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打工人年度图鉴

　　文｜方圆记者 刘亚

　　关关难过关关过，从保障生命健康、工资薪酬到人格尊严，法治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实践正在不断深入推进

　　清晨5点，天色未亮，寒风呼啸，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劳务市场已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务工人裹紧雷锋帽、厚外套，焦急地等待来接他们务工的车辆。

　　深夜，大厂里刚加完班的打工人，终于能活动下因久坐而僵硬的腰椎和颈椎，准备从网约车软件里打个车回家。

　　网约车上，后排打工人昏昏欲睡，前排司机只能叹气，“别人能睡自己可不行”——尽管已连续开了几个小时车，但接单不能停，夜越深往往意味着越高的工作补贴。

　　网约车司机抵达目的地停车送客时，正好一位外卖骑手驾驶电动车从旁飞驰而过。司机惊得一身冷汗，外卖骑手却习以为常——他必须准时送达，不然可能会被点餐的人差评，甚至被平台扣补贴。

　　点了夜宵的36岁刘女士却没有没胃口，因为在网络招聘平台投递了简历，被一家公司负责人嘲讽：“36岁来碰瓷公司啊？”这让刘女士心情非常低落，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被伤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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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职场人一边自嘲“脆皮”，一边努力又顽强地工作着。从我近几年采访各类劳动者权益相关的案件来看，职场人面临着加班关、薪酬关、年龄关、性别关，而随着新业态劳动工种的出现，职场里的各类难关越发层出不穷。但关关难过关关过，从保障生命健康、工资薪酬到人格尊严，法治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实践正在不断深入推进。

　　马驹桥务工人的日与夜

　　在北京，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落难必闯马驹桥。”如果想深入了解真正的打工人，那么一定要闯一闯马驹桥。2023年底，我探访了这个北京最大、外地务工人员最多的劳务市场。

　　在马驹桥劳务市场，聚集着大量有临时工、日结工需求的务工人，沿街商铺也多是劳务中介公司。沿着街道岔路往胡同深处走，便是务工人高度聚集的日租房和长租房。

　　无合同、无保险、超长“待机”是这里务工人的常态。有别于早年招零时工的方式，现在招工多数是在微信群进行。沿街劳务公司门口贴着各种招工群的二维码，群里每天都会发布非常多的招聘信息。如果有打工意愿并符合招聘条件的，务工人便可接龙报名、登记信息。这一个个“接龙”便是工作的全部证明。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着实令人担忧。

　　在与周围人的交谈中我还得知，今年劳务市场对临时工、日结工的需求不高，工资也由以往的一天二三百元跌到100多元，招工条件也变得苛刻，例如需要35岁以下的青壮年等。这也让年近50岁的李某和魏某夫妇曾格外犯愁。

　　半年前，李某和魏某在山西老家“快手”平台的直播中看到北京一些大型快递公司招聘快递装卸和分拣员，被直播中的“快递公司直聘、包吃包住、高薪、月结工资”等条件吸引，于是来北京打工。但到北京后的前3个月，他们每天工作时长达12小时，各自只拿到了2000多元的工资，与最初招聘者承诺的薪水相差甚远。两人多次讨要工资未果，便拨打12345市长热线向劳动监察大队反映情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某和魏某因不符合招聘条件，找不到工作。然而在北京每多待一天，就要多花一天40元钱的房租，即便早餐是开水冲麦片，午餐是10元钱的盒饭，晚餐在出租屋里做青菜煮面，对夫妇俩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李某和魏某的窘境随着检察机关的介入被打破。通州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收到了相关线索后，发现现有证据根本无法确认劳务关系和用工薪资。于是，通过与劳动监察大队沟通调查，检察官找到了公司的人事负责人，结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向其释法说理，建议该公司先从内部用工打卡小程序上核实其身份信息及具体工作时长，结合同类型用工协议查清薪资数额；督促该公司清偿李某和魏某的工资，后续再依法向相关外包公司或责任人追偿等。

　　短短10天内，通过通州区检察院与劳动监察大队协同履职、共同推进，涉案公司向魏某、李某支付了工资尾款。当我在夫妇俩的出租屋里见到他们时，他们已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北京了。“多亏了检察院帮我们要回了工资，我们非常高兴，也特别感谢他们。”夫妇俩说。

　　外卖骑手囿于“算法”

　　李某和魏某夫妇的经历让异乡打工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温暖，但也反映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直播间里应聘工作，这种以网约形式建立的劳动、劳务关系，谁才是真正的“东家”？

