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的“游牧民”：梭罗与《瓦尔登湖》

　　文逸闻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　要：《瓦尔登湖》常因其细腻、生动的自然书写而闻名于世。事实上，作品在呈现一个双面乃至分裂的梭罗时，还蕴含了他对生活与世界所作的深度思考。本文以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理论为观照，试图揭示梭罗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游牧思想。表面上看，梭罗的“双重人格”驱使他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摇摆不定，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穿梭往来，呈现出一条动态生成的轨迹。纵深来看，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恰恰表征着“游牧民”梭罗的“精神分裂”。通过弘扬流动、差异与实践，梭罗不断反抗权力中心，抵制辖域，在充盈圆满的生活中发现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关键词：梭罗；《瓦尔登湖》；德勒兹与加塔利；游牧民；精神分裂

　　中图分类号：I71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2023）01-0039-04 DOI：10.12424/HA.2023.008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03-039.html

　　从1845 年7 月4 日搬入瓦尔登湖畔的小屋，到 1847 年9 月6 日离开瓦尔登，梭罗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体验了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梭罗以鲜活明快的笔触写成了《瓦尔登湖》，述说他那看似“隐士”般的生活经历。杨靖指出，《瓦尔登湖》是梭罗的一部生活智慧书，寄托了他找寻人生意义，唤醒昏睡邻人的愿望。

　　而帕特里克·摩根则通过梳理梭罗在各种场合里对 “水”的运用，发现梭罗将水流与性别的流动性相联系，旨在打破那种单一片面的性别观。值得注意的是，摩根以《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2）：千高原》（下文简称《千高原》）中的一句名言开篇，正文部分虽未运用德勒兹与加塔利（下文简称“德勒兹等人”）的理论来分析文本，但其关键字眼“流动性”却与德勒兹等人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事实上，梭罗的诸多思想品质与德勒兹等人的理论产生了高度的契合。鉴于此，本文以德勒兹等人的理论为观照，揭示梭罗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游牧思想。表面上看，梭罗的“双重人格”驱使他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摇摆不定，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穿梭往来，呈现出一条动态生成的轨迹。纵深来看，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恰恰表征着“游牧民” 梭罗的“精神分裂”：在瓦尔登湖区中不断游走，拒绝外界的管束，尽力摆脱被辖域化的命运；呼唤多元与差异，既向往多元的生活，也渴望接触多样的生命，从而在与他者的遭遇中亲历生成；具有极强的实践意识，在身体力行中亲近自然，提升自我，参与社会。用梭罗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游牧生活”使他突破了 “看不见的界线”，在内心里建立了“新的、更广大的、更自由的规律”。

　　一、“双重人格”

　　梭罗在“寂寞”篇中坦言：“我多少有着双重人格，因此我能够远远地看自己犹如看别人一样……我总能意识到我的一部分在从旁批评我，好像它不是我的一部分，只是一个旁观者，并不分担我的经验。”这番自白的确描绘了一个真实而又矛盾的梭罗：他一面承认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喜爱交际”，一面又以“隐士” 身份自居。可以说，隐居与社交的关系构成了梭罗研究中一个复杂的命题。梭罗在解释自己为何选择定居瓦尔登湖畔时，一再强调自己“希望谨慎地生活”，“学得到生活要教育（他）的东西”，“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 显然，在梭罗看来，身处自然或社会不过是人栖居于大地的一种形式，他更关注生活的内容与质量，即生活是否充实饱满。

　　在分析《瓦尔登湖》的“姊妹篇”《公民的不服从》时，毛亮精辟地指出，“梭罗对是参与还是退出政治的所有思考都基于‘个体生活的圆满’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对于《公民的不服从》甚为关键，也是梭罗全部作品中贯彻始终的基本信念。”同样地，梭罗来往于森林内外，其重心也始终落在“生活”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明自己离开森林的原因时，曾坦承自己“也许还有好几个生命可过”，“不必把更多时间来交给这一种生命。”更重要的是，生活对梭罗而言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状态，相反，梭罗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反复换位恰恰指明了一种更加灵活的生活方式。毛亮指出，梭罗深受柯勒律治的启发，认为“文明与自然（或荒野）两个极点所构成的对立与紧张，却是人能够展开他的‘生活’以及实现其‘生命力’必不可少的条件。”梭罗一方面对邻人臣服于物欲社会和美国政府的行为深感痛心，另一方面又对阿尔科特、里普利等人的乌托邦实验大感失望。他清楚地看到，文明与自然都是生活应有的两个维度，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极都将违背他的生活理念。因此，梭罗一面流连于瓦尔登的山水之间，一面又不时回归社会，做“文明生活中的过客”。这种看似矛盾的生活方式恰恰是他面对生活的矛盾所做出的回应。

