只用于购买工具原材料和制成品,历经数百年的发展,21世纪真实的企业世界中,资本品形态发生复杂的变化:资本品多样化,张三的“资本”除了雇佣工人外,可能需要购买厂房、土地及机床等各类资本品,因最主要的资本品及产品差异而存在生产型企业、服务型企业的区别,存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企业的差异;资本来源多样化,张三的资本既可能是自有资金,也可能是借的钱,借钱投资情形下张三要偿付利息,专门从事放贷的金融资本家要分享“至简企业”中产业资本家独占的剩余价值。

  “资本家”变化。“至简企业”中的资本家只有张三一个自然人,资本来源是张三自有资金。真实的企业世界中,“资本家”将发生复杂的变化:企业股东群体化,该企业的资本家不是张三一人,而是一群股东;企业治理复杂化,各股东需要建立规范的资金汇集、内部协同及分配机制,在保持对“工人”的利益一致性的同时,内部也存在矛盾性;企业经营专业化,生产规模较大、股东众多的企业,往往需要聘请专业的经营团队,经营团队成为特殊的参与剩余价值创造的“工人”,聘选经营团队的过程往往也存在市场竞争;企业股份公众化,股份企业制度及IPO制度的实施,可能使得原属张三一人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众多股票持有者可能职业不同、取向各异,使得企业股份公众化、“资本家”利益社会化;资本家价值取向差异化,在追求剩余价值这一共性存在的同时,资本家教育背景、资产规模相差较大,部分资本家本身就是科研人员或者企业核心技术的拥有者,有资本家骄奢淫逸,也有大量的资本家满怀实业报国、科技强国情怀,在基本社会制度规范引导下更可能出现大量的爱国强技型私人资本家。

  “生产”变化。包买商生产逐步诱发了工场手工业,并发展成为机器大工业生产,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真实的企业世界,行业、产品多样而复杂,雇佣劳动方式将发生复杂的变化:雇佣劳动形式多样化,张三既可能用契约式雇佣劳动方式(包买主制度),也可能采取工厂式生产方式,首先招聘产业工人及各岗位劳动人员;企业生产组织多样化,既可能是单一企业进行产品生产,又可能形成产业链,出现上下游产品、企业,出现研发、生产、销售价值链并存在不同价值链企业利润率的巨大差异;企业经营地域多样化,既可能是一地一国的企业,又可能是跨国企业;企业市场地位差异化,既可能在市场上是产品价格接受者、技术跟随者,也可能拥有定价、定标准的能力,并拥有技术领先优势或资源、市场垄断优势。

  “至简企业”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最能考验经济学人的智慧见识!禅宗祖师慧能有句名言:“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般若”即古印度梵语“智慧”的音译,智慧生灭多取决于“一念”的透彻。经济学家分析复杂问题需要“一念智”,他们对“鲁滨逊的故事”的引述讨论,颇契“一念智”的规箴。

  1719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出版,讲述了志在遨游四海的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在无人荒岛顽强生存28年的故事。在马克思看来,在鲁滨逊生活的“至简世界”中,更能清晰地看到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上的规定”。鲁滨逊在荒岛分配自己的劳动类型和时间,“生产”的各种物品对应着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李嘉图、马克思等倡言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在鲁滨逊的荒岛世界,反而更为清晰明了。

  我们讨论剩余价值时抽象一个“至简企业”,实仿前贤引述的“鲁滨逊故事”。通过“至简企业”的分析,确定厂商利润来源及本质的规定性,坚持剩余价值论;通过了解分析真实的企业,实现从理论抽象到生动的具体现实。追求真知的人们,既要坚定抽象分析结论,又要避免将抽象分析结论作为教条,在真实的世界机械、简单应用。从抽象到具体,认识随着实践的深化不断升华,才能恰当分析诸如利润是风险回报、“节欲”或经营者才能报酬等观点,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广阔空间和独特魅力。追寻“一念智”,洞察鲁滨逊世界“一切本质上的规定”,关注现代世界,让鲁滨逊从荒岛走向竞争激烈、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正当其时乎!

  (作者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责任编辑:杨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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