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推向纵深

　　面对动荡变化的世界格局，要想在与时代同行中发展壮大，就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文 |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见习记者 刘雪云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即将迎来冬至的北京异常寒冷，但彼时的中国正经历向“春天”的转折。

　　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李强总理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表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中国将持续推进“市场机遇更大”“规则对接更好”“包容共享更强”的开放。

　　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中国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的核心动力和显著标志，就是4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张占斌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张占斌说，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我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大大缩小和西方国家的差距，人民也更有自信，“这种自信是通过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而得到的。‘改革开放富起来’，人民看到国家富起来、强起来，才能够有自信，才能够挺直腰板，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缺乏建设资金、先进技术和现代化大生产的管理经验，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来帮助中国发展。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正式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并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新型外贸体制，改革开放也从以往试点经验的总结推广模式转变为以多边经贸规则为标准的整体推进模式。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市场是一个分散决策的过程，因为有更多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打拼，所以解放了生产力，也发展了生产力，更好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给人民提供了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更好地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张占斌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行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了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世界开放报告2022》显示，中国开放指数提高了5.6%，排名上升8位，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从1978年到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到121.02万亿元。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由2012年的11.3%提升到2022年的18%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始终是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中友协主席梅利尼科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圆桌会议上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也对世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面对动荡变化依然要改革开放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资源与环境研究室主任杨丹辉认为，在过去10余年里，世界经济一直处于深度调整之中，驱动全球化正向发展的技术进步、劳动力优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因素的作用力度正在逐渐减弱。

　　与此同时，新型区域一体化、单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碎片化正加剧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的难度。杨丹辉认为，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的超国家组织在形成全球化“团状”高地，并不断强化内部组织黏性，促使区域治理在不同程度上替代了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同时区域范围内的技术和制度驱动型跨国投资也将部分替代全球范围的成本和效率驱动型跨国投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也在继续，《全球贸易警报》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各国实行的歧视性政策相较于自由化政策明显增多，国际规制合作的难度也明显增大。

　　“我们已经走过了依靠低准入门槛和高优惠政策招引外资、以低廉商品与服务谋取外部市场的低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的对外开放面临着各国基于自身利益而形成的激烈竞争，同时还受到处于强势地位国家或国家集团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的无情打压，难度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认为，我们目前距离建成一个成熟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有差距，在新的10年中，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未来市场化改革仍旧是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推动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关键一招。要向改革要动力，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改革加快传统经济向市场化经济的彻底改变。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在当前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仍然要拥抱全球化、坚持全球化。“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从传统国家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变成全面工业化，这是亚洲发展的经验，也是全球的普遍通行经验。什么是开放？开放就是把全面工业化进程变成全球化，在不断升级过程中，加速高度全球化。中国把改革和开放这两个放在一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改善了资源配置。”他表示，改革、开放本身是一体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一定是开放的，开放一定会导致市场经济，所以是内生的。

　　张占斌也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经过4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胸怀天下、海纳百川，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与全球各国的经济早已经紧紧连在一起了。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实践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面对动荡变化的世界格局，要想在与时代同行中发展壮大，就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向制度型开放递进提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制度型开放的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强调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对标对表国际通行规则，进而实现进一步的制度创新。

　　“一个牌局上，规则一样大家才能玩到一起，规则不一样怎么打呢？所以要建立和国际相对接的体制机制，以制度型开放主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张占斌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说，当前整个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严峻，原有的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制度型开放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是当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提到，当前技术革命不断催生经贸新规则新标准，全球经贸规则竞争日益激烈，我国一直不断推进的要素流动型开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要解决体制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则需要以高水平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做支撑。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经济转型发展中面临的不少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加以解决，首先是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短板需要通过进一步放开该领域市场准入，吸引人才、资本、技术等国际高端要素的进入补齐，其次是制度型开放能够扩大对优质商品与服务的进口，在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同时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最后是扩大制度型开放能够推动构建新型价值链合作机制，促使我国企业参与、引领和主导新兴产业标准、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和监管标准等经贸规则的制定，推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规划、机制与国际接轨。

　　“规则对接、规制协调、管理提升、标准制定是当前加快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抓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王颖认为，需要注意到当前规则对接对象已经开始由注重商品与要素流动型开放的传统经贸规则转向侧重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的新一代高水平经贸规则。应以加快国内规制与国际接轨为重点的规制协调，推动国内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将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作为当前管理提升的主要任务，实现从跟随到引领的标准制定目标。

　　国内外法规制度的有效衔接是当前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难点。杨丹辉认为，既要为拆除开放的“玻璃门”、优化营商环境、对冲外部风险找到精准的靶位，也要为对外经济贸易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从而使中国开放制度体系更加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更具前瞻性和引领性。

　　近年来，我国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不断加快。记者梳理发现，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国际层面，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在构建多元稳定的开放格局中提供重要支撑。国内层面，一是国家级新区和城市群建设重塑国内区域开放格局，二是各地区对外开放平台建设质量不断提升。

　　资料显示，2014年以来，国家先后在陕西、贵州、四川、湖南、河北等地设立了国家级新区。2016年，我国第一个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在贵州设立，并在武汉城市圈、苏州工业园区以及多个沿江、内陆城市进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与此同时，自 2013 年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多地竞相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优化国际营商环境、培育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截至2022年，国务院已经进行6批次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并印发了4批次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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