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何来与何为

　　周丽华

　　最初听到“非虚构文学”这个概念时，私以为是充满悖论的—首先，文学的写作怎么可能离开想象和虚构呢？“非虚构”中“非”的所指究竟是严格的否定还是一种策略性的前缀？其次，若是从文学纪实或忠实记录现实的角度而言，此前不就早已有史传书写的传统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提法吗？在这一前提下，“非虚构”的提出有什么必要性和特殊性呢？第三，它“横空出世”并成为热点的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命名的焦虑？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重返“非虚构”命名的现场，以期梳理出这一命名的理路。以及在这一基础上，思考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新乡土”背景下，“非虚构”应当如何继续发挥其特质，在与“新乡土”的结合中焕发文学书写新的可能性。

　　一

　　在文学层面，与“非虚构”相关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此时，美国的新新闻主义思潮盛行。其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认为，以往那种基于客观事实的再现性、纪实性报道已经无法真实地展现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主张记者应该深入采访，记录人物的对话、行动以及思想意识，并在稿件中表现出来。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将文学与新闻结合的写作新理念，在新闻上被称为“新新闻报道”，在文学上则被称为“非虚构小说”。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就是“非虚构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卡波特以一起1959年发生在堪萨斯的真实谋杀案为创作来源，经过实地调查走访写作而成，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当年美国畅销书的榜首。从这一源起，我们可以捕捉到“非虚构小说”的两组关键概念：一是事件、“虚构”、“非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关系。二是读者对基于真实事件写就的小说有着极大的兴趣与热情。

　　在沃尔夫的观点里，以往基于事实的客观性描述，仅仅只能表达事件的最浅层，已经无法抵达极速更迭的社会里事件背后的真实，因此要求新闻写作加入文学性的表达，在大量丰富的细节与人物对话、行为和思想变化中深挖事件背后的真相与深刻性。由此可以看出，在这种背景下，“非虚构”的提出，并不是与“虚构”的对抗。恰恰相反，它是对“虚构”的召唤，是力求在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结合中更好地揭示急剧变化与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真实的多重面相，以及处在当下的现实中人的嬗变、处境，以及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说“非虚构”中的“非”并不是一种否定性要求，而是一种策略性的限定。它所要限定的是在“非虚构”的写作中“虚构”的限度。这种限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定要以现实事件为基础，并且要求写作者进行大量的实地调研、掌握大量的实证性证据，这是对“作者”“文本”与“世界”之间关联紧密度的要求；其次是虚构也即文学笔法的运用不能扭曲现实事件的“框架”，在关键节点上不能造假，这是对技法层面的规约。而读者对《冷血》的反应表明，纯粹虚构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脱离读者的生活，已经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反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作品能够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文学的“虚构性”发展到极致之后开始产生了疲软。此时“非虚构”的提出，正逢其时。

　　二

　　这种“非虚构小说”的提法最早被传入中国是在1980年，董鼎山在《读书》杂志上对其进行了介绍。[1]但实际上，若是从以上关于“非虚构小说”概念溯源中“新闻性与文学性结合”的要求而言，“非虚构小说”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新的舶来品。因为在古代中国，《史记》就是纪实性与文学性结合的典范。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报告文学”从日本传入中国，已经出现“将事实用文学的描写来表现”[2]的创作。加之改革开放后，中国又迎来了一次报告文学的热潮，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非虚构文学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和讨论，此时用得更多的，还是“报告小说”或“纪实文学”的提法。非虚构文学真正引起热议，要到2010年《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专栏之后。从1980年到2010年，为何会有这种转变？

　　2010年10月11日，《人民文学》举办了一场“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研讨会。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道：“吁请海内作家和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现场，探索田野和都市，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希望通过‘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发现一批具有强大行动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写作者，发现一批身在特定生活现场的写作者，希望推动改变懒惰和被动、甚至是以懒惰和被动为荣的风气，希望推出一批角度独特、理解深入、表达确切的书写当下中国人生活的优秀作品。”[3]“现场”“介入”“见证”“当下”是这一发言中的关键词，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人民文学》呼吁文学干预现实的迫切性。这一举动的背后，有着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的焦虑，也有文学自身的革新诉求和深刻的社会现实肌理。