　　此外，如他在自然与社会间的游走那般，梭罗还试图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随着城市触角的延伸，乡间原本错落有序的格局被铁轨和混凝土建筑打破，瓦尔登湖区原本宁静的生活似乎因此一去不复还。对于热爱自然的梭罗来说，这一切的突变无异于晴天霹雳，《瓦尔登湖》中自然少不了对科学和物质主义的批判之声。例如，放肆砍伐的伐木工使得人们“从此要有许多年不可能在林间的甬道上徜徉”，而“恶魔似的铁马”（即火车）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污秽不堪。

　　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妄下结论，错误地认为梭罗对科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事实上，梭罗在文中也流露出对科学实证精神的赞美之情。他在“更高的规律”篇中说道：“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科学把人们通过实践或本能已经得到的知识报告出来，因为只有这才是真正的人性，或者说是人类经验的记述。”梭罗认为，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若运用不当，则可能会导致盲目的乐观主义和膨胀的物欲主义；但若运用得当，则能够帮助人们很好地认识自身和世界。换言之，科学本身并无对错，问题就在于如何运用科学。我们或许能从梭罗自身的经历入手来审视他对科学“爱恨交织” 的情感。作为一名土地勘测员，梭罗曾做过大量田野调查，他深知细心观察和精确计算的重要性。他还读过许多科学著述，并撰写过《马萨诸塞自然史》等调查报告。无怪乎《瓦尔登湖》大量引用农书、年鉴及博物学著作，堪称一部自然百科全书。

　　梭罗从科学中学到的不只是细致入微的观察方式。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科学倡导的实证精神也逐渐内化为梭罗生活理念的一部分，指导他“谨慎地生活”。譬如，梭罗历来推崇严谨的思考能力，反对主观臆测。面对村民关于瓦尔登湖深不可测的谣言，梭罗以揶揄的口吻说道：“人们并不去探查湖底，就立刻相信它是无底之湖，这就奇怪极了。”紧接着，他便拿着工具来到瓦尔登湖进行实地测量，以准确的数据驳斥了众人的妄谈。也正是通过这种重实践、不盲从的理念，梭罗逐渐领悟到了一种“浪漫的”科学。他既看到了科学使人盲目乐观的潜在危险，也看到了科学突破体制的颠覆性力量。于是，梭罗“将科学观察和文学表达融为一体……试图打破17 世纪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壁垒，并尝试拓宽文学的视域和题材。”在梭罗看来，文明与自然的两极对立激发了人的生命力，而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则进一步充实了生活。当他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游走，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往来时，他恰恰是在体验一种饱满充实的生活。因此，所谓的“双重人格”其实表征着梭罗独特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一条动态生成的轨迹——用德勒兹等人的术语来说，就是开启“游牧生活”，来一场“精神的旅行”。

　　二、“精神分裂”与“游牧民”

　　德勒兹等人的理论以肯定差异，反对同一著称。在《千高原》中，德勒兹等人对“统一性与同一性（的）复归”展开了批判，赞扬了“精神分裂者”那种“一即是多”的生成状态，并从后者身上看到了不可遏制的欲望流与解辖域化潜能。与“精神分裂者”相呼应，德勒兹等人在第12 座“高原”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概念——“游牧民”。在德勒兹等人看来，游牧民“不拥有点、路径、土地，尽管他们看似拥有这些”，他们是“最为卓越的被解域者”。顾名思义，游牧民驰骋在草原上，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他们“能够平滑地从任意一点直接通向界域之中的任意其他的点，即便界域本身有着公认的、明确的功能。”

　　就梭罗的思想品质和生活方式而言，流动性、差异性与实践性构成了三个重要的维度。它们彼此呼应，共同生成了德勒兹式的“精神分裂者”或“游牧民”。正如摩根所指出的，梭罗毕生痴迷于水的“起伏与流动性”，他在多个场合里将水与其它对象（如性别）相联系，并以水的自然之力激发人们打破成见、重塑社会的决心。正因如此，我们常在梭罗的作品中（如《河上一周》）与“水”不期而遇。《瓦尔登湖》更是其中典型一例。梭罗指出，虽然瓦尔登湖与其它湖泊水系相连，但人们却“看不见它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瓦尔登湖呈现了一种生成的态势，人们看不到它的源头和尽头，眼前只有生生不息的水流。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自然的化身，瓦尔登湖所展现的生命力正是梭罗毕生以求的对象。在经历了工业的入侵后，瓦尔登湖“本身却没有变化，”“它永远年轻。”这里的不变绝不能简单理解为生命力停滞的迹象。相反，瓦尔登湖以其惊人的调节能力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让梭罗真切地领悟到流动带来的生机。因此，瓦尔登湖（自然）既是梭罗的栖居之地，让他远离城市的喧嚣，同时也为他提供了思考的空间，让他在瞬息万变的生活中发现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当伐木工在机械式地重复由点到点式的僵化生活时，梭罗已然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通过在社会与自然间游走，在科学与人文间达成平衡，他决定做一个逍遥自在但不失社会关怀的游牧民，以“精神分裂”的姿态拒绝外界的管束。

