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银行风险事件的反思及启示

　　刘亚干

　　2023年3月以来，欧美银行业风险事件频发，其中瑞士信贷是此轮风波中倒下的首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则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第二大银行。银行机构的突然倒闭，固然有利率急速上升这一外部宏观因素的冲击，但本质是对其经营管理能力的再考核，也是对宏观金融监管效率的再检视。

　　美国中小银行接连倒闭暴露监管放松的潜在弊端

　　2018年美国修改《多德—弗兰克法案》，上调银行存在系统性风险的认定标准，只有资产规模超过2500亿美元（之前的监管标准为500亿美元）的银行才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监管。美联储随之对金融机构监管标准进行了修订，将银行分为五档，对第四、第五档银行的资本、流动性监管要求均有所放松。按照2022年底的年报数据，银门银行的总资产仅有113亿美元，属于典型的小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总资产分别为2126亿、2090亿和1162亿美元，按资产规模排名分居美国银行业第14位、第16位和第29位，均属于1000亿—2500亿美元规模的第四档银行，拥有某些被豁免的“监管红利”，而这些所谓的红利正是其累积风险至失控的重要诱因。

　　资本监管放松削弱了银行的风险缓冲能力。在放松的监管体系中，美国允许中小银行将累计其他综合收益（AOCI）项目从资本中扣除，AOCI包括某些资产和负债在变现前未实现的收益或亏损（“浮亏”），不考虑“浮亏”的资本充足率“虚高”。伴随着美联储快节奏的加息，中小银行记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下的债券投资（AFS证券）“浮亏”持续扩大、但不影响资本充足率水平，没有及时止损

　　压力，导致风险不断累积。

　　流动性监管缺位降低了银行的及时止损压力。巴塞尔委员会于2010年12月出台的《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将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纳入全球监管的统一体系。在美国对第四档银行的监管中，当加权短期批发性融资额（指金融机构与通过特定对手方、特殊存款等途径获得的存续期小于1年的存款）大于等于500亿美元时，LCR和NSFR需要大于等于70%。而硅谷银行加权短期批发性融资额恰恰小于500亿美元，没有监管调整压力，潜藏风险。

　　忽视压力测试损害了银行的前瞻风险预警能力。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原则》中强制要求银行定期进行压力测试，特别是评估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但根据美国的监管要求，硅谷银行等第四类监管银行仅需要两年一次自行开展资本压力测试，无须进行监管资本压力测试。听证会信息显示，早在2021年底，美联储监管人员就发现硅谷银行的压力测试、应急资金和流动性风险控制等六项指标存在不足。2022年夏天，监管机构将硅谷银行的管理评级下调至“一般”，并将该行的全企业治理和控制评为“不良-1”，明确提示硅谷银行的“管理不善”问题。但由于强制监管要求缺位，并没有得到重视。

　　4月28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美联储委员会（FRB）分别发布报告，称此轮风波除银行自身管理不善外，深层次原因也包括立法放松对中小银行的监管，监管机构发现问题后未能及时推动解决。

　　业务均衡发展能力决定商业银行抗周期的经营韧性

　　均衡稳健的业务模式是银行持续经营的基础，监管合规、风险可控、持续盈利是相互影响的核心原则。尽管迄今为止，此轮欧美银行业风波的范围及影响有限，但危机银行事件再次暴露了银行业务模式选择中对上述几个核心原则的忽视问题。

　　坚实的零售业务基础是熨平周期波动的稳定器。银行零售业务客户数量大且分散、单户平均金额较小，且不同客户间的信用风险特征存在差异，基于大数定律，零售客群整体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小，相应地，零售银行业务营收表现较为稳定。比较而言，银行对公业务单户业务规模往往较大、风险更为集中，业绩表现更容易受到经济周期和行业轮动的直接影响。

　　硅谷银行出现经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业务明显失衡。2022年年报显示，在硅谷银行736亿美元的贷款中，对公贷款有631亿美元、占比接近86%。对公存款占比超过87%，零售及私人银行存款占比仅为2%。相比之下，2022年末美国银行的零售存款占比达到21%，摩根大通的零售存款占比超过22%，汇丰银行的零售存款占比达到50%。

　　发展轻资本业务可有效提升银行持续经营的韧性。硅谷银行2022年末债券资产较2019年末增长313%，推动总资产大幅增加207%，正是这部分资产市值的大幅快速缩水，拖累硅谷银行陷入了危机。相对而言，对表内资产没有或很低依存度的轻资本业务，比如汇兑结算、资产管理等，尽管盈利表现也同时受到宏观经济影响，但基本不会对资本、流动性等核心监管指标产生拖累。也正因如此，资本集约型业务得到普遍重视，近十年，美国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大多保持在35%以上，而硅谷银行2022年这一指标降至23%、第一共和银行仅为9%、签名银行仅不足4%。

