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汽摄影往事

　　昔日一汽影人影事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首次访问苏联过程中，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并深受触动，由此将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列上了日程。

　　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除了炼钢、发电、化工、造纸等工程，还包括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1953年6月，毛泽东主席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确定了一汽建厂对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汽在建厂初期的1953年－1957年，派出9批共519名技术工人和工程人员远赴苏联，在莫斯科的李哈乔夫汽车厂和高尔基汽车厂实习。许多人回国时都带回来苏联制造仿德国徕卡的“卓尔基”牌照相机。在中苏友好交流的带动下，1950－1960年代尚属时髦事物的摄影即于一汽落地生根。

　　有两张成为一汽厂史重要节点的代表作照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长春当地记者李守芳所摄的新闻照片《一汽解放牌汽车制成出厂》，这张照片记录了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成功下线的历史性时刻；另一张照片反映了第一批出厂的38辆“解放”汽车运抵北京的情景，为新华社记者喻惠如于1956年8月21日拍摄，这批将参加首都国庆节检阅游行的一汽生产的汽车排列在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簇拥赶来参观以先睹为快。

　　时任新华社吉林分社摄影记者的刘恩泰在1957年拍摄的《第一汽车厂的清晨》也是一幅有关早期一汽的名作。按视角判断，右侧近景的苏式建筑应是锻造车间，耸立在画面中最明显的四根大烟囱，在1960年代又增加一根，是为当时一汽动力车间的标志物。当时拍摄一汽的摄影师不在少数，刘恩泰的这一幅带有唯美意味的工厂风景照，内容并未涉及工业生产场面，但是画面契合了当时人们对现代工业的理解。

　　由于一汽地位重要，前期参与拍摄一汽事物的摄影者，均来自新华社等国家级新闻机构，以及《吉林日报》《长春日报》《吉林画报》和吉林省新闻图片社等地方新闻机构，另一个特别机构就是跟一汽近在咫尺的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

　　长影与一汽，所在位置分列于长春市“二线”有轨电车起点红旗街和终点一汽五站，两地之间车程仅约20分钟。在长春市内居住的一汽职工，凡搭乘日伪时期留下的“摩电”通勤者，上下班都必经长影大门口。

　　长影曾在1958年借“近水楼台”之便，以一汽制造的“解放”大卡车和“东风”小轿车事迹，摄制了一部故事片《东风》。影片场景全在一汽厂区内取景，其中开头的长镜头就是一汽总装配车间里汽车连续通过流水线，看该影片就像看一部汽车生产的专题广告片。接着又于1959年拍摄了儿童题材故事片《朝霞》，影片开头的外景镜头取景于一汽生活区中心“共青团花园”两侧大屋檐风格的职工宿舍楼群，其中一队少先队员沿街滚动汽车轮胎的大场面，就取景于横贯厂区的主干道路东风大街上。这两部电影把“汽车城”地标景观拍了个遍，如果要回顾一汽的往昔光景，不妨将这两部电影当做历史纪录片来领略。

　　1957年，第一机械工业部给一汽下达了生产轿车的任务。1958年第一辆“红旗”轿车诞生 ，后成为国家领导人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国事用车。对于中国人而言，“红旗”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还是一种深深的情怀和神圣的记忆。对于一汽人而言，“红旗”更是一种强烈的责任和历史的使命 。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里，一汽培养了一位工人出身的专职摄影师刘世范。在1977年国家领导人来访视察时，上级破天荒允许这位本厂首位专职摄影师全程跟随拍照。在此之前凡有国家领导人到访，除了以新华社记者为首的指定摄影记者，一汽的任何人（当时总厂宣传部和《汽车工人》报有兼职摄影业务者）都没资格在现场随同拍照。

　　一汽的现代化工业规模，曾经是以摄影表达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典型题材。出自摄影记者或专职摄影师所拍摄的一汽生产场景，蔚为中国工业摄影的一类可观模式，同时也成为记录以一汽为代表的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的证史影像。

　　1970年代末，中国外文期刊《中国建设》杂志摄影记者周幼马（马海德之子），为了拍摄一汽一号门广场整齐排列的“解放”新车阵容，调用长春市消防大队唯一的进口云梯车，不料梯臂伸展至半空中忽然倾倒，摄影师被甩出顶端厢斗，摔落砸在地面的卡车驾驶室顶部，这恐怕是拍摄一汽大场景时最为惊险的一次重伤事故。

　　进入21世纪，摄影文化与一汽结合得最具创意的一场活动，便是2007年9月第22届全国摄影艺术展的典礼现场。在这场盛典中，入选摄影作品与一汽轿车产品，共同打造了一个别致的展览样式。据《中国摄影报》记者描述：“广场上空彩球飞扬，获奖作者和嘉宾沿着红地毯铺成的甬道，两边夹道欢迎他们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两列汽车组成的展台……一幅幅获奖作品被安置在中国一汽生产的红旗世纪星、奥迪A4、A6等各种型号的崭新的小轿车上，每幅作品前还特别配置了小巧的照明灯。”