　　这让我想起在2018年做过的一篇外卖骑手“东家”之争的深度报道。当时，一名外卖骑手送餐时摔成腰椎粉碎性骨折，在需要雇主承担部分医疗费时才发现自己的“东家”不是美团，而是一家外包公司。在采访中我进一步发现，类似案件也集中出现在快递、餐饮、网约车等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行业。

　　如今5年过去，“东家”的问题已不成问题，外卖骑手陷入了新的困局中。随着城市里外卖骑手注册人数几近饱和，他们穿梭在街道、与时间赛跑，不知不觉已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治安纠纷。这些风险一旦发生，带给骑手的伤害和损失往往更甚。此时骑手权益问题，除了与“东家”劳动关系认定难，更多是囿于“算法”，职业安全风险高、社会保障水平低等突出问题。

　　什么是算法？我与餐饮店里一些等餐的外卖骑手聊过这方面问题，他们并不清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这是他们薪酬的“晴雨表”：如果收到差评或投诉，他们会被罚款，甚至停号。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为了提高收入，骑手只能尽可能接更多的单、更快送单。这可能导致的超长工作时间和违反交通规则不仅威胁骑手安全，也影响社会安全。

　　这些日益突出的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平台滥用算法的强烈质疑，要求加强算法监管。202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出现的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突出问题立案并成立专案组。这是对外卖骑手权益保护的一次重大升级。

　　比如，江苏分组重点调查某科技公司提供外卖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服务是否停止，前期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外卖骑手是否进行注销及删除清理个人信息，相关劳动仲裁、裁判是否认定外卖骑手个体工商户身份不符合实际，外卖平台是否涉嫌借此逃避税收等问题。

　　上海分组则依托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领域拓展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领域公益诉讼。针对电商平台入驻商户违法销售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电瓶修复器以及提供加装、改装、定制电池服务等违法情形，督促电商平台和生产经营单位履行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安全社会责任。

　　如今，城市里每天风里雨里送餐的外卖骑手，不管是被“限制”的车速，还是头上的各种头盔，都是对他们自身的安全保障，也给城市交通安全带来稳定，这里面有检察机关付出的努力。

　　在进一步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中，检察机关也希望相关企业将外卖骑手权益保护的数据和举措更新至2023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并如期公布。在最高检专案支持下，通过企业自主行为更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

　　“脆皮”打工人

　　距离通州区马驹桥劳务市场50多公里开外的海淀区西二旗大厂，深夜11点依旧灯火通明。不少在大厂的打工人告诉我，因为久坐、坐姿不良等原因，他们多数患有颈椎、腰椎等各类毛病，年轻人也难逃此劫。他们自嘲“脆皮”，但仍然习惯性加班。

　　即便法律上早已明确“996”违法，这些问题依旧普遍存在于互联网大厂等企业之中，侵害了劳动者休息权、健康权、报酬权等合法权益。2021年6月1日，最高检对“996”侵害劳动者权益问题直接立案办理，成立“996”专案组。

　　2022年两会期间，我把这个问题带给了有“打工人代言人”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在采访中董明珠建议对“996”工作制开展公益诉讼，并表示：“有些岗位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适当延长工作时间，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企业置员工的身体、心理健康于不顾，这是绝对不可行的。”这条建议随后在网上引发上千万次讨论，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支持。

　　这条被称为“打工人之光”的建议同样引起了最高检关注。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专案组在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分析裁判文书，走访行政机关、相关组织、企业，调取劳动监察执法和劳动争议仲裁等资料后发现涉及“996”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点，并形成详尽的分析研判报告。

　　在专案组的指导下，专案分组主动与人社部门、当地工会等行政机关和组织进行深入沟通交流，在案件线索移送、沟通协调配合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当然，检察机关的工作没有止步，接下来还将会同当地人社、总工会、妇联、卫健等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倡导企业、社会、家庭及劳动者自身，增强健康工作意识，营造健康工作文化，完善健康工作保障。

　　保护职场女性的人格尊严

　　随着法治的进步与完善，劳动者对自身权益保障的意识逐渐增强，特别是当女性遭遇职场歧视时，也会勇敢地选择用法律武器维权。

　　2022年10月，36岁的刘女士为了求职，在网络招聘平台公开发布了个人求职简历，不料却遭遇一家公司嘲讽：“人力资源也来做联合合伙人？”“36岁来公司碰瓷啊？”在刘女士提出警告后，公司还进一步对刘女士进行职业贬低侮辱，并恶语贬低羞辱。刘女士说，她的人格尊严受到伤害，因此出现了精神迷茫、焦虑、抑郁和失眠。

