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出圈与作家的公共形象——以余华为例

　　赵 鑫

　　近几年，“文学出圈”的说法以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被提及。文学出圈的表现有层出不穷的与文学相关的纪录片，如《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岛屿读书》《文学的故乡》等；文学机构组织的各类以文学作为主题的盛典活动，诸如“文学脱口秀”“鲁迅文学奖之夜”等等；以及作家们在采访、直播、短视频、个人公众号中产出的各种公共性的发言，网友和读者自发地二次创作和传播共同构筑的作家人设。

　　在所有文学出圈的现象中，最瞩目的一例非余华莫属。根据抖音短视频App的官方数据“新抖”显示，与余华相关的短视频已累计获赞一千五百六十六余万次，日均获赞达到五十二万余次。据微博热搜不完全统计，从2021年到2023年近两年来，与余华相关的微博热搜达到四十余个，“第一天上班故意迟到两个小时”“潦草小狗”等热梗知名度非常之广。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概括，余华上过的热搜分为三类：喜剧发言、大咖互动、共情年轻人，最后才是他的写作[1]。可见，在这一轮的文学出圈潮流之中，作家正在越过作品，以“人设”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回应社会的公共性议题。本文试图讨论如下问题：出圈的作家为何是余华？余华在媒介传播中或主动或被动塑造的公共呈现为何？他的被追捧体现出青年人怎样的普遍心态与欲求？让文学真正能够出圈的力量在于何处？

　　一、出圈：出的是什么圈？

　　文学本无圈。在提出“文学性”的欧美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等人看来，“文学性”是对现实经验的虚拟性呈现。由此可见，一切带有“文学性”的虚构文本都可以看作“文学一种”，包括影像文本、图像文本，乃至声音文本。“文学”这一定义的边界随时代的变动、话语权的变动进退、消长。

　　“文学出圈”这一说法，自2020年开始，成为当代文学领域的批评家、学者们常常研讨的话题。稍加梳理归纳，可将“出圈”的指涉定义为如下几类：一，作为文学书籍商业营销成功的“出圈”，如易烊千玺的推荐让《冬泳》销量大增；二，文学与影视的联姻和相互促进，如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漫长的季节》与电影《河边的错误》等；三，以余华为突出代表的作家人设和公共言论；四，相关文学周边活动的举办，比如“文学脱口秀”等等。我们能够看到，这里的“文学圈”分隔的是两组对位的事物：其一是文学的雅俗之别，其二是以印刷媒介为中心的文学以及其他媒介形态的文本。也正如何平指出：“这个文学圈……是以传统文学期刊为中心的严肃文学—有时也替换为精英文学或者纯文学、雅文学的文学‘朋友圈’。”[2]何平这里的论断，不仅有媒介形态、雅俗分隔的限定，再加上一层文学体制内与外的限定。

　　从雅走向俗，从印刷媒介走向受众面更广的影像媒介，从文学生产体制内走向文学的出版市场，可以看出，文学的出圈，意图从精英走入大众。至此，我们可以把文学出圈的问题，细分出其中一个角度，即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公共形象如何呈现。现代传播学的“分众论”认为，社会是多元利益的复合体，能够被划分为大众和精英的现代社会其实是不存在的，受众并非同质的孤立的个人集合，而是具备了社会多样性的人群。文学出圈的现象，实则也破除了与大众明显分隔的精英立场。作家在文学的公共性愈发退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当下，他们以或娱乐或严肃的方式，重建了文学的公共性。

　　余华的出圈，去除娱乐造梗、商业营销等推力，客观呈现的结果是：他以作家这一身份，代言了纯文学，并介入社会议题的讨论，进而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关系。

