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命意识的当代启示

　　杨焕亭

　　（咸阳市作家协会　咸阳　712000）

　　摘　要：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当历史与现实形成某种逻辑意义上的观照时，它才获得了实在意义的价值。司马迁生命意识对当代人的启示之一，就是生命的价值在于对时代的担当。当我们将这个命题置于历史的进程中去考量的时候，就不难发现，对于生与死的选择，几乎是贯穿人类生命史的永恒课题，它最终取决于生命主体有无明确的价值目标。司马迁对于我们深刻的意义之一，就是揭示了哲学对于生命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司马迁；生命意识；当代；观照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2023）01-0031-04 DOI：10.12424/HA.2023.006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03-031.html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意味着，当历史与现实形成某种逻辑意义上的观照时，它才获得了实在意义上的价值。对于远离我们两千多年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来说，他对于生存环境的坚韧抗逆，对生命价值的清醒认知，对生命终极的文化自觉，不仅仅在于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新结构的纪传体史经典巨著，锻造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更在于当我们面对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和城市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精神和道德被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人文生态迷乱，心理生态混乱，价值取向纷乱，使得生命陷入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所忧虑的“新时代的无家可归状态”的严峻现实时；当我们被一个个年轻生命因为价值的失落而凋落在纷纭喧嚣的“在世之世”时，他总如烛光一样在我们周围燃烧和绚烂，引发我们对于人的生存尊严和生命意义的审美思考。本文试图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浅见，以就教于司马迁研究界的各位方家。

　　一

　　司马迁生命意识对当代人的启示之一，就是生命的价值在于对时代的担当。

　　司马迁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经济、人文和政治生态有着明晰的感知。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所为作也。”与其说这是对先贤生存状态和命运颠簸的感叹，毋宁说是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氛围主体认知的曲折表达。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 年），当38 岁的司马迁接替父亲，被任命为太史令时，西汉王朝的政治生态，无论是统治集团上层的矛盾还是国内的阶级关系，都出现了不同于建元、元光年间的新特点，《汉书·公孙贺传》将之概括为：“时朝廷多事”。这里所谓的“时” 具有明显的“当下”性，是一个历史转折的符号，其集中地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随着汉武帝进入知命之年，早年那种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昭天地，内惟自新”；对外“凿空西域”“刷耻改行，复奉正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的雄心勃勃和精进锐气渐渐转向对老去的恐惧、对包括太子在内的身边臣僚的多疑。自丞相公孙弘之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这几位丞相在任都不过三年，均因事发而死于自尽，一时间朝廷人人自危，朝不虑夕，以致公孙贺在被“拜为丞相”时，“不受印绶，顿首涕泣”，他对身边幕僚的解释是“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而内心则是皇权专制的恐怖。二是奢靡之风盛行。元狩元年，由桑弘羊主持的“尽管天下盐铁”，“作平准之法，令远方各以其货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等一系列改革，使得“一岁之间”，“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然而与之相伴随的是挥霍无度，“天子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更为甚者，基于朝廷对市场的垄断，桑弘羊获得汉武帝支持，让大农府官员从事经商活动，“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又鼓励官员“入粟”补官，罪人交粟可以赎罪，由此而导致吏制腐败。以至于当时有一位叫卜式的关内侯上书汉武帝，对官员经商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说政府的官员就应该“食租衣税”，“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把天象与腐败联系起来。三是统治集团精英层居功自傲，弄虚作假，矛盾重重。曾经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屡建战功的安乐侯李蔡，在继任丞相后，虽然在推进币制改革、盐铁统禁方面有所作为，然而，却最终失足于私侵景帝陵园“堧地”而自裁；特别是庄青翟与张汤因相位之争而相互构陷，办理文帝陵“瘗钱”被盗案时，一个夸大罪责，欲借汉武帝之手，消除政敌；一个为了自保，不惜罗织伪证，结果两败俱伤。而另外一位丞相赵周，也因被牵连到“酎金案”中而以自杀结束了生命悲剧。天汉二年（前99 年）浚嵇山战役中，汉武帝曾派遣老将军公孙敖去接应，他根本没有见到李陵的面，就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断定李陵不但投降匈奴，而且助纣为虐，帮敌人练兵，从而导致李氏家族被诛杀的血案，由此而遭到司马迁的面斥。四是阶级矛盾尖锐，“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两千石为治者大体酷暴，吏民亦轻犯法，东方盗贼兹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两千石，小群以百数掠鹵乡里者，不可胜数。”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汉中期的政治生态呈现出复杂、紧张、恐怖、紊乱的局面，各种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因此，表面看来，司马迁为在前方的李陵辩护与汉武帝刘彻的冲突是围绕“投降”真伪而展开，本质上乃是西汉中期政治生态失衡的一种必然。