　　刘女士将公司告上法庭。经历近一年时间，该案终于尘埃落定：被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通过在媒体刊登道歉声明的形式向原告刘女士进行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刘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审理该案的法官告诉我，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公司在案涉招聘信息中针对刘女士的欺辱性言论，实质上是从精神层面对刘女士追求自主择业的自由意志、通过劳动就业追求幸福生活和独立人格发展的一种严重侵扰和扼制。公司行为已构成对刘女士自主择业意志自由和人格发展、尊严所体现的一般人格权的严重侵害。

　　这起案件在保障职场女性合法权益有一定典型性，也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完善和妇女维权意识增强的体现。这让我想到近期的另一起案件——2023年11月，有不良网红在网上冒充外卖骑手。她们穿着代表骑手的服装黄色工服，下身穿着短裙，拍摄制作“外卖媛”等“擦边”照片和视频。外卖公司随后对这4名为获取流量而冒充骑手，长期进行虚假摆拍、损害骑手形象的网红提起诉讼。

　　事实上，工服是职业的象征，体现劳动者的风采，不良网红穿上骑手工服进行低俗露骨的摆拍与炒作，不但损害骑手们的形象，也是对广大女性形象的损害，更可能导致女性就业空间的压缩。

　　该案的进一步发展，公众拭目以待。在我看来，一方面，劳动者在提供劳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理应获得作为人所拥有的体面和尊严。而如何让职场人更加体面、有尊严地工作，这是全社会需要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近年来把反性别歧视、加强职业保障、反人格贬损等问题作为妇女权益保护的重点工作来抓，将妇女就业权益保障从招工歧视向其他领域拓展。在“外卖媛”案中，除了外卖公司起诉，这种恶意摆拍的行为是否也伤害了广大妇女的人格权益，检察机关是否应有所作为？

　　跨国求职之困

　　回顾我采访过的劳动者群体中，有一类打工人相对特殊，他们的“职场”堪比“战场”，不在国内，而是在边境线外的东南亚。近年来，境外犯罪组织通过网络招聘等各种手段，定向诱骗国内求职人员出国从事针对国内的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社会安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引起各方高度重视。

　　在对这些人做调查时，我发现他们大多数是通过网络招聘平台应聘工作，在与“蛇头”对接后偷渡到境外的。他们中有的人不仅面临被毒打、关水牢、喷辣椒水、灌陈醋，甚至成为运毒品的“骡子”。那么，网络招聘平台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对跨境犯罪起到了哪些作用，又应该如何规范？

　　针对网络招聘乱象，我还在几个知名平台进行了卧底调查。“月入过万”“包吃包住”“报销机票”，在网络招聘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工作要求简单、报酬丰厚的出境务工招聘信息。联系对方后，他们会告诉求职者这份工作有多诱人，但不会告诉求职者，所谓的高薪工作就是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各类犯罪的一环。

　　从招聘需求来看，犯罪分子在招聘时往往会设置文员、客服、销售等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工种来吸引求职者，即便招聘岗位显示招聘专业的人员，也往往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一些年轻人受经验、资历等因素影响，求职时也往往选择对学历、技能、职称、工作能力要求不高的岗位，因而极易掉入犯罪分子挖掘的“陷阱”。从案件情况看，二三十岁的待业青年更易通过网络招聘寻找工作而被骗。

　　从招聘公司来看，“大平台”加上“大公司”容易成为掩盖其犯罪事实的华丽“外衣”。犯罪分子设有公司、工作室，或借用其他公司名义进行招工，极易让求职者误认为是正常应聘参加工作。此外，我在调查时还发现，招聘方与后台通过审核的公司不一致，招聘平台模糊招聘方的情况确实存在。

　　为了保障求职者的合法权益，让其不再掉入违法招聘的陷阱，检察机关也提出相关建议，进一步加强网络招聘监管力度，不仅要完善信息发布审核监管机制，还要加强对招聘信息的筛查、过滤、网上巡查，从源头上防止虚假招聘信息通过网络传播。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检察机关坚持依法能动履职，以“我管”促“都管”，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对网络招聘的监管，共同防止此类案件反复发生。

　　2023年12月，寒潮来袭，外卖骑手坚守岗位，寒风雪地中进行配送。（摄影：方圆记者 张哲）

　　《方圆》2023年11月下刊推出的《36岁女子求职竟被嘲“来碰瓷”》一文，讲述了36岁女子在求职中被公司嘲讽，为自己维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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