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经济奇迹之痛

　　撰文／黄湘

　　今年1月17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新当选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演讲，声称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那些本该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正在被社会主义同化，抛弃资本主义，而只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才能消除饥饿和贫困。

　　米莱是在阿根廷深陷经济危机，赤字和通胀都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当选总统的。自他2023年12月10日上台以后，阿根廷新政府迅速推行“休克疗法”，颁布包括国企私有化、结束出口限制、放松监管、货币贬值、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等三百多项改革措施，引发举国震动。通胀恶化令普通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爆发了多起抗议活动。就在米莱发表达沃斯演讲一周以后，阿根廷爆发了全国大罢工，要求否决“休克疗法”。事实上，米莱对资本主义的宣扬和对“休克疗法”的推动，不过是在效仿邻国智利的先例而已。自2012年以来，智利一直是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在拉丁美洲名列前茅，有望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它的成功被普遍认为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智利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是由实施独裁暴政的皮诺切特军政府推动实现的，因而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阿根廷的米莱政府想要效仿的，正是当今许多智利民众想要推倒重来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的著作《智利项目：芝加哥男孩的故事和新自由主义的垮台》，讲述了一个关于智利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之得失功过的完整故事。

　　智利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前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那一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达成协议，接受后者派遣的学生攻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这些由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智利经济学家被称为“芝加哥男孩”。在当时，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是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提倡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在美国还相对边缘。“芝加哥男孩”学成归国后，作为学者对于政策并无影响力。

　　1970年，社会主义者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其新政府的扩张货币政策在第一年显著振兴了经济，但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控制的恶性通胀。阿连德政府处理通胀的手段是价格控制，有关部门有权批准或拒绝企业提出的价格上涨请求。由于通胀，经授权的价格几乎瞬间过时，企业不得不随时提交新的价格请求，而这些请求又会立即被拒绝，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市场短缺和黑市经济的兴起。政府严厉打击黑市，关闭不遵守官方价格的商店并没收其商品，令市场短缺更为恶化。

　　1973年9月，在美国尼克松政府的支持下，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政变中身亡。皮诺切特随即建立军政府，中止执行宪法，解散国会，取缔所有政党，血腥镇压左翼政治支持者。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持续了17年，其间有三千多人遇害，三万多人遭受酷刑折磨。智利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自1925年起就定期举行民主选举，鲜见军人干政。皮诺切特政变以及随后的独裁统治，颠覆了智利长期且稳定的民主宪政传统。

　　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芝加哥男孩”曾严厉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皮诺切特上台后，急于找到拯救经济的办法，“芝加哥男孩”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不过，军政府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心存疑虑，直到1975年，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代宗师弗里德曼访问智利，与皮诺切特会面，才最终说服后者将经济决策权交给“芝加哥男孩”。弗里德曼指出，高通胀是因为智利央行发行货币来填补占GDP 10％的预算赤字。如果想要平衡预算，避免过度发行货币，就需要将政府预算削减25％。短期内这会导致高失业率的痛苦，但是低通胀和高增长的长期收益会使得痛苦值得承受。弗里德曼还主张开放智利的经济，结束价格控制，普遍放松经济管制，并私有化国有企业。这一切构成了所谓的“休克疗法”。

　　当时，在深陷滞涨困境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凯恩斯主义日渐退潮，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兴起。不过，世界上最早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并非西方工业化国家，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智利。

　　在实施“休克疗法”的最初几年，智利经济迅速增长，但是大规模失业并不是短暂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超过20%的“极高水平”。1980年，皮诺切特的独裁军政府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强调只要是有可能通过市场解决的服务，都应避免国家干预，并将公共部门工人的罢工定为非法，这使得类似于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成为违宪行为。

　　弗里德曼本人以支持浮动汇率和反对固定汇率而知名，但是“芝加哥男孩”中担任智利财政部长的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在1979年将智利货币比索与美元挂钩，随后适逢美联储实施紧缩政策，比索币值过高导致账户经常出现巨额赤字，引发了1982年货币危机，当年人均GDP下降20％，失业率接近30％。如果智利当时是一个民主国家，政府肯定会垮台。

　　在1980年代中期，智利实施了更为务实的经济政策，对企业大规模减税，促使私人投资激增；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并通过债转股刺激外国直接投资，振兴了采矿业等困境产业。1989年，失业率终于降到了相对可控的6.8%。同一年，皮诺切特政府在社会压力下被迫重启差额选举的总统选举（而非之前设想的等额选举），皮诺切特在选举中落败，次年从总统职位离任，但仍保留了陆军总司令和终身参议员的职务。