　　这些血粼粼的事实，都发生在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前后，作为记载朝事的官员，每日耳濡目染，无论是生存环境还是心理撞击，都让他感到极度窒息和重压。虽然在目前史料中没有看到司马迁对于自己为李陵辩护行为后果的估计，但依照事物逻辑，他的出庭直言绝非一时的情感冲动和心血来潮。他之所以不顾当时朝堂上“群臣皆罪陵”的舆情沸腾，冒着杀头的危险，出面为之洗冤，固然基于对李陵家世和其“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的品格的信任，也是出于对当时官德沉沦，吏治腐败的深恶痛绝。然而，最根本的是对儒家“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史官责任的传承，因而，尽管他也知道像他这样六百石的官吏假令“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仍然“即以此指推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至于“因为诬上”而致死还是服刑，司马迁当时是无法预料的。因此，班固在为其撰写的《传记》中，引用《诗经》，暗讽司马迁“既明且哲，能保其身”，显然是一种离开具体环境的主观臆断。

　　今非昔比，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现实的时候，会发现司马迁没有远去，他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现存的人的人格缺陷和灵魂瑕玷。固然，工业时代，一方面，经济的繁荣使得社会旋转极度加快，另一方面，精神颓废，道德沉沦带来思想的红紫乱朱；一方面物质极大的丰富不断刷新着社会的消费理念，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和财富的高度集聚，使得许多人对生命价值取向处于一种迷惘和困惑状态；一方面，国民创新激情空前迸发，另一方面，国民的惰性日益严重。但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放纵生命存在，放弃生命价值，放流生命旅程的理由。那些危难时刻见义不为的冷漠，罔顾他人无视生命的冷淡，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冷酷，百念俱灰胸无民族大义的冷孤，让我们感受到国民担当精神衰退的忧患。司马迁无疑给予我们以历史的思考空间，以生命诗学的思考价值：作为在“在世之世”中绽出生命的“此在”——人，应该具有“修身”“爱施”“取予”“知耻”“立名”的人文品格和操行，才能真正站成人的尊严。

　　二

　　当今之世国民精神衰退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人理想信念的淡漠，更在于对生命终极的迷惘，对活着意义的困惑。然而，当我们将这个命题置于历史的进程中去考量的时候，就不难发现，对于“生与死”的美学思考，几乎是贯穿人类生命史的永恒课题，它最终取决于生命主体有无明确的价值目标。

　　如果说，当初在朝堂上，司马迁不顾自己官阶低微，不顾“群臣皆罪陵”的一边倒的局面，敢于犯言直谏，庭辩是非，是出于君子“取予”“立名”的凛然义气，那么，当他触怒龙颜，被汉武帝“卒从吏议”，投入廷尉诏狱并被施以“宫刑”后，其不能忍受的是那种“辱先”“辱身”“辱理色”，“辱辞令”“屈体受辱”…… “最下腐，极矣”的失去尊严的痛感，当他“为扫除之隶，在阘茸（tarong）之中”，饱受阶下囚之屈辱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想到死。他在《报任安书》中这样描写自己死的心态“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但他更清醒地领悟到要“死得其所”，而不愿意忍受世俗“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的鄙视的目光和对他生命终极的曲解。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它赋予人的终极关注以生命诗学的意蕴：一是“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坦率地承认求生是人的本能。二是当万不得已而赴死时，要“死”得尊严，不能“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中。”而尊严的先决是不能让家族遭遇侮辱，这正是对儒家“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人格底线的坚守；三是要死有所值，也就是所谓“至激于义理者”，为坚守真理而慷慨引颈，绝不做无谓的牺牲。当“死”影响到人生的价值目标时，则“勇者不必死于节”。这时候，选择活着，未尝不是一种勇气和胆识，未尝没有“重于泰山”的精神含量，在他看来，那些离开奋斗目标的死，“轻如鸿毛”，没有任何价值。

　　司马迁之所以最终选择了活着，是因为他从年轻时就确立了“亦欲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理想。这是一个包括探索“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宇宙奥秘、穷通“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历史兴废机理，“述故事，整齐其世传” 的历史叙事体系创新在内的庞大理想图。它是司马迁生命河流上的航标，是他身处暗夜的灯塔，是他“独身孤立”“身残处秽”之际，战胜自我的巨大精神力量。有了这座航标，才使他得以在屈辱愤懑中坚强地活着，时刻牢记父亲“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的殷殷嘱托，克服了“悲莫大于伤心，行莫大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巨大痛苦，以践行在父亲弥留之际而许下的“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的庄严承诺；在生命遭遇不男不女的尴尬，“重为乡党所戮笑”的氛围中，他“隐忍苟活”， “就极刑而无愠色”，而绝不愿留下“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的遗憾。

