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维度下的“文学新浙派”

　　贺绍俊

　　“文学新浙派”让我们想起正活跃在文坛的一批浙江作家的名字，他们构成了浙江文学天空群星灿烂的美丽景观。我们有理由将他们统称为“文学新浙派”，并且从他们身上发现一系列新的东西。但我从他们的背后还发现了另外一串浙江作家的名字：鲁迅、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周作人、梁实秋、夏丏尊、丰子恺、穆旦、俞平伯等等（排名没有讲究，纯粹是记忆中接连跳出来的名字）。这些作家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他们足以支撑起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岸和辉煌。因为这些名字的加入，“文学新浙派”便从一个扁平的概念变得厚重起来。

　　我们必须从时间维度来观察“文学新浙派”，因为浙江这个地方积淀了太深厚的现代文学传统，客观地说，浙江的当代作家要想摆脱这一传统的羁绊并非易事，他们有形或无形地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即使他们刻意地创新，我们也能从中发现传统的影子。这似乎是浙江的包袱，但只要看看自新时期以来浙江文学的发展实绩，就得服气地承认，传统对浙江的当代作家们来说不是包袱而是财富，他们无愧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浙江前辈们，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也就是说，传统恰巧成为了“文学新浙派”的一大优势。

　　浙江的文学前辈是耸立的一座座高峰，被誉为“半壁江山在浙江”，应该说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有人曾撰文论证了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氛围适宜文人性格的培养，认为浙江物产富庶，人们才有了感物伤事的闲情逸致，培育起崇尚文化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浙江是近代以来各种新思想、新势力演进、交锋的集散地，激发了浙江人的忧患意识，这些因素就是适宜生长文学的沃土，而且产出的还是或柔或刚的不同品种。改革开放将浙江的富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而思想解放的氛围更为浓郁。同样的山水、同样的富庶、同样的人文，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的文学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一以贯之延续下来，基本没有产生阻隔、中断、转折、变异等现象，因此，我们考察如今的“文学新浙派”，就能看到他们与传统和前辈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以为，有三条线索是非常突出的。这三条线索分别是：最具思想力度的现实主义，最有政治情怀的现实主义，最有伤感现实的浪漫主义。

　　一

　　最具思想力度的现实主义，其源头以鲁迅为代表。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叙述，而在于他对现实和历史的洞若观火的深刻见解和批判性，因此他的现实主义也是最具思想内涵和思想力度的。现实主义的第一要义是要客观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人们讨论现实主义时多半强调了客观和真实，而忽略了“再现”这个词的含义，所谓再现就包含着对现实的认识和对其意义的阐释。意义阐释得越深刻，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才越强大。意义阐释取决于作家的思想认知。这也是鲁迅的现实主义文学远远超越其他作家的关键之处。我们称赞“鲁迅风”，这不仅是指鲁迅犀利的风格和不屈的风骨，也是指其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深度。“鲁迅风”始终在浙江大地上流行。比如，余华、艾伟、吴玄在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的基础上追求思想的深刻性，虽然他们各自的视角不同，但他们的批判力度是与“鲁迅”风相通的。

　　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破冰者的主力之一，余华以自己的视角断然选择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自己的样板，是因为他明显感受到当时普遍流行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僵化和死板，他的先锋性来自他对现实的叛逆。此后他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人们以为余华自我否定了先锋文学，其实余华的先锋精神并没有改变。余华创作变化的逻辑其实是这样的：为了寻找到能够真正表达自己思想和经验的途径，他先以学习模仿西方现代派作为突破口，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叙述方式，他才可能从容自信地讲述他所认识和理解的现实了。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些写实性很强的作品中，余华更在意的是思想力度，他在谈到《活着》的创作动机时就说：“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了道德判断的真理。”而《活着》最有震撼力的创新性便是余华对于现实的不一样的意义阐释。他从西方现代派的崭新形式中感觉到了一种叛逆的曙光，他迎着曙光走过去，曙光的温度逐渐唤醒了他内心的经验，从而生长出先锋的意识。他以先锋的意识去观照现实世界，便开始走向内容，走向生活。余华此后的创作依旧在寻求变化，他从生活转向思想，在思想深度上下功夫，无论是《兄弟》还是《第七天》，都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去触摸哲学、宗教、精神追问。