　　对梭罗而言，差异性与流动性彼此相依，相辅相成，两者的大敌都是那试图裹挟一切，吞没独立个体的权力中心。梭罗对此有切肤之痛：家乡马萨诸塞州对《追捕逃亡奴隶法》的容忍，同胞对美墨战争的默许，都让他看到了美国民众铁板一块、被动麻木的可怕。他在《公民的不服从》中说道：“当权力一旦落入人民手中，多数人的意志得以长期成为统治意志的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力量上最强大。”为此，他提出要回归个人良知，从微观层面瓦解权力中心。在瓦尔登湖蛰居之际，有人曾提出要效仿梭罗的生活，但梭罗却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并且“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 而他最后离开瓦尔登湖也是不想把有限的生命只“交给这一种生命”。结合梭罗的人生经历来看（从事不同的职业，足迹遍布美加两国），他也一直试图在瞬息万变的生活中发现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梭罗也渴望接触多样的生命，他的访客名单中除了挚友外，还包括黑人、印第安人甚至还有林中动物。在梭罗看来，与他们进行互动，不仅能增长见识，还能为思考人生提供新的契机。例如，在接待逃亡黑奴时，他从后者恳求的目光中读出了怀疑乃至绝望：“啊，基督教徒，你会把我送回去吗？” 难能可贵的是，梭罗能够摒弃时代偏见，主动了解并帮助这些被边缘化的他者，最终与弱势群体感同身受，形成共鸣。

　　实践性是梭罗弘扬流动与差异的必要维度。美国学者帕克指出，“超验主义始终难以跨越信念与行动之间的鸿沟。”但显然，梭罗以行动贯彻思想，成功地跨越了这道鸿沟。他再三强调自己去瓦尔登湖是为了实践他的生活理念，在行动中重新激发生命的活力。他嘲笑那些“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人”是“一种理性发达的百足虫。”梭罗并非否定思想的力量，他只是不满那些空想家们无所作为。对此，他巧妙地回应道： “楼阁应该造在空中，就是要把基础放到它们的下面去。”既有实践基础，又不失思想高度，梭罗倡导的便是这样一种生活的哲学，抑或说是哲学的生活。

　　在个人潜修和内心经营的基础上，梭罗也向社会变革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正如德勒兹等人所言，世上总“存在着连接、节段性、层和界域性之线，”然而，欲望持续生成、不可遏制，也导致了“逃逸线、解域和去层化的运动。”梭罗深谙此道，他知道“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人间的肮脏的机关总要跟他到哪里，伸出手来攫取他。”所以他要以实际行动——从“退隐山林”到协助黑奴，拒付税款，发表演说——来“唤醒邻人”，进而反抗权力机制的捕获和辖域。尽管一度遭到了国家机器的控制（1846 年7 月因长期抗税而被捕入狱），但梭罗从未削弱自己抗争到底的决心。这位“游牧民”以世界作为他的草原，在游走流动中寻找突破点，并通过思想和行动的融合释放革命性能量。

　　结语

　　对梭罗而言，不论是瓦尔登湖，还是康科德镇，它们都只是他有限生命历程上的一点。为实现“个体生活的圆满”，他从一点游离到另一点，在多元与流动中把握生命的脉搏。因此，当梭罗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游走，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往来时，他恰恰是在体验一种饱满充实的生活。他口中的“双重人格”其实表征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一条动态生成的轨迹。同时，面对国家机器的编码与辖域，梭罗也毫不退让，他以自身的“精神分裂”来反抗令人分裂的社会：在瓦尔登湖区中不断游走，拒绝外界的管束，尽力摆脱被辖域化的命运；呼唤多元与差异，既向往多元的生活，也渴望接触多样的生命，从而在与他者的遭遇中亲历生成；具有极强的实践意识，在身体力行中亲近自然，提升自我，参与社会。终其一生，“游牧民” 梭罗在种种冲突与张力中“突破自己的限度”，在“从未漂泊过的牧场上自由地生活。”正是因为这份独特的品质，我们仍能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与梭罗对话，产生共鸣，并在梭罗式的生活中发掘突破资本主义铜墙铁壁的潜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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