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语境中的思想疗愈——论文学出圈

　　王硕瑀

　　近年来，以余华为代表的几位国内顶流作家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很大热度。过去两年，仅余华一人就登上热搜四十余次。在这一过程中，余华与“潦草小狗”“躺平”等等颇具喜感与新潮的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莫言、余华、苏童等作家出席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刘震云出席《脱口秀大会》，让这些作家们更加炙手可热。这一现象，被称作“文学出圈”。本文将围绕“文学出圈”现象，探讨作家们能够在互联网出圈的文化逻辑。

　　一、什么是“圈”？

　　本文讲“文学出圈”，就不得不先谈“圈”。此处所说的“圈”，是指由于某些共性而聚合的一群人。因此，论“圈”，就不得不由“群”说起。

　　常有人引述一句话“牛羊才会结队，猛兽总是独行”，说这是鲁迅名言，以为独行是好的。殊不知鲁迅《春末闲谈》的原文乃是“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1]。人类自诞生之初就是群居的，群居而渐渐有了聚落，这便是所谓“圈子”的基本形态。晚清之时，严复从西方译介来了“socialism”这一学科，今日称为社会学，严复称之为“群学”[2]。今日的“社会”一词，是日本人从中国典籍中选取出来，作为“society”的译文，后又从日本传回中国的。而关于“society”的本质，严复选取一“群”字。人的小群联成大群，这便是社会。群，是我们要讨论的“圈”的第一个特性。

　　“圈”的第二个特性来自“圈”字的本义。按照《说文》来看，圈是指“养畜之闲也”[3]，即以篱笆围起来的牛圈、羊圈，由此可知，封闭性是“圈”的必要条件。圈是一种禁锢，是一个被划定的范围。这个范围的出入都不是随意的，而是要受到限制的。但禁锢似乎并非“圈”的最终目的，牛、马一类牲畜，只拴住绳子它们便不会乱跑，甚至不做限制也不会逃逸，故而“圈”的存在是为了其他目的。

　　同样的，当人类集结成“圈”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这种封闭是一种自我标识。这种保护来源于“僧多粥少”的现实局面。古而有之的各种职业行会、帮派，乃至以血缘关系团结起来的家族，甚至土匪山贼都以某种特殊的限制将自己的小群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圈。卖艺的演员有自己的黑话“春典”[4]，接不上话的圈外人会被驱逐；四川的袍哥遇到难事要用茶碗摆茶阵，才会有同袍接济[5]；除了血缘外，有人嫁入或入赘大家族要祭祖录入族谱才算正式家人；《水浒传》中，林冲上梁山要杀一人缴纳“投名状”才被允许留下[6]。所有这些仪式与限制作为圈子的准入标准，都是为了保护这个“群”共同保有的资源不至于被外人瓜分。有群，便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稳定的“圈子”。

　　二、文学“圈”的位置：中心VS边缘？

　　文学出圈，或者说余华等作家的出圈，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努力破圈。破圈是一种主动的行为，是自发的。余华等人的作品很早就被影视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活着》《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就已经深入人心。在新的互联网时代，这些作家也没有选择作为隐者，而依旧积极活动着。中国的文人有隐逸的传统，但现代以来的作家普遍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不甘于做沉默者。如果余华像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那样隐居一隅，那么再高的文学成就也难以使他获得今天的互联网热度。与余华、莫言等作家参与《在岛屿读书》这样的综艺类似，刘震云参加了《脱口秀大会》，许多文学从业者与青年作家也都在网络平台开展运营自己的账号，争取发声的机会。

　　但是出了一个圈子，就必然要进到另一个圈子中。在当前语境下，这个新的更大的圈子，就是中文互联网。网络像一个巨大的广场，每个人在这里都拥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但在这个广场之上，文学的声音并不响亮。因此，除了自身努力的破圈行动，文学出圈的另一面是“文学被接纳”。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与传统使得文人在社会中占据着特殊地位。从社会层面上讲，科举作为晋升渠道为中国社会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烙印；从文学艺术层面上讲，魏文帝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开篇明义发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7]的感叹。盛唐不是因为有唐明皇而被铭记，而是因为李白、杜甫、王维才显得伟大；李煜乃亡国之君，但因为他是一个优秀诗人而使后人对他颇多惋惜。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学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其背后却是千年来文学水准和个人晋升渠道强行绑定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崛起后，在新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冲击之下，文学开始走向边缘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催生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俗语，相伴而生的就是文科无用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文科自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也就是钱锺书在《围城》中说的“理学院的学生看不起工学院的，工学院的看不起文学院的”。