　　这样，司马迁就为我们缔造了一种践行“生死哲学” 的思想和行为范式：这就是为人生理想而奋斗，不仅仅表现在弯弓疆场，披坚执锐，战功赫赫；也不仅仅表现为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肝胆昆仑，更难在身处绝境而不轻言死，在别人的蔑视中获得成功，不但战胜了环境，更战胜了自己。诚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言：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样的人生选择，比之壮烈的死，更不容易被人理解，即所谓“于俗不信”，因而，也就愈显得难能可贵。

　　司马迁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范式，深深地嵌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从后汉东吴大将陆逊的的 “忍辱负重”到唐代杜牧的“包羞忍耻是男儿”；从宋代陆游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到明代王阳明的“志不立，则无航之舟，无勒之马”，都无不彰出理想信念作为生命支柱的意义。

　　西晋文学家、思想家傅玄说：“面歧路者有行迷之虑”思故而鉴今，我们研究司马迁对于“生死”的解读，当然不是为了苍白的理论清谈，而是因为当代青少年的现状使得回答关于“活着”和“如何活着”的命题变得严峻而又迫切。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大约有100 万人死于自杀”，而“在我国，每年约有28.5 万人死于自杀”，其中“十五岁到三十四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的原因，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大学生的自杀率已经达到万分之四。”前不久，被国内学者认为“解放后最年轻最具研究能力”的西安中学高三学生林嘉文跳楼自杀，而此前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江绪林在室内悬梁自尽，从而构成了当下令人纠结的生命现象。有学者将之归之于“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造成大学生就业竞争愈加激烈”；“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腐败堕落、坑蒙诈骗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心理发育不成熟、社会阅历浅的大学生对生命感到困惑，失去自信心，产生无助、自卑、挫败感” 等，“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合格，过分保护，过分监督，严厉惩罚、传统的打骂式”。这些原因，客观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当前年轻一代的生存环境，与当年司马迁的遭遇的残酷相比，不仅程度上差别甚大，而且有着质的不同，司马迁却因为坚韧地活着而名垂青史。最根本地在于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多元思想的相互激荡，不少人陷入“行迷之虑”，无法判定“我是谁，我曾经是谁，我能够成为谁”，从而丢失了人生的价值目标，不是在浑浑噩噩中沉沦，就是在焦虑中酿出人生悲剧。林嘉文虽然早慧，并且脱颖而出，然而，由于缺乏理想支撑，他走进历史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并不知道自己的研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与自己的人生命运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他究竟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中发现些什么，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服从于民族的复兴？这一切，在他都很盲目。他从史籍中没有找到阳光，反而走向生命虚无主义。于此可见，将对司马迁生命方式的研究转向针对当下，不仅是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本体要求，更是生命的呼唤，诚如克罗齐所说：“当生活的发展中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

　　三

　　对于生命存在意义和价值的认知，归根到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

　　司马迁的生命力量来自于姹紫嫣红的先秦哲学特别是儒家学说。

　　现代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希·杰姆逊指出：“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如伏尔泰，对孔子的思想就特别推崇，他们认为孔子的思想没有来世的学说，只有行为实践，即没有超验这一范畴。”关注生命的“当下”状态，“朝闻道，夕死可矣”，关注对“当世”责任的担当，即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鲜明特征，这使得它总是与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也为司马迁的生命图谱所印证。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对于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着熟稔的研判和把握，曾撰写了著名的《论六家之要》，对儒、道、法、墨等流派梳理提升，发掘其核心的价值观。如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名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法家“‘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这种提纯显然立足于西汉社会秩序的构建，赋予诸子学说以“现实”的气息。司马迁从晓事起就跟随父亲熟读诸子，“年十岁则诵古文”，后来，又秉承父亲的教诲，游历名山大川，“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经受了顺境和逆境的历练，从而为他后来正确看待人生奠定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在他看来，只有通晓了诸子治学，才能够“守经事”而知“其宜”，“遭事变”而知“其权”，即使在身陷绝境时仍然恪守“罔（网）罗天下放失（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 的价值理想。

　　“把历史提高到对永恒的现在的认识时，历史就突现出同哲学议题的一致，而哲学不过是永恒的现在的思想。”司马迁对于我们深刻的意义之一，就是揭示了哲学对于生命的指导价值。因此，解决当前年轻一代成长教育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力量，以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导引，以司马迁等先贤为人生坐标，校正并设计好人生轨迹，从而写出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精彩时代的青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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