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那份以生命标价的美丽

　　文｜叶承琪

　　“如果有人提前告诉我，去土耳其的决定会让我在经济上、身体上和精神上付出巨大的代价，我就不会上那架飞机。”帕金斯痛苦万分，“最近这16个月，我好像身处人间炼狱之中。”

　　“我的生活，被彻底毁了。”当22岁的爱尔兰女孩杰德·库尼说出这句话时，她发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仍然停留在一头金发、容貌姣好的年轻女孩的模样。

　　库尼的痛苦是正在进行时。现在，她的乳房和肚子上有两个深深的洞，难以愈合的洞口不断化脓发臭，以至于她每周要去医院换两次伤口敷料。她的肚皮坑坑洼洼，肚脐消失了，只有一条直线状疤痕醒目地横在肚子上，还有一条狰狞的疤痕从臀部的一边绕到另一边。

　　这已经是反复治疗和恢复后的效果了。自从2022年10月那一场锥心的医美手术后，找上门的严重败血症和无休止的大出血，让库尼在急诊室经历了18个小时的抢救。

　　“对于那些想去土耳其做整容手术的人，我的答案是千万不要去。”库尼痛苦地说道，“它摧毁了我，从身体到精神上的一切。”

　　从“美梦”成为“噩梦”，类似的警钟在近几年不断被敲响。不论是早在2018年，29岁英国女子死在手术台上的惨剧，还是2022年5月，英国政府发布的警告称，自2019年1月起，已经有20名英国女性因在土耳其进行医美手术而死亡，都没有阻止人们前往土耳其的脚步。

　　“狂野的西部”

　　“最开始，我也觉得我不可能去土耳其，我不是疯子。可随着我查的资料越多，我就越发确定这是一个适合我的国家。”在土耳其做了袖状胃手术的露西·马歇尔说，英国的一家私人诊所给她的手术报价为1.05万英镑，而土耳其的某减肥诊所只需要3100英镑。

　　大大缩减胃体积、将胃缝合成小胃囊的袖状胃手术是减肥类手术的热门选项，但因手术需求量过大，不少人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开始手术。据《独立报》报道，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圣文森特医院每年大约进行80次至100次减肥手术，远远低于当地人的需求量。几千名肥胖病人在手术等候名单中，3年至4年的等待时间并不少见。

　　煎熬之下，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土耳其手术广告，仿佛成了救命稻草。对于这些患有严重肥胖症、经济窘迫，且在手术等候名单上待了几年的人来说，这些手术机会十分诱人。

　　26岁的迪莉娅·欧麦利就在爱尔兰私人诊所的等候名单上待了近两年。欧麦利体重近160公斤，患有暴食症，需要做胃旁路手术。极度焦虑的她把目光转向了土耳其。

　　“我的一个在土耳其生活了20年的朋友向我推荐了一家诊所。我做了很多关于这家诊所的医生的调研，关注了他的前病人，并在社交媒体上和他们交流过。当我见到那个医生时，我更加有信心了。”欧麦利说。

　　欧麦利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谨慎，但仍然没有逃过厄运。她的腿在术后疼得厉害，医生告诉她，可能是手术过程中胃旁边的一条神经被切断了。当她花了半年时间恢复好腿后，她又发现自己无法做吞咽动作，因为另一个术后并发症“幽门狭窄”发生了。

　　“手术前，我并没有被告知过任何关于可能并发症的情况。”欧麦利心有余悸地说，“我猜是因为我比较年轻。现在我挺过来了，但我不推荐任何人去土耳其做手术。”

　　除了治病，变美也是人们刚需。自英国热门综艺《爱情岛》中的出演嘉宾凭借一口白牙俘获人心，土耳其就成了整牙圣地，这种标志性的白牙还被网民称为“土耳其牙齿”。社交媒体上，不少年轻人分享自己的整牙经历，推荐诊所和全包式整容之旅套餐。不过其中也有掺假的成分——据英国媒体报道，一些土耳其诊所曾联系英国网红博主，付钱请他们做广告。

　　即便如此，社交媒体的攻势成效显著。加之不到发达国家一半的低价手术费和全包式整容之旅套餐作为噱头，土耳其很快就将医疗旅游发展为该国的新兴产业之一。仅在2022年上半年，土耳其就吸引了60万人接受医疗服务。2020年全年近95万例的整容手术，让土耳其在当年世界整容手术数量排行榜中名列第五。国际整容外科协会将土耳其列为最受欢迎的整形手术国家前10名，热门项目包括隆胸、眼睑手术、腹部除皱、吸脂和隆鼻手术。