　　“鲁迅风”表现在艾伟创作中的便是对世界充满了怀疑，我曾称他为一名温情的怀疑主义者。因为怀疑，自然始终葆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是艾伟小说的闪光点。艾伟的批判性是立体的，他不仅对社会上的不良之风予以针砭、对文化特别是对现代文明充满忧虑，而且，他对人性的黑暗面更是有着持久的批判激情。但是，艾伟的批判不是零碎的、片断的，他的所有批判都缘于他对历史和社会的整体判断。可以说，艾伟的批判具有一种历史和社会的整体性。他认为，他们这一代作家（即“60后”）经历了两个年代，他称一个是革命的年代，一个是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禁欲的，一个是纵欲的；一个是严肃的，一个是戏谑的；一个有所谓的信仰，一个是精神世界完全的破败，这两个年代看上去是如此不同，但它们背后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他将自己置身于这两个年代的转换之中，因此便建立起了“双向批判的目光”。艾伟的批判向度，基本上是通过对人性的探询，去追责历史和社会。艾伟在探询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时，从来不把人心当成一座孤岛来对待，哪怕一个人的内心有多封闭，他也要找出这个封闭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秘密接头点。我以为艾伟应该是相信古人所说的“性本善”的，他在小说中不乏写到人物作恶，但他一定要写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外在力量将人物推向了“恶”。正是这样一种理念，让艾伟始终保持着温情和体恤之心。他既然强调是外在力量将人物推向了“恶”，那么就应该追究历史和社会的罪责，如果一味强调让个人来赎罪就显得不公正了。

　　吴玄所塑造的陌生人形象何开来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文学典型，不知他写《陌生人》时是不是有意要学习鲁迅，但我明显感到，他塑造陌生人何开来的路子与鲁迅塑造阿Q的路子非常相似。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表达了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阿Q形象因而具有广泛的共鸣性，不仅体现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也体现为人类的劣根性，因此阿Q典型的共鸣性超越了时空。吴玄则是从思考当代世界的存在困境入手，才有了何开来这样一个充满无聊感的形象。无聊是吴玄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概括，它比较准确地抓住了当下社会的本质特征，因此何开来这个人物形象也具有一定的共鸣性，他是当下中国式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精神表现，或许我们特别是我们中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能够从何开来身上找到一丝自己的影子。难得的是，吴玄是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姿态来塑造陌生人形象的，他以自察、自嘲的方式来探询人类存在困境这样一个哲学性的、历史性的问题。他通过陌生人的视角对现实进行了犀利批判，同时他也将后现代思想者的职责授予陌生人何开来，哪怕他只能坐在马桶上思想，这也不妨碍他“上半身思考形而上难题”。

　　二

　　最有政治情怀的现实主义，是作家社会担当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国儒家文化精粹的传承，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当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武器时，作家的政治情怀就显得格外重要。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认为，叙事的功能就是要给知识提供合法性，任何一种文学叙事无不是在为某种政治实践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它包含着作家的政治情怀。但利奥塔同时又认为，必须对所有的“元叙事”去合法性。显然，利奥塔强调了作家的政治情怀不能依附于任何一种“元叙事”，而是要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和思想，要在“去合法性”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性首先就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元叙事”进行彻底的否定，并建立起新文学的“元叙事”，茅盾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其强烈的政治情怀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主题始终围绕着革命而展开，而且他也亲身投入到革命大潮之中。有政治情怀的作家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关注民生民情，有着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倾情于宏大叙事。当然，有政治情怀的作家也要时刻保持对“元叙事”的警惕，否则就容易陷入“元叙事”之中而丧失独立性。浙江当代作家既能像前辈作家那样有着浓郁的政治情怀，又能以批判的眼光面对“元叙事”，在去合法性的过程中建立新的合法性，使政治情怀与文学的精神价值相融相洽。比如麦家、哲贵的创作，在不同时期其政治情怀就有不同的内涵。

　　麦家少年时代经历过政治带给家庭的霉运，以及他后来成为一名隐秘部队的军人，既使他的政治情怀深藏不露，又使他更关注政治背后的玄机，他以破解密码的方式去讲述人的复杂性。人性的善恶，人的情感，人的命运，这些都是作家关注的对象，麦家认为我们从现实中所看到的这一切其实只是它们发出的各种密码，作者的责任就是要破解这些密码，而他的小说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不断地破译人——这个最玄幻的密码，因此他的小说直击人心和人性，探询人心和人性是如何在社会现实的复杂干扰下发生变异的。比如《解密》中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一个智力非凡的天才，面对最棘手的难题都有着坚韧的意志，但他无法解决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一个普通小偷一次最拙劣的偷窃行为，就导致了容金珍的精神彻底崩溃。在麦家的眼里，容金珍也许就是一个没有上锁的黑密，因此他虽然智力非凡、意志坚定、目标明确，但他的精神并没有“上锁”，从本质上说是脆弱的。容金珍的悲剧在于，当他把全部智力投入到抽象的数字世界时，他就对具象的现实世界懵懂无知。从这个角度说，麦家的政治情怀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这一点在《人生海海》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部小说麦家依然发挥他密码思维的优势，他让故事围绕上校身上的诸多谜团缓缓展开。上校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堪称乱世中的英雄，他能够在绝境中出生入死，化险为夷，但他回到村庄后作为一个普通村民，却难以解开与村民们的人生纠葛，难以融入普通人的社会，上校的命运悲剧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变迁。