　　二、为何是余华：深谙中国经验的前代先锋

　　（一）具有现实感的先锋者

　　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交出的是极具先锋性的作品。先锋写作，作为写作的立场和姿态，定格了余华初出文坛的反叛姿态。先锋文学以新的审美范式和认知方式，冲决了改革开放之初及之前陈旧的现实主义文学审美。可以说，余华的写作生命的底色，就带有反叛者和解构者的影子。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向外转之际，余华创作出具有深厚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同时也是他最受欢迎的长篇小说之一《活着》。其中的主人公福贵，堪称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此外，进入21世纪后，余华进行了一系列回应现实的文学实践，诸如非虚构杂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以社会新闻为题材的小说《第七天》等等。这些创作实践和观察，体现出余华对中国历史和当下经验的谙熟。

　　深谙中国经验的前代先锋，这是余华近年来能够在社交媒体爆红的人设基础。有了这种文化因子，他才能在当下的互联网话语场中塑造出反叛却并不油滑虚无、深刻却不苦大仇深的公共形象。

　　（二）解构者

　　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余华的成功，包括在余华自我讲述中的写作之路，都是非常典型的1960年代生人的成功叙事。余华在各种场合津津乐道重述的回忆与场面，在一轮轮媒介传播过程中必然会提到的他人生的“决定性瞬间”：童年太平间见闻；一个躁动不安、渴望自由，受不了八小时坐班，日复一日机械地拔牙的年轻人；一个渴望通过写作改换人生剧本、改变命运的年轻人；一个通过写作，从边缘的县乡来到中心北京、建立名望与成功的梦幻般的青春叙事。余华的人生故事，充满了1980年代以降勃发的社会活力、俯拾即是的社会机遇，以及阶层和地位挪移的神话。这种叙事在数十年前是非常标准、受众很广泛的时代叙事，但在当下的大环境和社会心态中，却逐渐褪去了它过往所具有的感召力和信服力，很可能成为一个疑窦丛生且备受后来者质疑其代际公正性的叙事。可余华的自我讲述，并没有落入如此预想中的境况。因为在公共呈现中，余华善于解构自己，不仅解构既定的前代成功者的形象，也解构本可能落入媚俗的文学梦初始的崇高话语。余华解构作为成功者的自己：他在采访中自言，文学评论家都说他的作品语言的极简，但所谓的“极简”其实是因为他认识的字少，词汇量少。在被网友比拟“潦草小狗”之后，余华不仅没有愠色，还在出席韩国延世大学的讲座中提起为了和小狗作出区分，自己已经主动改换了发型。余华认可并承认大众读者对他作品的评价，这也破除了在大众心中，他作为文化精英的俯视感。当他被问到“自己给《活着》打几分？”余华回答“9.4分”，为何扣掉剩下那0.6分—“你们去问问那个豆瓣”。

　　余华也解构着本应充斥着崇高感、意义感，甚至理想主义叙事的“文学发生学”，即“我是怎么做起写作的”。余华没有渲染一个迷茫的县城年轻人怎样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煽情故事，而流传更广、被网友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个“第一天上班故意迟到两小时”的梗：

　　余华看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他询问对方，为什么可以不上班？那个人回答，在大街上游玩就是自己的工作。

　　余华听后十分羡慕，于是也下定决心要进入文化馆工作。当时进入文化馆有三条路可以走：作曲、绘画、写作。前两个太难了，他只好选择“只要认识汉字就行”的写作。

　　…………

　　上班第一天，余华故意迟到了几个小时，快到中午才晃晃悠悠地走进文化馆，本想试探一下大家的反应，不想却成了整个办公室第一个来上班的人，“我当时就知道，这个地方我来对了，我觉得自己是在天堂找到了一份工作”。[3]

　　在这段叙述中，有对工作无意义感的认知，有对“躺平不工作”的渴望，有在工作中想方设法“摸鱼”的狡黠。这一切无不和当下青年人无可抑制的劳动虚无感，以及对传统工作伦理的厌恶相匹配。