　　因此，余华等作家的文学出圈，并不是自金字塔顶向下的兼容，而更多是从边缘圈子回到舆论中心圈子的一种突破，或者说，是再一次被接纳。

　　在网络平台上聚集的主要人群是在城市中上学、工作的年轻人群体，也就是所谓的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这些人从事不同工作，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但都同样地面对城市发展中的内卷压力。这些年轻人以网络为媒介聚集成为一个“最大公约圈”，在这个圈子中最大的共鸣便是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感引起的身份焦虑。因此，网络上先后出现了“打工文学”“发疯文学”“鼠鼠文学”，最后，他们在严肃文学中找到了共鸣、宣泄与救赎。回看历史，这一批人正是在“学好数理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在形成自己的意识与思想之后，回过头来重新接纳了文学。他们听到余华在采访中说年轻人“躺平是对卷的治疗”，听到他说“苦难不值得追求”；继而通过余华去阅读余华的文字，去读《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在这些悲剧性的故事中获得“卡塔西斯”式宣泄，得到一种心灵的净化。

　　文字本就是人的心灵对抗世界的武器。一般认为，人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生活，一种是精神的生活。物质的生活是衣食住行，精神的生活是哲学与信仰。而文学处于两者之间又独立于两者之外，可以说，是第三种生活，一种带有思考的美的生活。美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美使人完整。俄国作家契诃夫说“人应该处处都美”（语出《万尼亚舅舅》），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直言“美拯救一切”（语出《白痴》）。人们从对余华感兴趣，进而对文学感兴趣，最终会发现，尽管文学家们常常自称为病人，但美的文学是治愈生活的药。

　　综上，文学的破圈不是作家的破圈，而是读者的破圈。不是作家进入普通人生活，而是更多普通人接纳作家进入了自己的生活。

　　三、笑的力量与狂欢的场域

　　中国人会尊重那些有大义的文人，比如屈原、杜甫、范仲淹、文天祥等，因为他们的气节、担当与正气。但中国人最喜欢的文人，却一定要是幽默、豁达的，比如东方朔、苏东坡、徐文长等。余华这次的爆火，是因为人们发现了他身上的一种诙谐属性。

　　在采访中，余华一次次用幽默洒脱的话语回应各种问题。他自述让坐轮椅的史铁生做足球比赛守门员，夸奖莫言新作时在直播中爆粗口，甚至亲自回应自己与“潦草小狗”长相相似，这一切都是他诙谐与幽默的表现。

　　诙谐是一种力量。俄国大文论家巴赫金认为诙谐是具有非官方性与民间性的，它为摆脱官方世界的严肃性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诙谐之中蕴含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笑声中人们能获得身心的自由和解放[8]。

　　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诙谐一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司马迁写《史记》时都单列《滑稽列传》一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诙谐并不是低俗或者油嘴滑舌，反而是“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9]的大贤才有的境界。

　　余华在被问到给《活着》评多少分时说道“9.4分”，接着被问及原因，他说道：“这个去问问那个豆瓣，他们打的9.4分。”被问到为什么当作家，余华说，自己觉得当牙医太累了，羡慕文化馆上班的人每天在大街上游玩，于是写小说进入了文化馆工作；第一天上班故意迟到两小时，结果发现是第一个到的。余华的幽默无疑是他爆火的导火索之一。

　　中国文化中，向来欣赏有急智的文人，急智的表现形式体现为诙谐，民众越喜爱一个文人就越要讲更多幽默故事传说加到他身上，使得他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比如苏东坡，作为大文豪的他以乐观豁达闻名，被贬到边地依旧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种幽默精神激发了民间文学的创作欲望，于是在民间传说中，苏东坡凭空多了一个貌美聪慧的妹妹苏小妹，甚至让才子秦观做了苏东坡的妹夫。而在浙江绍兴流传的徐文长故事更是为大才子徐渭添加了诸多传奇故事，甚至“徐文长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他们之外，东方朔、诸葛亮、王羲之、纪昀、蒲松龄等文人才子都因为受人喜爱而有民间故事流传。

