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大学》英译本对比研究——以庞德和辜鸿铭为例

来源:学术视界
关键字:译者,译者主体性,大学
发布时间:2023-09-15 15:37

　　姜　润

　　[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济南　250353]

　　摘　要：《大学》作为了解儒家思想，传承中国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吸引了无数翻译家对其进行翻译与研究。纵观整个历史，传统翻译往往仅限于中英文译本的对比研究，却忽视了翻译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 译者。本文对《大学》的两个英译本进行比较，从翻译目的、译作风格以及文化层面上的异同等几个方面探究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体现。

　　关键词：译者；译者主体性；《大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2022）02-0032-03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02-032.html

　　一、引言

　　《大学》是中国古代经典名篇之一，备受中外译者的关注，有不计其数的学者对其原文翻译以及译文的研究细致入微。纵观此典籍的名家译本，不难发现目前的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文体、品析译文表达的哲学思想以及探究译文的异同点。这些研究各有侧重，却缺少从译者差异性的角度对译文进行梳理。本文选取了1915 年辜鸿铭的英译本，以及庞德于1928 年出版的《大学》英译本，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自三个角度对比分析译文，旨在探索译文如何体现译者主体性。

　　二、译者主体性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持续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感染读者。对于同一篇文章，不同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大有不同，因此译文也不尽相同，这就是译者主体性。（田研，2020）译者的主体性也“就是指译者……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屠国元，朱献珑，2003）文学家们对译者主体性的解读虽然各有千秋，但是重点无非是围绕着三点：一是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翻译目的；二是创造性地展开探索，对译文的解读能够具备自己的译作风格；三是强调为了解决特定的文化差异，发挥自主性将原作进行再创造。

　　虽说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以及自主性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要素，却没有指明其是如何作用于译作，解决读者需求的。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自三个角度对比分析译文，探索译者如何译出与读者产生共鸣的译文，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辜鸿铭和庞德身为中西方的代表性译者，因为自身价值取向、所处社会的时代背景及目的性不同，因而译文中想要向读者传达的重点也是大相径庭。因为译者主体性贯穿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所以本文以辜鸿铭和庞德为例，从翻译目的、译作风格以及文化层面进行译作对比分析，探索译者如何译出有自己风格的佳译。

　　三、翻译目的

　　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因译者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翻译动机得以体现。对比而言，庞德的译作可以体现其想要匡正西方秩序，重建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目的；而辜鸿铭的译本则是想“用世界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精准性的传播。所以辜鸿铭和庞德这两位译者因时间、政治以及人文等社会环境的差异，怀揣着不同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和见解出发翻译《大学》，得到了体现不同译者主体性的译文。

　　题目翻译可最直接的体现不同的翻译目的——庞德渴望重塑人们的精神世界，辜鸿铭想要精准传递中国文化。分析辜鸿铭和庞德向读者传达的信息：庞译本将题目译为“The Great Learning”，极具创造性地体现了庞德本人的想法。他对题目进行了补充解释 “adult study，grinding the corn in the head’s mortar to fit it for use”他题目的深意为“成人的学习”。（李秋畹、张舒，2018）通过这种学习后读者达到“成人”的目的，为读者重树他们的精神文明世界。正是这种阐释性解读，形成了庞德译者主体性的独特魅力。辜译本将题目译为“Higher Education”则是更重意义上的表达。在中国古代，便有了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应该区别于“小学”，“大学”有着其独特的学习目的。（蔡昕辉，2015）所以辜译本通过“Higher”这个比较级，为读者呈现出二者的差异。比较而言，辜鸿铭的翻译目的则更倾向于向西方解释真正的中国文化，这种精准性也就形成其译者主体性的最大特征。

　　核心概念词的英译也可以看出二位译者在翻译时的不同目的——庞德总是赋予词语以意义，辜鸿铭的选词更为迎合目的语语境。对比分析极具中国浓厚文化的负载词“德”，庞德认为“德”应该有更具体的含义。因此，通过查询字典，他首先把“德”分成几个偏旁，包括“彳”(asmall step or pace)“罒”(eye) 和“心”(heart)。然后他将这些偏旁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定义:“What results，i．e．the action resultant from his straight gaze into the heart.”庞德希望以“德”让人们直面内心，提升自我修养，通过自知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因此，他便根据自己的理解拆分并阐释了“德”这个概念。这种拆分法解读词语也就形成庞德独特的译者主体性特征。辜译本则将“德”译为“moral power of our nature”即“我们天性中的道德力量”。这是极度贴合原文内涵的翻译，用直译的方法简洁明了地向读者展示了原文的道德、美德的含义。这种简洁性让目的语读者更易读懂原文本内涵，成为辜鸿铭译文中译者主体性的特征之一。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会持续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翻译目的。生活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的辜鸿铭先生，因为一些传教士和对外文不甚熟悉的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从而导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偏见。在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推动下，为了使西方学者易于理解儒家思想, 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题目的翻译，则是他标新立异的最好佐证。对于庞德来说，基于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人们心灵腐化、浑浑噩噩，所以急需一种思想来指导他们修身养性，建立秩序，重塑西方世界。所以他借用《大学》大刀阔斧地为其读者树立好了一个秩序性的框架。因此，译者的翻译目的，其实也就是其翻译动机，要在响应读者的需求下最大程度地发挥译者主体性，与所处时代背景下的政治要求交相呼应，让译作能够为读者带来更高的阅读标准。