　　在当前的作家公共形象呈现中，站在“解构者”对面的作家仍在讲述赋予文学崇高性和价值感的叙事。除了余华在上述叙事中调侃的在采访中表达“因为梦想和热爱写作”的苏童，还有登上《脱口秀大会》第五季的刘震云。在《脱口秀大会》中，刘震云也不乏妙语连珠、幽默机智的点评和对答，但却没有出圈，更没有被网友自发地“梗化”，在网络话语场之中被一遍遍地传播。究其原因，刘震云并没有彻底地“解构”，不论是文人的身份，还是自己守持的严肃文学的价值和立场。不论是他咬文嚼字地建议李诞把“领笑员”改为“见笑员”，还是用写作通俗易赏诗文的白居易去比喻李诞，或者调侃“所有人在西周年间都是河南人”，这些小幽默体现着浓厚的文人趣味，在当场可博观众浅浅一笑。但因为没有自我的身份解构，也没有对现有的知识精英的秩序的解构，他并没有得到出圈的传播。

　　（三）青年导师

　　与解构自己的青春叙事相对应，余华有意无意地在社交媒体上被捧为新一代的青年导师。值得注意的是，与鲁迅一类“告诉青年人去往何方”的启蒙导师不同，余华扮演的青年导师没有指点青年人，而是抱有同情之理解，与青年人站在一处。

　　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余华与罗翔、up主黄鸭兄的访谈已有六百六十多万次播放量。在这次访谈里，余华阐述的热词“精神内耗”疗愈了众多陷于精神内耗中的年轻人。他认为“精神内耗”是先于行动在脑海中进行的思考和斗争；这种内耗不全然是坏的，其实也是在寻找出口。比如他的写作就是长达四十年的精神内耗。余华在访谈中避开了谈论精神内耗的时代环境，转而阐述为在环境不可变更的前提下个体如何应对的问题。

　　在被抖音狂热地二次剪辑和传播的采访视频“年轻人不要走窄门”中，余华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青年时代与当下年轻人面临的是迥然不同的两种处境。

　　除此之外，余华在《河边的错误》电影发布会上，也与主演朱一龙讨论了“反卷”“内卷和外卷”“卷和躺平的辩证统一”等青年人最关心的问题。他认为躺和卷是一体两面，卷多了会想躺，躺多了也会再坐起来卷。

　　余华俨然是“60后”成功者的代表，改革开放红利的享有者，但因为他的自我叙述消解了作为“成功者”“上位者”“过来人”的姿态，能够被迷茫摸索的青年一代喜爱，并奉为导师。

　　三、真正的出圈：文学的终极力量在何处？

　　在余华出圈的一系列言论与访谈之中，我想，真正出圈的文学在这两处看似不起眼的孔隙之中。

　　其一是余华在澳门城市大学的讲座中被提问道：如何看待当下的网络热梗“孔乙己脱下长衫”和“孔乙己文学”？余华先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解释“长衫”在他的阅读经验之中留下的非常鲜明的印象。“孔乙己是唯一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这里的长衫是阶级/阶层的外显。

　　其二是哔哩哔哩百万粉丝up主狂阿弥对余华的采访。狂阿弥告诉余华，自己非常喜欢《活着》中的一个比喻：“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月光如盐，是非常绝妙的比喻，它一方面是对月光的颜色、光泽和形态的比喻，另一方面却带给读者具身性的通感—当一个孩子赤脚跑在盐上，我们本能地感受到了浸入伤口的痛感，也能尝到眼泪的咸涩。

　　至此，能够让文学出圈的要素已不言自明，那就是鲜活的文学形象和细节。文学以形象和细节，将人们个体和集体的经验，共时和历时的经验一遍遍召唤，一遍遍重新寻回。所以，最成功的文学出圈，也许不是作家人设的出圈，而是文学本身的出圈，是文学形象的出圈。诸如福贵，或者许三观，在经过岁月淘洗的将来，如果提起他们，读者马上能锚定一种典型处境，或者一种典型经验，就像孔乙己、闰土，乃至于连、艾玛·包法利代表着一批典型形象。

　　注释：

　　[1]参见《专写苦难的余华，怎么成了年轻人最爱的“潦草小狗”？》，《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10月4日。

　　[2]何平：《文学出圈：怎样的一个圈？出了做什么？》，《文艺争鸣》2022年第2期。

　　[3]参见《作家余华已死，网红余华活着》，《凤凰WEEKLY》2023年10月26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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