　　而与之相对应的，余华的爆火之后，“余华故事”的创作也开始出现在网络上。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的一位UP主“柳铠读书”创作的短视频《准备和余华结婚，想了好久了》，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一百七十七万的播放量。这个短视频将余华、莫言、刘震云、苏童和自己整合到一起，模拟几位作家的语气，编排了一出围绕UP主与余华结婚展开的闹剧。在相声等曲艺中，这种创作方法叫作“砸挂”，表演者将人气很高的公众人物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一般代表了观众对被砸挂者的认可。余华用幽默走近了广大群众，又由此在互联网二次创作的反作用中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符号。也就是说，他成了一个活着的文化符号。

　　正如前面所讲，诙谐文化的本质是自由与生命力。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这一轮文学出圈之前的几次出圈现象，就会发现，“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时间较早的有古代文学学者戴建业，他课堂上一句“陶渊明种的那个鬼田，种成那样还好意思写诗”既带火了自己，又带火了陶渊明。接下来出圈的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因为其标志性的“张三”系列案例出圈，也是略带夸张的喜剧风格。在传统的观念中，课堂是严肃认真的，法庭是严肃神圣的，文学是严肃深沉的。但是，在这种严肃之中，有人发现了其诙谐的一面，公布在网络上。在互联网浪潮的解构下，种种严肃被消解，新的生命力被焕发出来。在戴建业、罗翔、余华的一次次网络爆火之间，夹杂着“发疯文学”“鼠鼠文学”这样的自嘲，于是一场网络的狂欢画卷呈现在大众面前。

　　巴赫金在谈论狂欢时所研究的对象就是中世纪的狂欢节。中世纪的狂欢节是人们在农闲时期举行的为期月余的盛大狂欢，这种狂欢是人们被压抑的生命力的展现。在这种狂欢之中，每个人都带着假面，小丑可以扮演国王对案件进行审判，低位者与上位者在此时完全平等，由此便带来了一种平等对话的可能。这种为期一两个月的狂欢自然不可能出现在当今的世界中，在工业文明社会里，人们休息的时间被缩短，鲜有更多释放生命力的渠道。互联网使得这种情况迎来转机，在网络的世界上，所有人都带着假面，每个人都获得了对话的权利，因此，互联网天生就带有狂欢的隐性基因。我们经常看到批评认为互联网过于娱乐化，不够严肃，但事实上，如果将它看作一个大型的狂欢节现场，那么反对严肃、反对权威本就是这一狂欢化场域的应有之义。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次去观瞧一系列的出圈现象，就必然意识到“笑”的巨大作用。宣传普法知识的课程、视频不可谓不多，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无一不是严肃的、劝诫式的；而罗翔向一个虚构的“法外狂人张三”形象中加入诙谐的元素，就掀起了全网的刑法学习浪潮，甚至让《刑法学讲义》成为畅销书。在这一轮出圈之前，余华、莫言等作家也曾做出破圈的尝试。他们积极推动自己作品影视化的进程，也都曾参与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的录制，出席一系列活动，但最终在互联网上取得如此大的曝光，依旧是带有狂欢式的“笑”的底色的。

　　因此，当我们论述文学出圈这个问题时，不得不谦虚地意识到，在互联网时代中，文学出圈的主体并不是文学或文学家。文学是作为客体终于被网络这个场域、这个更广大的圈子接纳。而网络这个圈子，正如千百年来一切的狂欢化场域，自由的、充满生命的笑是它的本色。当我们看到余华为代表的文学家们终于成为这片勃勃生机的网络圈子中的顶流之一时，也就能不免欣慰地意识到，即使获取信息的载体已经由纸张改变为屏幕，但文学依旧以其不朽的生命力震撼着每一个渴求慰藉的灵魂。

　　注释：

　　1.［1］《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2.［2］[英]赫伯特•斯宾塞：《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扉页。

　　3.［3］[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7页。

　　4.［4］连阔如：《江湖丛谈》，中华书局，2010年，第1—4页。

　　5.［5］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34—340页。

　　6.［6］[明]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151页。

　　7.［7］[南北朝]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第19页。

　　8.［8］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7—152页。

　　9.［9］[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3318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