　　当场最亮眼的情节是开幕式暨颁奖仪式，获奖摄影师们分乘崭新的“红旗”敞篷轿车上台，获颁全国影展的最高荣誉证书。这场盛典可看成是由汽车产品和摄影元素联合打造的“装置”和“行为”艺术作品，同时也从一个特殊层面烘托出一汽由来已久的摄影文化情结。

　　1996年以后，我通过在一汽工作的亲友，详细搜集、了解拍摄一汽的诸多摄影师的照片成果。我注意到，随着摄影的普及，不少一汽的照片来自一汽的摄影爱好者，虽然其中不少照片是泛泛的“套路”之作，但是也有一些作品颇为不同。比如，摄影师张卫的一些镜头照顾到工人车间劳作时寻常的细枝末节，这些细节照片更加能够引发有生产线工作经历的广大工人们的共鸣；他还记录了1999年的长春汽车博览会、2007年在长春举办的全国摄影展等重要活动。我想，如果有关机构对散落在民间的一汽老照片进行系统搜寻整理，将会更多地还原一汽的历史面貌。

　　我的一汽摄影

　　我于1966年9月进入一汽成为生产工人，1975年6月调转离厂。当照相机还是奢侈品的时代，我在近9年的工作期间，仅于1972年才由内弟进厂帮我拍了十几张身穿工作服，以厂房环境和“解放”卡车为背景的留念照片。其间未能在本人工作的轿车分厂总装车间留影，未免遗憾。

　　1973年夏季，我首次进到动力分厂高楼，用从长影搞到的一小段美国柯达伊斯曼灯光型电影胶片，居高临下俯摄一汽。当年，未经批准不能随便拍照，于是我仓促间掏出相机朝向中央厂区拍了一张后，再转身朝工厂紧连的孟家屯方向（一汽运输处有从厂区内经由孟家屯火车站直上京哈铁路干线以便运送产品的专线铁道），拍了几张后便没有胶卷了。

　　我在一汽工作期间，业余提高了自己的拍照和暗房技术，还自行设计制作一个印相箱，使用“红旗”轿车最先进的翘板式电源开关，来手动控制相纸曝光时间。

　　后来即使已经调离一汽多年，但是对亲手装配过的“红旗”高级轿车，我仍然保有过来人的特殊感情。每当在街上遇见熟悉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驶过，就像与久别的朋友意外相会。

　　1979年我出差北京期间，搭乘首都公交车“大一路”（此车的经典造型为“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设计师贾延良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设计）经过西长安街，站在车厢后部的我从后窗望出，看到车阵中出现我所熟悉的“红旗”轿车，与之并排行驶的是“上海”轿车。我立刻从随身挎包中掏出国产海鸥单反相机，抓拍了国产轿车在路上行驶的情形。待到冲印出照片时，惊喜地发现画面右侧还有一辆“北京”吉普车。也就在这一个画面里，同时囊括了1970年之前中国生产的三种最著名品牌小汽车：“红旗”产自长春一汽，“上海”产自上海上汽，“北京吉普”产自北京北汽，是为当初中国最主要的三家骨干汽车厂。

　　1996年9月，我赴美国游学和生活八年之后首次回长春探亲，一汽自然是必访之处。恰有生于斯长于斯且终生工作于一汽的内弟，为我离开20年之后的首次回厂探访做了安排。他陪同我在厂区恣意游走拍照，所到之处触景生情。我曾经工作过的轿车分厂于几年前迁出老厂区，择地扩建了几倍空间的新厂房，安装上从美国匹兹堡的轿车装配厂搬迁过来的整套工厂设备，使“红旗”轿车终于彻底摆脱当初的手工打造作业，而跨进自动流水线量产的生产规模。身临此境，颇为感慨我还曾是此车间的前辈工人呢。当时我用便于抓拍的奥林巴斯牌袖珍照相机，随心所欲地拍了好几卷柯达牌135黑白负片。

　　1999年，儿子高中毕业即将升入大学，我们一家三口于盛夏回长春探亲。已经持有美国驾照而且对汽车格外有兴趣的儿子，执意要到家族两代人工作过的一汽参观汽车生产情景。这一次再由汽车世家出身的内弟引领，首次全家一起游历这座中国著名的“汽车城”。是时元老级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已升格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我在1999年依然使用那台奥林巴斯袖珍照相机，即兴抓拍了一系列一汽照片。在传统胶片摄影时代即将结束之际，我两次对一汽生产模式转型换代过程的记录拍照，蕴含着自己对20世纪亲历的一汽工人生涯之铭心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