　　四、译作风格

　　译作风格的多样性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根据读者反映论, 译文的重点应是译文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强调读者的反应以及接受程度。因此, 译作风格与原作风格的契合度是鉴赏译作的一个关键因素。《大学》中善用许多典型的修辞方法。顶针，这一修辞在古语言中常常被提及，而在《大学》中，尤其显得突出，文本中对这一修辞方法的运用总达10 次之多。例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从形式上来说，辜译本和庞译本都保留了原文顶针的手法。并且两个译本分别增译出主语“a man”“one”，提高了译文整体的黏着性，使其主谓分明，更能够体现英语中“形合”的特点。

　　从结构上来说，辜译本与原文本大致相同，每句长度大致相近，更能让读者体会原文的韵味。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时，他将句中的连接词“而”创造性的翻译为“and only then”，此举让读者在阅读时韵律感较强，颇具动感，给读者带来了更好的阅读体验。反观庞译本，将阅读时所体现的动态性减弱了，无法体现原文本朗朗上口的特点，但英文其实是静态的，庞德若将本句中的“而”突出体现，反而不切合英语的用法，造成西方读者的认知差异。

　　从翻译策略上来说，虽然二位译者都从不同方面对译文进行了解读，创造性地融入了自己的观念，但从“定、静、安、虑、得”这五字中所体现的深刻意义上看，二位译者的翻译策略又各有侧重。单从“得” 的解读来看，辜鸿铭期望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原文本所暗含的文化内涵，将“得”译为“a man can attain true culture”，即收获真正的文化，采用了归化策略。而庞译本“得”被译为“one may then attain that desired state of perfection”，即“人们就会达到预期的完美状态”，可以看出庞德在此加入了自己的很多想法，将原文进行了再加工，这也是庞德翻译的特色之一——阐释性翻译。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可能更符合英文习惯，让他们有更好的阅读效果。

　　综上所述，辜鸿铭侧重目标语读者，而庞德却注重意象。译者主体性其实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最大程度尊重原文的同时，突破客观性的制约，从而使译文最大程度地与原文达到一致，才能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

　　五、文化层面

　　译者翻译的过程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再创造的过程，译者主体性在这个过程里将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译者在进行文本的语言转换时，要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程度，把自己对原作的理解、感受进行再创作，与时代、社会等产生共鸣。（田德蓓， 2000）而翻译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活动，译者如何发挥自主性，选择恰当的词、句，也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文章的理解。

　　“本”是《大学》的重要思想。可以通过对比分析“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的“本”来看二位译者想要向读者传递的文化效果。“本”其实指的便是人们修身养性的“根本”。辜译本译为“foundation”，其内涵主要是指一些组织，协会的基础，放在这里与源文本的涵义有些许出入，因为“本”宣扬的是“人本”，因此用“foundation”可能会让西方读者产生误解。庞德译为“fundamental basis”主要是指一些法规条文的建立基础，与“本”的原意相比，庞德对“本”的翻译也是“不忠”的翻译。但“fundamental”迎合了庞德期盼让西方读者建立起秩序的目的，所以此译文相较比辜译本来说其实更具深厚的时代文化底蕴。

　　“格物”是《大学》的重要思想。其在书中主要指的是“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辜译本译为“a systematic study of things”，即对事情的系统性学习，这里着重强调的“系统性”与其自身“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 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辜鸿铭，1996）想要体现的思想应是一致的。庞译本译为“consists in penetrating and 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principles (motivations) of actions”，即对行为的原则（动机）的深入和刨根问底，这种原则上的秩序观也是他翻译的内在动力。

　　就如“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他们还能决定赋予他们以何种生命，决定如何使他们融入译入语文学中”。（Lzfevere,1995）由于文化背景相差巨大，二位译者对这些具有浓厚文化的核心概念词也有各自的见地。辜鸿铭对文本的翻译不仅限于文字，而且还包括文字背后的文化，其以目标语境为考虑采取自己的翻译策略。庞德翻译《大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制原文，而是借用儒家思想来重塑西方世界。他的翻译不是文学上的或客观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主观的。（黄德先，2007）所以庞译本中的一些令人看似误译的翻译，也是庞德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潜移默化西方读者，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结果。译者是文化交流的媒介，而读者意识更是译者在发挥主体性时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社会环境的读者对译文的期待也许各不相同，但只要译者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意识，就会恰如其分的译出符合所处时代的佳译。

　　六、结语

　　本文在译者主体性的视角下对辜鸿铭以及庞德的英译本进行了简单客观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中国经典著作外译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护民族文化的特色，也要注重译入语读者的反应；译者要做到既可以传达中文典籍的哲学信息，同时也可以在其翻译目的的指导下实现想要达到的社会交际功能。并且通过比较发现，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简单评价《大学》中的翻译，而应综合考查作者所处时代，及他所依据的蓝本。总之，我们理解《大学》不能仅仅从表面的译文发展，还需综合考虑原文本与译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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