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非虚构”讨论回顾

　　廖雪霞

　　自1980年董鼎山的《所谓“非虚构小说”》面世至今，国内文学批评界关于“非虚构”的讨论走过了四十四年的道路。在这四十四年间，学界在“非虚构”的概念内涵、外延、文体分类、功用等方面多有别论，不同时期“非虚构”研究的方向与重点也各有不同。理论界在“非虚构”讨论中所展露的视角转换与方法更迭，可以视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缩影，值得深入研究。

　　国内关于“非虚构”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90年代的理论引进与阐释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的本土理论建构与转型阶段；2010年后的重新理论化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美国兴起的“非虚构”热潮的引入与介绍。最早关于“非虚构”的理论文章是董鼎山1980年发表于《读书》第4期的文章《所谓“非虚构小说”》。文章介绍了“非虚构小说”的概念首创、非虚构小说与新新闻写作的区别[1]。同一时期有王晖、南平《美国非虚构文学浪潮：背景与价值》（1986年）、聂珍钊《论非虚构小说》（1989年）等，其内容都是以介绍美国“非虚构”浪潮和新新闻写作为重点，“非虚构”此时仍是作为源起于美国的文学创作潮流被译介到中国的。真正推进“非虚构”概念与中国文学本土融合的是南平、王晖两位重要学者，二人在1987年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1977—1986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非虚构文学批评之二》（《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开始了中国非虚构文学梳理与研究的系列工作。在这两篇文章中，两位学者提出“‘非虚构文学’有着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对象”，并将“中国非虚构文学”域定为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和口述实录体[2]。这是对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早期权威厘定，后续众多研究者也是在沿袭或反对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的。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这一时期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落潮，以报告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式的发展陷入困顿，澎湃而起的市场化浪潮给原有文学格局带来冲击，文学亟须谋求转型与新的出路。这一时期的“非虚构”研究进入了本土理论建构与转型阶段。“非虚构”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南平、王晖明显有意识地进行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史源梳理和体系建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晖发表了一系列以年份、时代为题的非虚构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文章，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非虚构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系列文章、“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系列文章，形成了时代特征明显的非虚构文学研究路径。另一方面，随着“非虚构”概念与中国文学创作实践融合过程中显露出的理论资源不足，以及彼时非虚构文学创作出现的诸多问题，“非虚构”文学的理论研究转入对“非虚构”的内涵发掘和对当下非虚构文学发展的批评与引导。1999年徐成淼的《当前文学的“非虚构”倾向》即对非虚构文学的分类进行了重新划定，并重点讨论了传统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异同[3]，这是首次将非虚构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与传统报告文学区别而论的观点，并在概念上进一步明晰其独特性。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事件是2006年由《中国作家》改版而来的《中国作家·纪实》特别开设《非虚构论坛》栏目，以面谈、笔谈的形式，邀请了一批学者、编辑、报告文学作家畅谈非虚构文学，希望“由此发端引起各位对中国纪实作品的创作、编辑与阅读的热聊”[4]。这种作者、编辑、学者同参与、共合力的局面，体现出学界对于非虚构文学当下发展的关注与重视。此外，当时文坛对于非虚构创作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当时文学创作的市场化、商品化，特别是对报告文学转向“广告文学”的风气予以批评。代表性文章有李运抟《报告文学的出路在哪里？》，何建明《报告文学面目全非》《“会诊”报告文学》，李炳银、刘茵和丁临一三人对话录《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之忧思》，乔迈《被扭曲的缪斯之子》，等等。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研究。这一时间节点确定的直接原因是2010年2月《人民文学》第2期推出《非虚构》专栏，并于10月11日发起“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公开征集写作项目，并提供资金支持。同一时期，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纷纷开设“非虚构”相关专题，非虚构写作进入权威文学平台扶持激励的阶段。在文学批评领域，伴随着一批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面世，出现了大量针对文学期刊《非虚构》专栏的专题研究。与非虚构文学写作的硕果频出相对的是非虚构写作文体归属的争议，标志性的事件是2014年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以零票落选“鲁迅文学奖”；而在一年之后，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结果也被学界称为“非虚构”的胜利。两个事件反映出的是学界对于“非虚构”文体归属与价值判定的犹疑含混。原有非虚构理论已然不能涵盖现有的新创作局面，难以回答来自既定文学秩序的诘问。因而，这一时期的学界关注重点在于“非虚构”的重新理论化。众多学者从美学、伦理学、写作学、发生学等多学科多领域对非虚构写作进行机体重塑与内涵辨析。“非虚构”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理论描述和作品分类，成为思考当代文学困境与出路的策略。正如霍俊明所言，非虚构写作“体现了文学生态、秩序、本体、功能、传播与‘非文学’以及‘当代性、‘现实性’之间的多重焦虑性关系”[5]。其中，学界关注较多的是“非虚构”的写作伦理与文类秩序的问题。如刘大先认为“非虚构”意图源起的原因之一是“文学内部的革命”[6]，刘卓、陈剑晖则认为“非虚构”是对原有文类秩序的破坏[7]。更进一步，刘卓认为“非虚构”是对文学所象征的整个表达体制的质疑[8]。在写作伦理方面，2013年龚举善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讨论了“非虚构”的文学伦理问题，洪治刚则认为“非虚构”对于“真实感”的重新把握是当代作家试图重建有关“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9]。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非虚构”讨论，可以发现“非虚构”从概念界定、文体定位、内涵辨析都经历了阶段性的调整与变迁。“非虚构”从早期的“美国写作界的‘聪明人士’卖卖噱头”[10]，到译介国内成为涵纳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口述实录体三类文体的新兴文学类型，再到引领文学转型的重要写作方式，每一次调整与变迁都是意味深长的。