　　与之匹配的是土耳其医疗服务业的高度私有化。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外科医生离开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前往高薪的私营诊所就职，或开设自己的诊所。代理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私人外科医生和国外客户之间提供中介平台，组织一场又一场的“医美旅游”。

　　“土耳其是医疗旅游业的领头羊，因为它们有最便宜的价格，几乎是世界上最便宜的。”美国医疗旅行协会首席执行官乔纳森·艾德希特说道，“它们就像狂野的西部，你们要小心。”

　　“身处人间炼狱之中”

　　土耳其的医美项目之所以能维持住这样的热度，除了低廉价格的诱惑、社交媒体的推动，也离不开成功案例的加持。

　　2021年12月，29岁的斯蒂芬·摩尔在土耳其进行了便宜的袖状胃切除手术后，体重下降了近63公斤。“这改变了我的人生。”她感激地说。

　　摩尔花了4个月在网上做功课、选诊所。她和别的病人一样，在土耳其待了一周，和医生见过两次面。术后她一直和诊所保持联系，进行文字交流和视频通话。“我接受了了不起的术后护理。”摩尔说道，“我唯一后悔的是没早点做这项手术。”

　　可惜的是，成功案例并不能被百分之百复刻。34岁的艾玛循着摩尔的轨迹，却走到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她同样花了几个月时间做功课，也认为自己得到的护理“无可挑剔”，但在手术几周后，她呼吸困难，后被确诊为败血症；她的胃部出现了一个小漏点，导致她肺部和横膈膜积液，患上了肺炎。从土耳其回到英国后，她因严重并发症住院近四个月，其间又做了两次手术。

　　“去土耳其做手术是我一生最糟糕的经历。”艾玛说道，“我的孩子们差点没有妈妈了。”

　　相较于43岁的道恩·贝纳姆，艾玛已经算是幸运的病人了。2019年4月，当贝纳姆在土耳其做了腹部和乳房的孕后手术后，她发现自己两边乳房高度不对称，乳晕形状不同，腹部吸脂也不均匀。

　　当贝纳姆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医院并要求做修复时，她被告知要再等一年才能把她排进手术日程里。一年后，负责贝纳姆的外科医生告诉她，自己已经不在这家医院工作了，院方还要再做调整。当她最后设法联系到医院时，伊尔梅特医院却告知她，已经过了有效期限，不能再做手术了。再然后，她就再也联系不到这家医院了。

　　“我很失望，他们不专业，他们只想要你的钱，不关心发生了什么。”贝纳姆说道。

　　看似无关痛痒的牙科手术也会导致严重后果。25岁的英国女孩莫莉在土耳其做了牙齿贴面手术，花费3000英镑，包括在线咨询服务，3天的豪华酒店住宿、机场接送、早餐和全新的牙齿。在她居住的曼彻斯特，类似的手术费用超过6000英镑。

　　手术结束后，莫莉带着“过大”的牙齿离开了土耳其。她的牙齿过大，形状不自然，她的牙龈也开始过敏。直到见到英国医生时，她才得知，自己以前健康的牙齿已被完全破坏，她接受的不是贴面，而是20个厚厚的、闪闪发光的牙冠。现在，她要花一大笔钱来矫正这些牙齿。

　　“我遇见过一个男孩，他在土耳其做完手术后，牙冠一直断开，他不得不用口香糖来固定，并且要用18个月重建自己的牙龈组织。”英国美容牙科学会副会长萨姆·杰斯瓦透露，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到不少人带着神经系统损坏、死牙、脓肿和需要根管治疗的严重感染回来。

　　据英国美容整形外科医生协会统计，自2019年以来，4年里共有324名患者“医美旅游”后返回英国需要再进行手术。2021年，75名女性和7名男性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有些人不得不接上生命支持系统。而出现术后并发症的患者全部是从土耳其返回的。

　　到了2023年，情况也没有变好。据《太阳报》报道，苏格兰一家医院在10天内收治了11名因国外廉价整容手术引起严重并发症的患者。另一位英国外科医生透露，他曾经在一周内，收治过8个出国整形导致身体出现危急情况的病人。

　　在Facebook（一种社交工具）上活跃着很多受害者小组，大家分享着去土耳其做手术的惨痛经历，有人像库尼一样感染了败血症，有人因手术并发症进入了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57岁的英国女性安吉拉·帕金斯只是因为花了8000英镑做了一次简单的拉皮手术，就毁了容，右眼也无法闭上了。现在，她需要花费至少3万英镑，进行多次手术，以修复她的眼睛、耳朵、脸颊和脖子。

　　“如果有人提前告诉我，去土耳其的决定会让我在经济上、身体上和精神上付出巨大的代价，我就不会上那架飞机。”帕金斯痛苦万分，“最近这16个月，我好像身处人间炼狱之中。”