　　银行业务创新需与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正如高风险、复杂的衍生品业务创新是导致2008年雷曼、贝尔斯登等华尔街投行爆发危机的导火索，衍生品业务巨额亏损也是瑞士信贷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危机之前，瑞士信贷在战略上重视资本投行业务，但事后看业务发展明显超出风险管控能力，其与对冲基金Archegos作为对手方开展总收益互换（TRS）等业务，但当标的股价大幅下跌、交易对手无法补足保证金而爆仓时，瑞士信贷作为股票实际持有人承担了5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亏损。但同样开展此业务的摩根大通、高盛能够及时降低仓位和风险敞口“全身而退”，瑞士信贷CEO坦言，他甚至不知道Archegos这个交易对手和对其的200亿美元敞口，内部对于Archegos保证金和杠杆率的风险管控也严重失效。

　　签名银行、银门银行近年来积极开展数字资产质押的高风险借贷活动。当前，加密行业尚缺乏系统的监管体系，加密资产价格大起大落，风险之高超越了银行传统风控经验和能力，在FTX爆仓事件和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背景下，两家银行被挤兑并结束业务。

　　稳慎的集中度管理是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核心原则

　　由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客户和资产的周期性特征、风险偏好属性不同，分散化的资产负债配置是银行减少资产负债表风险同频共振的基础。在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倒闭等风险事件中，资产负债高度集中是业务风险根源。

　　多元均衡的资产结构是稳健经营的基石。从资产大类来看，2022年末，硅谷银行债券投资为1201亿美元，总资产占比高达56%，远高于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债券投资总资产占比20%—30%的水平。从资产细分看，在1201亿美元的债券投资中，住房抵押债券有915亿美元，美国政府机构债有167亿美元，合计占比达到90%。债券投资标的收益率曲线单一性走陡，令硅谷银行债券投资估值单向变动、大幅缩水，潜藏亏损额巨大。

　　同样，在第一共和银行的2061亿美元总资产中，贷款规模为1623亿美元，占比为79%，其中地产类贷款为1340亿美元，占贷款的比例为83%，接近一半的资产为固定利息的地产相关贷款，2023年一季度贷款组合平均收益率只有3.73%，明显低于同业也大幅低于基准利率，拖累当季净息差逆势大幅走窄68个基点，净利息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下降19.4%和32.9%。

　　存款来源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是负债管理的基础。硅谷银行、签名银行、银门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均存在负债集中度高、稳定性不足的弊端，导致其易发生流动性风险。2020—2022年间，硅谷银行客户存款由549亿美元大幅提高至1860亿美元，科技企业和生命健康产业客户存款占比高达63%，仅初创期的科技和生物健康企业存款规模占比就达到39%。且活期占比高达94%，约88%的存款不受保险保护。第一共和银行的存款高度集中于私人银行客户，且与硅谷银行负债人群高度重合，单一客户资金规模大、存款保险比例低，活期存款占比较高。同样，签名银行、银门银行负债过度集中于数字资产行业，且存款“垒大户”现象更为严重，未受保险存款占比近90%。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倒闭后，同业恐慌情绪继续传染，2023年一季度，第一共和银行存款下降了35.5%、超1000亿美元。

　　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边界要与整体资本实力相适应

　　资本是银行风险经营的最后缓冲垫，超过资本实力的潜在风险承担在极端情景下将产生失控风险。

　　利率快速上升周期，加大了银行久期管理和资产价值波动压力，冲击了资本基础。“借短贷长”带来的利差收益是银行的重要盈利来源，也是流动性风险管控的核心内容。加息周期内，久期管理难度明显增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银行与客户期望值明显不对称，银行有强烈的意愿调整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但客户希望融资成本保持低廉、沉淀资金获得较高收益，在客户主导的市场中，同质化竞争压力较大的银行经营主动性往往偏低。

　　极端的期限错配是快速加息周期冲击美国中小银行的共性原因。负债端，疫情期间美联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情形下，上述银行存款规模大幅增长，但不计息或低息的活期存款占比高、存款保险制度不能覆盖的存款占比高，负债端久期短且不稳定。但在资产端，上述银行投放了大量固息按揭贷款和固息债券，资产久期长，如硅谷银行2022年末所有债券中接近80%剩余期限在10年以上。在利率快速上升后，长久期固息资产无法及时调整并且产生浮亏，而负债端整体期限较短的负债成本则快速上升，甚至出现付息成本和收益率倒挂，不仅侵蚀了盈利能力，还带来信心下降，引发流动性紧张，并进一步令浮亏“显性化”，侵蚀资本基础，发生流动性踩踏。

　　相比而言，美国头部银行虽然也普遍持有较多固息债券，但其贷款组合更偏向浮息，收益率跟随加息周期走升，同时坚实的零售客户基础也令其负债端存款更为稳定。从2023年一季度报来看，美国头部银行保持了较高的净息差和盈利，其资产负债结构更为合理和具有韧性。