　　在皮诺切特执政的17年内，智利实际GDP年增长率为1.7%，低于人口增长率，远远谈不上经济奇迹。“休克疗法”导致了灾难性的失业水平和巨大的社会动荡，而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并未公平分配。如果当时统治智利的不是一个高度威权的军政府，很难想象“芝加哥男孩”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会被民怨推翻。

　　1990年之后的历届民选政府平反了皮诺切特军政府制造的冤案，重建了劳工权利并且扩大了社会福利，但它们都延续了“芝加哥男孩”制定的经济政策。皮诺切特时代的宪法被保留下来，市场经济的原则得到强调。

　　1990年代，智利的年均GDP增长率接近8%，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实现了经济奇迹，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民主制度的回归。“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对于曾经作为盟友的右翼独裁政权的宽容显著减弱，1998年皮诺切特在英国治病期间遭西班牙法庭发出国际逮捕令，于伦敦被捕并被软禁，此后他在多方斡旋下获得释放，但已威风扫地。如果智利在1990年代还是由军政府执政，势将遭到国际孤立；而一个民主的智利能够实现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一体化，签订许多有利可图的自由贸易协定，令本国农业品出口到全球各地，这是其经济高增长的关键。2010年，智利加入了号称“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俨然一派腾飞气象。

　　然而，智利的成功故事在2019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那一年10月，由于首都圣地亚哥地铁票价上涨3 0比索（0.40美元），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引发骚乱，宣泄他们的不满。抗议者在口号和涂鸦中将这些问题追溯到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男孩”。这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在实现了经济奇迹的智利，为何会爆发如此激烈的抗议？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腐败问题。在皮诺切特时代，“芝加哥男孩”将数百家国有公司交给私营企业的私有化计划，实际上是以白菜价将国家资产转让给当政者的亲戚朋友。在军政府的控制下，这些内幕在当时并未曝光。而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媒体陆续披露了一系列涉及商业、贿赂、逃税和腐败的丑闻，民众越来越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其实是被裙带关系和欺诈所操纵的，也不再认为个人奋斗是实现阶层攀升的途径。

　　其二是教育问题。自从皮诺切特时代以来，智利大力开办营利性大学，使得大学入学人数在30年内增加了6倍，名义上大幅提高了高等教育覆盖面。然而，营利性大学以追求营利为首要办学目的，学校就是公司，利润可以分红，甚至还可以上市，投资者可以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简单地控制营利性大学。在这种大学就读的学生背负了高额贷款，但是由于接受的是劣质教育，他们毕业后找不到曾经被承诺的工作，常常是一边开出租车或是当收银员，一边偿还沉重的学费债务。从201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负债累累、就业机会不足的大学毕业生加入了逐渐升级的抗议活动。

　　其三是养老金问题。在皮诺切特时代，“芝加哥男孩”将公共养老金制度转变为个人养老金储蓄账户，建议的储蓄率设得很低，强制雇主缴纳的费用也很少，养老金的管理费却相当高，而相对年轻的退休年龄（女性60岁，男性65岁）没有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而提高。2000年代，第一批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发现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预期，现在的年轻人更是对自己未来的养老金不抱希望。这成为引发骚乱的重要导火索。

　　最后，智利的基尼系数—衡量经济不平等的经典指标—在军政府统治结束后已经大幅下降，目前处于拉美平均水平，但是智利的社会不平等非常严重，公民参与、环境保护、医疗保健等方面均落后于其他拉美国家。智利的人口结构主要是白人、印欧混血人种和印第安人，印欧混血人种占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剧了族群之间的贫富分化，在白人和非白人之间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种族隔离。所有上述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芝加哥男孩”在皮诺切特时代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当时军政府的高压统治保证了这些政策的高效执行，但也给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打上了独裁威权的烙印，成为其难以洗刷的原罪。

　　2019年的抗议和骚乱，引发了修改宪法的全国公投，4/5的智利人投票希望废除皮诺切特宪法。2021年，左派政治家博里奇当选智利总统。他领导制定的新宪法草案试图通过限制财产权、国有化养老金、增强工会权力和增加政府支出来逆转几乎所有“芝加哥男孩”的政策，但是这一草案在2022年9月的公投中被否决。2023年年初，智利再次启动制宪程序，这次由右派政治家制定的草案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在当年12月的公投中再次被否决。智利进入了左右两派严重分化而又相持不下的状态。

　　参照爱德华兹的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米莱政府想在阿根廷复制智利经济奇迹是不可能成功的。首先，他不具备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独裁铁腕，难以真正落实“休克疗法”；其次，即使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能够落实，结果也必然是贪腐横行，社会不平等的矛盾激增，邻国智利的抗议浪潮势将被阿根廷民众效仿。米莱在达沃斯演讲中抨击那些本该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正在被社会主义同化，然而这种“同化”正是新自由主义退潮之后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