　　哲贵的政治情怀接续了民间江湖。哲贵开始写作时，他家乡的民营企业正办得如火如荼，他的同龄人都创业成功，发财致富了，他不羡慕别人的财富，但他觉得有必要研究研究这一新的社会现象，于是他就驻守在信河街上，书写那些忙碌的商人和企业家。这时候，他需要对一个强大的“元叙事”去合法性。关于这一点，孟繁华的一段话作了精准概括，他说，哲贵“改写了一个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社会观念以及文学本质化书写的传统。这就是对商人‘为富不仁’‘无商不奸’‘商人重利轻别离’‘唯利是图’‘钱权交易’‘钱色交易’等一成不变的成见的改写。在哲贵之前，对商人那种本质化的观念预设已经被普遍接受。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凡与商人有关的形象大多不怎么样……商人形象的不堪和最后的悲惨结局，几乎是文学作品一以贯之的‘谱系’关系。”哲贵敢于对这一强大的“元叙事”去合法性，这应该是缘于他就生活在信河街，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更难得的是，当他书写信河街的商人和企业家时，改写了以往商人形象的固定模式，但同时他又没有因此就陷入到经济的“元叙事”中。经济的“元叙事”把商人描绘成当代英雄，但哲贵并没有朝着这一方向去改写，他对所有的“元叙事”都保持着警惕。他看到了商人们在财富欲望和道德底线之间挣扎时的本相，写出一个作为“人”的商人来。就像《金属心》所寓意的那样，富人霍科因为心脏病置换了一个金属心，其实他在无情的商场上早已变得又冷又硬了，但他在乒乓球教练盖丽丽真诚善良的感召下，慢慢觉得自己的金属心“有了一丝温度”。哲贵还写过一篇《归途》，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富二代叶一杰，他没有物质生活之虞，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懵懂瞎闯中他被国际时装设计师艾迪·斯里曼所吸引，他便以艾迪·斯里曼为榜样，在服装设计上大获成功，就在大家期待他在美国把自己的事业做大时，他选择了回国，因为他要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艾迪·斯里曼作为可以照亮世界的“一束光”，让他崇拜，但是他必须找到自己的“光”在哪里。这篇小说表达了哲贵对中国企业家们的诚恳期待。同时，我也从哲贵的小说中读解出一种容纳民间江湖、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情怀。

　　三

　　最有伤感现实的浪漫主义，在对这一传统进行命名时，颇费了一番周折，目前我对这个命名也不满意，它还是不能清晰准确地传达出这一传统丰富的内涵。浙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人文气息浓郁，文人多愁善感，也培育出精致的日常生活习俗。因此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写实性文学之外，人们更倾心于抒情性、诗意化的文学。这些特点往往会以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我以浪漫主义来界定这一传统的缘故。新文学诞生之初，郁达夫是一位为开创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做出独特贡献的作家，他不似当时浪漫主义作家的空蹈之风，而是大胆地剖析自我，将立足于现实的伤感之情注入笔端，凝结成一种充满现实感的沉郁风格。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史上一度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作家自我意识的否定，作家只能成为正统思想的代言人，作家也不敢在创作中真实地袒露内心。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郁达夫得不到公正对待，他的文学价值基本上被忽略，或者被歪曲。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重新强调作家的独立品格，注重在创作中表现真实的自我，郁达夫的意义才真正彰显出来。浙江毕竟是一个诗意浓郁的地方，即使浪漫主义被压抑的年代，在这里仍能感受到浪漫主义的余韵在流淌。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浪漫主义得到极大的发展，这要感谢《江南》杂志十多年来开办的郁达夫小说奖，这个奖大大发扬和推广了郁达夫的文学传统，从而使浙江文坛弥漫着郁达夫的文学品质，如钟求是、东君、斯继东、雷默等等。浙江作家并不拘泥于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来传承，而是吸收浪漫主义的气质，在不同的方面发力，如小说的意蕴，语言的精致，从而使小说的文学品质大大提升。