　　所谓的代理机构也并非那么专业。众多亲历者表示，代理人可能只是一个业余助理，或者之前做过类似手术的病人。38岁的克里斯·福斯特第一次在Facebook上向某诊所咨询一个半月后，就踏上了整容之旅。其间，她仅仅填写了一份医疗调查问卷。

　　此外，大家对当地恶劣的医疗护理和糟糕的医疗条件也是怨声载道。不止一位亲历者表示，他们的手术时间被排到了晚上10点，有些医院会将他们运往酒店进行术后护理，酒店的卫生和安全也成问题。

　　马歇尔加入了网上的受害者小组，但仍然无法抵御住成功案例的诱惑。“我想了解好的和坏的情况，我在兴奋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定——迫不及待地想减肥，但又害怕会有什么后果。”马歇尔说道，“其他女孩的成功手术真的刺激到我了，我希望下一个就是我。”

　　这段心路历程可以概括绝大多数去土耳其做手术的人的心理活动，他们抱着侥幸心理，甘愿拼命一搏。

　　难以维权

　　对于这些以美丽做饵，以生命标价的医美手术，土耳其的院方并非没有话说。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懈怠是情有可原的。

　　一家减肥诊所的创始人吉布尔称，诊所的医生会提前审查病人的医疗咨询表，如果有需要的话还会进一步询问细节，以确定病人适合哪种手术。“如果需要的话，他们确实只在病人到达土耳其之前与他们交谈。”吉布尔说道。

　　至于疏忽的术后护理，一家医疗旅行社的老板梅尔特·卡拉库祖解释，这个行业已经过饱和了，“当你面对如此多的病人时，你不会关注个别病人，只会关注大的数字”。

　　吉布尔坚称，他们受到了土耳其当局的严格监管。近年来，土耳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规范该行业并鼓励其发展，包括对外国医疗患者免征增值税。2017年，土耳其卫生部出台了意为规范医疗旅游的法规，规定当地医院、诊所和机构必须获得国际健康旅游授权证书，此外还规定了整形价格、促销手段和负责手术的外科医生的要求。

　　但卡拉库祖认为，这些法规仍然只停留在纸面上，土耳其政府未能严格执行法规并关闭非法经营的公司。

　　2020年8月，英国小学教师米歇尔·威廉姆斯在土耳其接受了简单的隆鼻手术，却不幸成了永久植物人。她的家人随后对所有参与她医疗护理的医护人员提起了法律诉讼，但她的代理律师布尔·霍尔姆格伦向英国《天空新闻》坦言：“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在土耳其就医疗过失提起诉讼实际上困难重重。”

　　“在土耳其的法庭，医疗过失索赔可能需要两年时间。”霍尔姆格伦解释，如果当事人没有正规文件，预定的是全包式套餐，那么要证明是院方的过失将非常困难。因为这种套餐通常包括机票、住宿和手术，医院和医生并没有直接和病人签合同。

　　另一道暗沟也普遍存在。大多数病人会被要求在手术前现金支付手术费用，签署一份免责声明，其中院方免责情形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几乎覆盖了所有并发症。“克服这一点也非常困难。”霍尔姆格伦说道。

　　在手术前突然被换掉医生的库尼，至今连她自己的医疗档案都无法得到，就足以说明维权之路的坎坷。

　　“手术开始的几天前，我才发现我的腕带上，医生的名字已经变了，不是那个我预定的很满意的医生了，但这个事情没有人提前通知我，是我自己发现的。”库尼回忆道，“当我进入手术室，他们用皮筋绑住我的手腕，我还是清醒的。麻药没有起作用，这时我开始慌了。手术时间预计6个小时，实际上却花了11个小时。我在重症监护室醒来，全身剧痛无比，痛得忍不住尖叫。”

　　术后第二天，库尼已经疼得无法起床，但医院还准备把她转移到酒店。库尼坚决拒绝了。6天后，她坐着代理机构组织的航班回家，疼得无法行走，不得不哭着向机场工作人员要了一辆轮椅。随之而来，就是严重的伤口感染和败血症的确诊通知。

　　但当库尼想向土耳其方面追究责任并要求退款时，却被告知自己签署了一份同意书，院方不需要承担责任。至今她仍然在和院方鏖战，尝试要回自己的医疗档案。

　　当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美丽风暴”开始席卷欧洲，悲剧从未停止上演。低效昂贵的当地医疗系统，让一些等着整形手术救命或改变人生的病人，不得不冒着风险掉转方向。不论是在欧洲的医疗系统里被耗尽生命，还是在土耳其的手术台上死无对证，受害者痛苦的经历，也许不应该被指责是“轻率、不够谨慎、为了变美不要命”的行为。

　　这足以引起人们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