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儿童和合成谬误

　　幽灵婴儿事件，表面上看是个极度暗黑的恐怖故事，实际上却是个社会经济事件。

　　起因是这样的。韩国监察院对社会福利部例行检查时，发现了个问题。有2236名儿童，只有医院的出生记录，却没有接下来的出生申报。

　　需要说明一下，根据韩国的制度，医疗机构有义务向地方政府申报婴儿出生，家长则要在婴儿出生一个月内向地方政府申请户籍。而现在说的“幽灵婴儿”就是医院申报了婴儿出生，孩子的父母却始终保持沉默的那类。

　　两千多名婴儿对韩国意味着什么？

　　我看过一个数据，2022年韩国新生儿总数才24.9万。也就是说两千多名婴儿已经达到韩国每月出生婴儿的1/10。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比例了，韩国有关部门对此也很重视。所以抽检了其中1%的幽灵儿童，殊不知此举揭开了韩国社会相当恐怖的一面。

　　23个被调查对象中有两个孩子都指向了水原市的同一位女士。但在接受调查时她表现得相当抵触，并且拒绝调查人员接近她的家。

　　水原政府因此只好把调查工作转交给了警方。问题出现了—警察强制搜查了这位女士的住址，在冰箱里发现了包裹在黑色塑料袋里的两具婴儿尸体，是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姐姐出生在2018年，弟弟出生于2019年。

　　而杀死婴儿的，就是他们的妈妈—咱们前边说的那位女士。

　　那么，这个母亲是传说中的恶魔吗？人类社会中的确有极小概率会出现极端反社会的个体。不过，如果你那么想，就把事情想简单了。

　　两次勒死自己孩子的这个女人，其实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这个事实可以作为两个方面的证据—第一，她不是嗜杀婴儿的恶魔；第二，她对人类幼崽的本能之爱可能已经相当钝化了。为什么要杀死两个婴儿？原因很简单，没钱。

　　这位女士没有工作，丈夫的收入也不高，实在没有实力再接纳一个孩子进入他们的生活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问，既然这样，为什么在怀孕之后她不直接把孩子打掉，而是采用等孩子生下来再谋杀这种手段，这么做明显成本更高而且涉及犯罪。

　　不管怎么样，杀人都是很过分的做法—但这种方式，在韩国的一些阶段有它的合理性。

　　1950年代后期到2020年，堕胎在韩国都是违法的。随着经济发展，韩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对社会经济的威胁，所以才会设计出越来越多的方式提高韩国人的出生率，禁止堕胎就是其中主要的一项。

　　在禁止堕胎的年代，韩国女性如果怀孕超过一定月龄，就一定要把小孩生出来。否则，孕妇会被罚款，甚至遭受刑罚。而为产妇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疗机构，面临的处罚会更严重。

　　如果有孕妇被迫需要打胎，他们需要寻找地下渠道，而且费用相当昂贵。那个杀婴儿的妈妈，其实在2017年就通过地下渠道堕过胎，接近4万元人民币的花费让她在第二年出现同样情况的时候选择了采取其他措施—她不好意思再向丈夫要额外的钱了。先在医院把小孩生下来，然后把孩子带回家，再把他勒死，就这样成了一种低成本解决不被欢迎的婴儿的解决方案。

　　这个案件中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参与了杀婴么？警方开始对此是有怀疑的。但检查了夫妻二人的电子通信记录后，警方确认丈夫对妻子的杀婴行为一无所知。但这同样很恐怖，妻子大着肚子离开，然后瘪着肚子回家，睡在旁边的人却根本毫无知觉。

　　还有那个冰箱。冰箱并不很大，两个孩子的尸体被套上黑塑料袋塞在冷冻室里，而且这家人几年间搬过家，却谁都没有发现—这大概表明，这个生活在经济底层的韩国家庭，其中成员的生活已经“物化”了，大家对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也没有好奇心。

　　韩国政府在水原杀婴事件暴露后，加大了排查范围。很快又有34名幽灵儿童被确认已经死了，而且他们大多是被亲生父母杀死的。父母不接受这些孩子的原因，大致就是两个，一个是经济拮据，还有一个是婴儿生出后被发现有一些缺陷，而他们更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新生儿。不过选择杀死婴儿，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禁止堕胎法案，或高昂的堕胎费用—禁止堕胎法案在2020年后被废止了，但韩国对堕胎的准许门槛依然很高，所以费用依然居高不下。

　　那么整体社会付出高额道德成本的禁止堕胎法案挽救了韩国的人口出生率了没？

　　可惜也没有，韩国在最近50多年，也就是禁止堕胎法案施行的主要年代，人口出生率下降了75%。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最早提出了“合成谬误”的经济学概念。简单来讲，就是经济社会中，对个体来说理性的决策，对整体人群来说反而可能是事与愿违的。

　　有时候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从整体看似乎是理性的决策，具体到个人却显得不理性。韩国为了增加生育率而实施的反堕胎法大概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2016年后，就像很多逐渐富裕起来的经济体一样，中国内地也开始出现了生育率和新生儿数逐渐下滑的现象，这让很多有识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各种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设计都跳了出来，不过，如果具体分析一下，这些设计大概可以分两类，一种是无效的，另一种更可怕，很可能是有害的。

　　政策建议中，最多的大概就是对新生儿家庭给予大量的经济补贴。其实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看，几乎所有的生育补贴对扭转生育率下滑都是无效的。这大概是因为，有限的经济补偿在育龄人士来看，并不足以对冲他们的总体经济耗损。

　　那么加大补贴力度，直至超过人们的阈值，这种方式怎么样？这恐怕更糟。除了政府，也就是纳税人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之外，催生大量的道德风险更是个问题。比如，巨额经济补贴会让盗取别人的新生儿成为一门利润更加丰厚的生意。或者，就像韩国幽灵儿童事件一样，为了获取利益而生育孩子的家庭，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就有了杀婴的利益动机。

　　一个社会规范的推出，往往需要诸多配套措施的跟进，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社会公序良俗的形成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决策者想要调整社会整体运行时，做决策需要非常小心—愿望不是简单就能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