　　商业银行压力测试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形和小概率事件对资本的侵蚀风险。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修正案，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作为第四类组织，没有被强制要求进行压力测试，这也导致这些银行在大幅扩张过程中，失去了前瞻管控风险的压力。事实上，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大的背景下，常规的单一风险压力测试设定可能也无法充分前瞻预测风险结果。例如，标准的利率冲击场景采用200基点的收益率曲线平移来模拟利率重定价风险，但是仅2022年，美联储就急速加息425个基点，单一压力测试的情景设置显然已经不适合了。第一共和银行即使获得11家银行合计300亿美元注资却依旧倒闭，就是典型的由“市场整体利率上升造成资产估值下降（利率风险），伴随存款流向更高利率的货币市场基金（流动性风险），叠加硅谷银行、签名银行、银门银行倒闭造成市场恐慌引发进一步挤兑（声誉风险）”的综合性风险压力情景。

　　此外，压力测试情景也需要考虑会计记账方法等因素在极端情形下可能导致的风险结果。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即便因市场利率大幅上升、市值出现明显下跌，也不会传导至账面价值，不会影响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实质上“掩盖”了潜在风险，市值变现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硅谷银行风波中，AFS债券的出售令市场快速联想HTM债券可能发生的150亿美元变现损失及其对资本的大幅侵蚀，进而诱发了快速挤兑。瑞士信贷的Archegos事件则反映了极端情形下，高杠杆衍生品业务交易亏损的放大效应。

　　声誉风险关乎商业银行经营与竞争的核心软实力

　　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明确将声誉风险管理列入第二支柱。数字经济时代，信息传播范围和速度大大加快，对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良好声誉是商业银行的重要无形资产，需要长期经营。正如经济危机通常首先在经济脆弱度较高的国家发生，恐慌情绪发酵之下市场也倾向于寻找“潜在薄弱点”，声誉不佳的机构往往成为关注对象。

　　此外，管理层行为及其稳定性也是影响银行声誉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管理层不稳定会增加经营方向的不确定性和转向成本，降低内控管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动荡的管理层可能导致成员间磨合时间不足，影响战略落地成效，进而影响业务活动。瑞士信贷4年之内更换了2位董事长和4位CRO，经营业绩表现很不稳定、内部控制也出现重大缺陷，审计机构对其2022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极大降低了瑞士信贷的声誉。

　　数字化时代，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难度加大。相较过往，数字经济时代更高的信息传播效率，要求商业银行更及时、主动开展信息交流和市场沟通，尤其是避免负面舆情发酵。在硅谷银行风波中，不充分的声誉风险管理是引致挤兑的直接诱因。硅谷银行在公布融资计划时，未对后续资产负债表修复计划进行充分沟通，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其债券亏损消息，硅谷银行的良好声誉瞬间崩塌，储户纷纷在线上申请取款，一天内流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存款，迅速将流动性紧张转化为事实上的挤兑。美国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麦克亨利（Patrick McHenry）将硅谷银行48小时内迅速倒闭事件称为“第一次由推特引发的银行挤兑”。

　　激励相容是商业银行绩效考核管理不可忽视的原则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通过合理设计激励机制，实现利益的有效“捆绑”，即激励相容，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突破口，也是破解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重要手段。实践中，不当的激励安排下，欧美银行管理层利润诉求和银行持续经营利益明显背离，是风险累积爆发的重要动因。

　　激励考核中普遍的重短轻长潜藏道德风险。瑞士信贷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根据年报披露，该机构管理层报酬由固定报酬和浮动报酬两部分组成。浮动报酬的决定因素基本为经营业绩表现，承担更高风险、获取更好业绩的自然理性，助长了激进和松散的管理风格，推动了风险的滋生蔓延。2021年，瑞士信贷因Archegos爆仓事件损失超过50亿美元，前任CEO托马斯·哥特斯坦（Thomas Gottstein）依旧可以获得380万瑞士法郎的报酬，且股东大会撤回了针对管理层设定长期激励的提议。

　　可持续的激励机制需要兼顾发展和风控。2009年，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颁布的《稳健薪酬制度实施的指导原则》提出了薪酬治理、利益相关者参与、薪酬与审慎风险承担挂钩等三方面内容，明确合理的薪酬制度要考虑风险承担问题。但据瑞士信贷年报披露，高级管理层拥有保底的高额固定报酬，即便不采取风险管控，也能获取不菲的收益。2022年度，在全年税前亏损达到12亿瑞士法郎的情况下，CEO Ulrich Koerner仍旧能够获得250万瑞士法郎的高额回报。

　　本次欧美银行业危机的直接诱发原因各有不同，但究其根源，风险控制和内控管理薄弱是共性问题之一。除了严格的监管制度、系统的风控机制，在绩效体系特别是管理层绩效体系中加入风控合规指标，是从顶层战略上内化风控理念，夯实自上而下稳健经营基础的内在要求。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

　　〔亚洲〕有限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孙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