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未解之谜

　　对于红山文化，未知远远大于已知，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我们探寻。

　　文 |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陈珂

　　“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红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历经1500年，红山文化创造出许多辉煌，形成了中华早期文明。穿过历史厚厚的烟云，通过考古发掘、文物展陈和学术研究，我们对红山文化有了大概的了解，红山先民的精神世界及生活状态逐渐清晰生动起来。但对于红山文化，未知远远大于已知，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我们探寻。

　　黄帝来自“红山”吗？

　　红山文化，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发现以来，其丰富多彩的考古内容引起许多与古史传说的联想。例如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发现黄土塑造的女神像，很多人就联想到女娲氏“抟黄土做人”的故事，还将牛河梁遗址第十三地点的“金字塔”顶端炼铜遗址相联系，可以对应上“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认为，在诸多联想中，以证明五帝时代前期诸代表人物如黄帝族在北方活动记载的可信性最为紧要。关于五帝时代前期代表人物的活动地域，一般限于从中原地区寻找。不过老一辈史学家已注意到古史记载黄帝族的活动多与北方地区有关，如黄帝族非定居农业的“往来迁徙无常处”习俗，黄帝与炎帝、蚩尤战于华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之野，以及周初封黄帝之后于燕山脚下的蓟等。

　　郭大顺表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正为此提供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北南交汇导致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的众多创造成为中国礼制的重要源头。郭大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红山文化中有发达的熊崇拜，红山玉器中“玉熊龙”，女神庙和积石冢都发现熊骨，与黄帝集团“有熊氏”或有关联。如果将5000年前的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比喻为满天星斗，那么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是其中最耀眼的一束。所以苏秉琦先生说：“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

　　现代科学似乎也可以对此印证。复旦大学通过对中国人群父系Y染色体谱系研究发现，Y染色体Oγ-F11、Oβ-F46、Oα-F5三大个人节点出现了迅速扩张，在数代内这三人分别产生上千后代，其直系后裔在现代中国人中超过40%，成为中国人的超级遗传祖先。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李辉表示，通过检测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Z1M1大墓墓主遗骸DNA，发现其为Oα谱系的源头。该墓陪葬有玉璧、勾云形玉佩、斜口筒形玉器、玉箍、玉镯，墓主双手握玉龟，曾引起轰动。“这一遗址开始于红山文化的鼎盛期，出现大量龙凤玉雕，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高度吻合”。

　　红山文化是先商文化吗？

　　在红山文化玉器没有被正式识别出来以前，长时间被误认为是商玉。这是因为红山古玉与商代玉器在雕刻手法和造型风格等方面存在着许多惊人的一致性。商代对于巫术和祭祀极为重视，这也与红山文化一脉相承。很多学者认为，地处北方的红山文化是先商文化源头之一。

　　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就写下了《夷夏东西说》，提出了商族发迹于东北、建业于渤海与古兖州的观点。这一观点有古籍史料做支撑，战国时期《荀子·成相篇》中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也就是说，商人的父系始祖“契”出生于砥石；先秦史籍《世本·居篇》也记载：“契居亳，昭明居砥石。”那么，“砥石”是哪里呢？《淮南子·墬形训》说：“辽出砥石。”《水经注》也说：“辽水，亦言出砥石山。”砥石是辽河的发源地。

　　上世纪80年代，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等学者先后发表了《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和《商先起源于幽燕说的再考察》，论证商先起源于幽燕地区。上世纪90年代，陆思贤发表了《商民族祖源的神话考古学研究》一文，通过对商族进行神话学和考古学的考察，认为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与商族的祖源最为密切。郭大顺也持这一观点。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红山文化与先商文化时间上还不能直接衔接上。商文化的起源很复杂，殷墟只是商文化的一个集中代表，还不能作为其完全代表，所以，虽然红山文化与殷墟出土文物的关联有据可寻，但其与商文化是否有直接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与牛河梁匹配的“居住区”在哪里？

　　现有考古发掘表明，牛河梁遗址是单独祭祀之所。按常理推测，如此巨大的祭祀场所，附近应当有与之匹配的大型居住类遗址。但红山文化遗址中至今还未发现相匹配的居住场所。

　　2022年6月，在距离牛河梁遗址6.5公里的上朝阳沟遗址，考古工作人员在勘探大约10万平方米的区域后，发现了27座“房址”，它们的平面近似“凸”字形，为直壁、平底的半地穴式房屋，建有长门道。

　　这里会不会就是大型聚落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郭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有些陶片显示和居住有关，但由于还未全面考古发掘，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事实上，要找到一个和牛河梁遗址50多平方公里规模相匹配的居住区并非易事——这几乎能类比一个县城的大小。“辽西地区土层浅，有可能当时有房子，这么多年由于耕地或其他原因，又不复存在或变得分散，发掘难度加大。房子密度如果没有那么大，居住区的规模仍然是受限的。”

　　郭明说，一个思路是先调查，如果通过陶片的分布发现有居住迹象，接着再做勘探。勘探也会遇到难题。首先不好判断遗迹的性质，因为都是山地，“打都打不下去”，石头和基岩难以分辨。另外，房子如果住了几十年后没有再被使用，里外堆积的差异就不如中原地区明显，需要有足够经验的人进行判断。

　　“在牛河梁还没有发现很明确的世俗生活的痕迹，这方面显得比较弱。”郭明认为，这里出土物的同质性比较强——要么是墓地，要么是祭祀礼仪遗存，且规模大、工艺水准高，这些都指向，牛河梁在当时可能单纯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郭大顺看来，红山文化有自己的特点。远古时代的东北地区植被繁茂、河网密布，通过人骨分析、同位素分析等发现，红山人以食用野外采集和打猎所得为主，这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黍作农业定居方式。渔猎文化的优势，如依赖、尊重、敬畏自然，因活动面大而能与相邻部族频繁交流等，使红山文化具有特殊性。

　　“一般的祭祀是家庭祭祀，氏族祭祀会有一个大房子，其他的就更高级一些。”牛河梁祭祀中心究竟多大范围？整个红山文化是否还有另外一个祭祀中心？附近是不是有生活区，就像一个有宫殿的城那样？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郭大顺也没有答案，他希望后续的考古发掘工作能给人带来惊喜。

　　红山之玉何以成？

　　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玉器为什么会成为“神器”？红山先民从哪儿获得玉石原料？那些工序复杂的精美玉器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晓晶对红山玉器有深入研究。“那时候人们认为玉器最能象征力量，就像现在的高科技。”她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玉器最后的使用者，是掌握神权、政权或军权的人。

　　通过与岫岩一带玉石产出类型、地质背景、开发使用、地质组成等方面进行研究比较，专家得出“红山文化玉料主要出自岫岩”的结论。但牛河梁与岫岩两地之间有一定距离，中间有辽河相隔，获得玉料也不容易。还有一部分玉料，可能来自现在俄罗斯贝加尔湖周围。

　　从出土玉器的工艺痕迹看，周晓晶认为，诸如勾云形器可能已经使用砣具，且它上面红山文化特有的瓦沟纹需用专门工具反复打磨，玉凤用到了片状的切割工具，玉镯则可能用到比较大的管钻。

　　但至今还没能发现制玉的作坊。在郭明看来，陶器不利于长途运输，且相对工艺“不那么复杂”，所以基本就地制作。而玉器需要玉料采集、运输、加工，牛河梁是玉器生产链条上的“终端”，这之前的“环节”还没有发现。至于从被制作出来到进入墓葬的中间这段时间，玉器在什么场合使用、使用方式如何，更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