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望向你的时候

　　摄影并文／蒋磊磊

　　30岁后的第一个春节，跟往年一样，我和父母、姐姐一起过。以前我总是固执地要在乡下待够一整个春节，上午在田间闲逛点杂草，下午串门走亲戚，晚上带着小辈们放烟火。但这次我好像没有那么执着了，家人说大年三十就在城里，有事再回乡里，我丝毫没有反驳。城里的水龙头打开就有热水，有暖气还有WiFi，都捕获了已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我。

　　我本以为乡村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很多记忆发生的地方也都慢慢变化、消失了，无论从真实的景象还是内心的观念，越发感到失去故乡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但这次回乡几天，还是勾起了我对家乡的眷恋。除了生活方式，这片土地里还埋葬着我们的祖辈和亲人，还有我们对自然的信仰。

　　对我来说，过年最重要的仪式感不是春晚也不是团年饭，是和家人一起在大年三十给逝去的亲人上坟，大年初一去庙里祈福上香。大年三十，父辈们会准备好香蜡纸表，还有一小杯白酒、一块大肉和几串鞭炮；往日里散落各地的亲戚都会赶在上坟前回到家里，等着一起去给祖辈上坟。我还记得第一次和爷爷上祖坟时的情景，坟头早已不在，爷爷把纸表分成了七份分别堆在田坎边，指着他们一个个说着“这是你们的太太、祖祖、先人……”这些祖辈我一个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任何概念，直到外婆和奶奶去世，我才有了真情实感。

　　父辈们在给祖辈们上坟时嘴里总会念叨些什么，最多的就是“活着的时候没钱，没享过福，今天我给你们多烧些钱，你们拿去买车买房买新手机，去坐飞机去旅游去环游世界。”其实我知道这些也是他们自己的愿望。

　　每年大年三十，我们全家都要决定大年初一去哪个庙，然后大年初一早早起床就往庙里赶。从高中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走遍了周边大大小小的庙，爬山、祈福、吃早上的斋饭，最后母亲都会为家里的每个人求一条保佑平安红布带。这些红布带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有的放在包里，有的缠在了北京住所的绿植上，每当看到这些红布带都能感受到母亲对我的祝福。每年我都跟母亲说不要在庙里为我许愿，她也满口答应，但这次母亲在神像前祈祷的时间比往年更长了。我觉得她一定又为我祈祷了什么，但我也没有再追问。

　　初一晚上我们讨论着第二天去爬山，但听说那座山很陡，父亲极力反对母亲前往，被母亲一顿臭骂：“能管我的人还没出生呢！”我正在看热闹，听到这句话一下就忍不住笑了，突然意识到我和姐姐都遗传了我妈的性格，容不得被人约束。后来他们大吵了一架，父亲生着闷气回了卧室，边走嘴里边嘀咕：“万一出了问题看谁来照顾你！”我又突然发现父亲的性格我也有，担心别人的时候总是把事情往最坏处想。年纪越大越发感到自己跟他们很像，很多以前父母那些我不喜欢的性格又都出现在我的身上。

　　临走的那天早上，我计划提前一个半小时赶往高铁站，时间到了，母亲说：“来得及，晚半小时再走。”我知道母亲只是希望我在家多待一会儿，并不是真的因为“来得及”才让我晚点再走，但收拾好行李，我站在客厅有点不知道该干什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十几分钟，我还是决定提早离开。

　　家人送我到地铁口，他们想再送我过安检，被我拒绝。我拉上行李走进了向下的扶梯，我回头望向他们，母亲和姐姐看着我挥手向我告别，父亲的眼神正望向别处，一直到我回过头去，都没有再看我，但我看得出父亲其实是刻意不看我。当我第二次回过头去想要告别的时候，从扶梯下来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想象着他们还站在那里，也许他们也正望向这人的背面。回过头来，我想起大学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说亲友离开时自己都不送，因为不送别就不会感觉伤感。

　　经过6个多小时的高铁，一千多公里后，晚上当我又坐在北京住所的沙发里时，一阵又舍不得又解脱的感觉一下子包围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