　　其中值得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非虚构”？“非虚构”从引介之初就与中国文学实践建立起了紧密的血脉联系，并顺利成为统摄原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口述实录体的上层概念。这一切离不开学者的理论努力，也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在“非虚构”“登陆”之初，中国新时期文学方兴未艾，在经历了1977年到1981年的报告文学创作高潮后，又迎来1985年的纪实小说热和口述实录体的飞跃发展。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口述实录体都是关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但学界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视野将三者统筹起来。“非虚构”即是作为一个统筹性的文学概念被赋予了理论合法性。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学者、理论家企图建立的仍是一种总括的、统一的、完备的理论体系，“非虚构”作为现实主义的时代性表达显现其自身价值。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市场经济浪潮的裹挟也使得文学失却了独立、批判的精神，日益商品化，写作水平整体下降。此外，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也让文学应接不暇，原有的非虚构文学陷入了价值崩塌。由此而来的，是学界对于“非虚构”的重新阐释与再理论化。“非虚构”不再被视为一个包容完备的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对抗性的文学观念被重新理解。一则，“非虚构”之“非”被阐发为对原有以“虚构”为本质特质的文学秩序与文学精神的反思与超越，为颓萎的文学探索新的出路；二则，“非虚构”深入传统现实主义擅权的“真实”“真实性”领域，通过对“真实”“真实性”话语权的争夺，“非虚构”对原有以宏大叙事、典型书写为核心的传统现实主义提出不满与质疑，并在这种不满与质疑中重构“真实”的合法性。“非虚构”由总括性到对抗性的姿态转变，揭示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危机以及危机中的现实主义谋求自我蜕化重塑的尝试。

　　第二个问题是，谁需要“非虚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非虚构”讨论始终围绕着两个重点：一个是对多元化的现实的重新把握，一个是对知识分子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再确认。回顾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历程，无论是早期“非虚构”概念的引介，还是中期的作品创作与批评讨论，乃至于2010年《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专栏开辟之初，都是由学院派的学者与传统文学作家—知识分子群体—为先锋的。然而，经历了历史动荡与时代变迁的知识分子已然不复五四时期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的崇高身份，知识爆炸与超高信息刷新率也将迟钝的知识分子抛于信息流之外，使其成为“空泛、不切实际与脱离群众”的“嘈杂的失语者”[11]。如果说曾经的知识分子可以凭借其精英地位、启蒙话语权与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话沟通的话，那么在光环褪去之后，当代知识分子需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完成与社会现实的再确认。“非虚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概念与话语资源，以真实性为其最核心的要素，强调文学与社会现实的深刻联系，文学的社会性、时代性得以重新确认。借由“非虚构”的阐发、实践与批评，知识分子重回社会现实，在“真实性”所蕴含的文学价值、社会价值的加持下，发出清晰有力的声音。洪治刚在《论非虚构写作》中提出的“‘非虚构’……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12]，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见论。更进一步，“非虚构”不仅是一种介入性的写作姿态，同时也是一种介入性的写作策略，其所要实现的不仅是对现实与历史的书写记录，更是要介入乃至重返社会与时代的舞台中心。201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的第五十六期“青年文艺论坛”主题确定为“重建文学的社会属性—‘非虚构’与我们的时代”，正是这一症结的最好例证。

　　总而言之，“非虚构”讨论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阐释策略与价值偏向。正如“非虚构”所追求的对时代、社会的真实记录，中国文学界对“非虚构”的讨论也真实地刻印下了不同时期文学对自身的认同与调整情况以及对时代、社会的焦虑。回顾“非虚构”研究的演进历程，对于我们把握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境况、思考当代文学前进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董鼎山：《所谓“非虚构小说”》，《读书》1980年第4期。

　　[2]南平、王晖：《1977—1986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非虚构文学批评之二》，《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3]徐成淼：《当前文学的“非虚构”倾向》，《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4]老末：《非虚构面对面(一)》，《中国作家》2006年第15期。

　　[5]霍俊明：《“非虚构写作”:从文学“松绑”到“当代”困窘》,《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

　　[6]李松睿：《重建文学的社会属性—“非虚构”与我们的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4期。

　　[7]陈剑晖：《“非虚构写作”概念之辨及相关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

　　[8]刘卓：《“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及局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

　　[9]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10]董鼎山：《所谓“非虚构小说”》，《读书》1980年第4期。

　　[11]刘大先：《喧嚣的失语—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表述》，《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

　　[12]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