　　且以钟求是为例。钟求是是一位将文学品质放在第一位的作家，他对文学品质的要求也非常高。但他的小说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只不过他对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区分相当清晰。他在具体呈现现实生活时，是灰色的，阴郁的，沉重的，刺痛的。但他的小说并不是灰蒙蒙的基调。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还会在呈现现实的同时，去营造他的文学意象，通过文学意象表达他的文学理想。钟求是的叙述明显有两支笔。他写现实时十分冷峻，笔像一把锋利的刀，不动声色地划出血痕，因此会有评论家用残酷来形容钟求是的叙述。而他表现文学的美好意象时，他的笔变得格外温柔、细腻，像南方湿润的春天飘着的绵绵细雨。《地上的天空》就是一个最贴切地表现了他的文学理想的意象。它把文学比喻为“天空”，它告诉人们，你即使身陷现实，同样可以与文学为伴。小说中的人物朱一围就明白这一点，因此他说：“白云可以从天上到地上，人也可以从地上到天上。”钟求是的这一特点尤其在他书写爱情上得到充分的展现。因为他是把人类爱情视为一种最神圣、纯洁的情感。他写爱情总是朝着神圣、纯洁的方向走的。他写了不少堪称经典的爱情故事，如《两个人的电影》《等待呼吸》。在《地上的天空》里，爱情也是很重要的元素。尽管小说并没有把一切隐藏的东西都说透，但我们能感觉到，朱一围希望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没有找到的美好爱情，能够在来世得到实现。钟求是有两点对我们特别有启发。第一点，钟求是的小说有思想，但显然不能说他的思想在当代作家中是多么出类拔萃，是多么深刻精辟，但他的思想都是通过最具文学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显得格外有感染力。第二点，因为他带着文学的眼光去看世界，就能看到一些被人们所忽略的东西，以及被人们看走眼的东西，无论是被忽略还是看走眼，都缘于人们被现实和世俗牵制得太厉害。而这些东西被钟求是发现了，并将这些写进他的小说中，这些东西就显得特别可贵。这也说明，文学是应该去发现人们难以发现的东西。

　　以上我从三个方面描述了浙江现代文学大家的文学传统在浙江当代作家中的延续，但我并不是说这些作家只是单线条式地与传统发生关系，事实上作家们会从多方面受到传统的影响。比如我在前文分析了艾伟小说的批判性矛头主要是针对人性问题的，但他从来不把人性从历史和社会中孤立出来对待，他在批判人性问题的同时也在指点江山，这恰是一位作家高朗的政治情怀。又如哲贵的信河街系列里也有萦绕着越剧绵长韵律的“仙境”，在这仙境里就能看到郁达夫的身影。浙江的作家是很强调个性的，他们不希望自己带有太明显的传统印记，总是尝试着开辟出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路子。比如海飞具有一种探寻神秘的智慧，他最初是从家乡的档案中寻觅历史的蛛丝马迹，后来又打开了谍战小说的广阔空间，但他的谍战小说决不是通俗的类型小说，而是充盈着家国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又如畀愚，我最初读他的小说，就被他的另类思维所吸引，他从写当下生活转而写民国，在对现实的不满中还葆有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他的经验来自家乡，他的家乡与鲁迅家乡相邻，他的内心其实也是与鲁迅相通的。

　　浙江文学传统是一条从时间隧道流过来的清泉，滋润了当代的文学，并将当下的浙江文学不同的风格集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文学的新浙派。传统的清泉还需要有一个开放的空间才能畅流不止、滋润万物。因此考察“文学新浙派”既要具有时间维度也要具有空间维度。这里必须强调浙江地域的开放性，浙江当代文学有海纳百川的气派，能够给作家提供一个自由进出的文化环境，因此，“文学新浙派”又是一个不同空间相重叠的产物。比方，黄咏梅是一位外来的浙江媳妇，她把南方的自由带到了浙江。她具有开放的胸襟，不像其他一些年轻女作家那样沉湎于个人经验的自恋，而是对城市的万象充满热情，以侠骨柔肠去抚慰喧嚣生活里被人忽视的精神伤害，因此我们常常会在高楼大厦的“负一层”看到她奔走疾行的身影。又如杨方，虽然小说写得少，但她的小说具有新疆强烈的日照感，她以“从淡蓝、浅蓝到深蓝和更蓝”来描绘新疆人生活的羊毛胡同，她眼中的蓝已经不是纯粹自然的色彩了，它浸透了阳光照耀下的炫丽，也混合着伤感和安静的情调。又如陈河、张翎都是从浙江走出国境的作家，如今他们把异域文化碰撞下的结晶带到了“文学新浙派”。

　　最后为我的行文作一说明，我力求全面，但明显很不全面。我在这篇文章里仅仅是谈了“70后”作家以及年龄更长的作家，“文学新浙派”显然还包括了许多“80后”以及更年轻的作家。另外，我的文章只是讨论了小说这一文体，事实上，“文学新浙派”还应该包括诗歌、散文、非虚构等众多文体，而且浙江作家在这些文体上也留下了喜人的实绩。我虽知有这些遗漏，却因为自己研究不够，功力不逮，未能补全，乞请读者谅解。

　　【责任编辑　傅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