　　首先，后新时期以来，文学不断在形式方面求新，追求“文学性”的极致，“虚构文学”和“私人化”写作在这一影响下成为潮流。这批作品里不乏经典之作，但过度虚构和过于刻意地不关注社会现实，也造成了文学落入“自说自话”的窠臼；过分地“向内转”之后，文学“向外转”的诉求也随之产生。其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和网络的发展，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再。此时，报告文学的影响力也开始下降，在新世纪时已呈现式微的疲软之态。这一时期，出现了“史志性报告文学”[4]的写作。这些作品以历史题材作为其书写对象，有打捞历史的记录性意义。但也正因此，报告文学失去了与当下社会的及时对话。此外，报告文学所坚守的现实性逐渐被瓦解，有商品化的倾向。如开始出现一些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人物传记，偏离了“纪实”的内在要求，甚至有猎奇化和媚俗化的倾向。第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变化与问题都值得记录与深思，但文学在此时却缺少了对现实的反映与表达。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人民文学》重提“非虚构”时，能够引起热议。因为这不仅是社会与时代的需求，也是文学重焕活力的诉求。正如金理所言：“非虚构写作在2010年兴起，背后无疑暗藏着一种‘纯文学的焦虑’—以虚构为核心、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已经无法与社会公共议题对话，无法回应今天的变局，无法建立与时代真实的关联。”[5]因此，“非虚构文学”的提出是有其必要性和特殊性的。它“在个人的思索和公众的历史、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6]，旨在重建一种“介入性”、“在场性”与“真实性”的文学创作，鼓励作家走出书斋，强调作者主体的“亲历性”，要求他们以关怀现实的创作姿态直面当下活生生的现实人生与社会问题，探索文学书写更宽阔的言说空间。

　　三

　　从2010年《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文学至今，已经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涉及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乔叶的《盖楼记》与《拆楼记》，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郑小琼的《女工记》，李娟的《冬牧场》，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和《我的二本学生》，袁凌的《寂静的孩子》等等，其中都不乏对中国“新乡土”境况以及由此衍生而来之问题的书写。从非虚构文学自身的特质与要求而言，用它来书写中国的“新乡土”不外乎是一场精彩的“合谋”。但也有学者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其中最大的症结在于“大量非虚构文本尽管意图呈现一种时代的‘真实’性，但实际上却更多表现为‘事实’性”[7]。也就是作家对于“事实”与“真实”之间关系的处理与把控问题，这也是非虚构文学中的核心问题。因此，这也应当是思考进入新时代后，“非虚构”如何书写好“新乡土”的关键所在。

　　首先，需要再次明确的是，“非虚构”并不是作为“虚构”的对立面被提出的，它恰恰需要借助“虚构”的力量来表达“事实”背后更深刻的“真实”。它召唤的“真实”是一种“现实真实”与“文学真实”的结合。伊格尔顿曾非常具有思辨性地说道：“通过某种创造性的伪造，虚构作品可能会忠实于现实。”[8]因此，作家在创作时，不必过分拘泥于“事实”的框架，只要不违背“事实”本身的逻辑和结果，是可以充分展开想象与虚构的。非虚构文学的魅力和独特之处，也就恰恰在于作者主体性的在场和介入。其次，作者不能以俯视的姿态看待作品中的书写对象，需要警惕“启蒙者”的心态，否则就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遮蔽。在新时代的“新乡土”背景下，农民的思想与面貌也是崭新的。他们获取知识和资源的途径是多元的，不再只是那个闭塞乡村中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旧式农民。作家们应当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唤起读者对文学的信任，这样才能在一种有效的对话和体认中达到洪治纲所说的“在叙事中实现了由‘情真’‘事真’到‘理真’的逻辑建构”[9]。李约热书写脱贫攻坚过程的小说《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中的李作家，也即李约热本人，就是以一个倾听者的身份进入“八度屯”，在“听”的过程中逐渐与村民们建立起信任并展开工作的。正如李约热自己所说，《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表达出了一位扶贫工作者如何“在一个废墟上，完成和村民情感的对接”[10]。再者，新时代的非虚构文学更为呼唤一种“跨界”的视域。往往只有加入了多重视域的考察，如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哲学等，才能够透视某一个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真正将“事件”的“真实”上升为时代的“真实”。

　　非虚构文学重构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造就了新的生长点。但我们也不必过度神化“非虚构”，正如李云雷所说，它“是一个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方法”[11]，我们应当把“非虚构”视为一种介入现实的途径和精神，将其内化为求真的思想资源嵌入到文学书写的传统中，由此，才能够在不断地与时代对话的过程中激活文学创作的现实性关怀。

　　注释：

　　1.［1］董鼎山：《所谓“非虚构小说”》，《读书》1980年第4期。

　　2.［2］周钢鸣：《怎样写报告文学》，生活书店，1938年，第42页。

　　3.［3］商华萍：《人民大地·行动者》，《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9日。

　　4.［4］刘浏：《报告文学创作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32页。

　　5.［5］金理：《近十年非虚构写作的收获与经验》，《文艺报》2022年10月12日。

　　6.［6］梁鸿：《改革开放文学四十年:非虚构文学的兴起及辨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7.［7］单苗苗：《非虚构写作的局限与突围》，《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

　　8.［8］[英]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

　　9.［9］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与观念》，《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10.［10］李约热：《我曾穿过“百家衣”—〈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创作手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期。

　　11.［11］李洱、梁鸿、李云雷：《非虚构与虚构（上）》，《上海文学》2012年第3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