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僧耐得从头问——《宋史》内外的陈傅良

　　穆涛

　　衮衮群山俱入海，堂堂背水若重闉。

　　怒号悬瀑从天下，杰立苍崖夹道陈。

　　晋宋至今堪屈指，东南如此登无人。

　　结庐作对吾何敢，聊向樵渔寄此身。

　　这是宋代学问家陈傅良写仙岩梅雨潭的诗。

　　陈傅良是浙江瑞安塘下镇人，在瓯海仙岩梅雨潭边创办仙岩书院，讲学授徒。现在的仙岩积翠峰下还有重建于明代的陈傅良祠。仙岩与塘下是鸡犬两相闻的近邻。一个人写家乡，写身旁的物事，绕开情感中的亲与切，直抒认知层面的高与阔，应该是隐喻着非同一般用意的。这首诗的前六句，在我读来是作者的心境自况。而用作结诗的后两句，是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取向不是构造学术的光明塔，而是烛照渔樵苍生。

　　陈傅良是南宋时期的重要官员，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中书舍人是中央朝廷的核心机构中书省的职事官，执掌草拟诏书文书，是皇帝的心腹近臣。原为虚职，宋神宗元丰改制后，执掌实职，“分治六房（吏、户、兵、礼、刑、工）随房当制，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舍人一词，始见于《周礼·地官》：

　　“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财守，以法掌其出入。政谓用谷之政也，分其财守者，计用其用毂之数，分送宫正，内宰，使守而颁之也。”

　　秦汉时，舍人由财务官转为政事官。太子、皇后、公主均设置舍人属官。隋代设置起居舍人，记天子言行，唐代设置通事舍人，掌宫廷朝见引纳。宋神宗元丰改制，中书舍人成为朝廷的要职。侍读，陪侍皇帝读书，或为皇子授课，这是很高的学术待遇，等同于皇帝的文化顾问。

　　陈傅良是一代大儒，是巨擘级人物。《宋史·儒林列传》给他的学术定位，“傅良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心稽于极而后已”。

　　另一位大儒，他的弟子，同入《儒林列传》的叶适，这么描述从学时期陈傅良的风度，“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藉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陈傅良著述丰茂，行世之作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等，这些著述在今天看来属于冷僻枯燥的学术范畴，但在中国古代却是显学，不仅是精英的文化学，还是热门的政治学，位于治国理政的核心地带。从汉代开始，我们中国开辟创新了一条政治主航道，以儒家的智慧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帝制时代了不起的制度创新。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具有两个层面的进步价值，一是在治国理政层面崇尚儒家学说，但不废止道家、法家、黄老等其他学说在民间的研究和流布，允许学术上的百花齐放，在学术的相互比较中，使国人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更有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再是以制度化的政策结构局限了皇帝的一言堂。这种局限不是直臣上奏式的，而是成形了一种管理机制。这一项政治改革是由汉武帝亲自主导出台的，中国大历史里把汉武帝称为大帝，有一个基础性的认知，就是尊敬这位皇帝把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于中国政治。

　　汉武帝当年做了两件很具体的事，都是深度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选定儒家的五本核心著作《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确立为“五经”。由此，儒学被上升为国学。设立“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是国家级学术权威。

　　以儒学学说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理论研究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得到充分应用。也就是说，用儒家学说治理国家，各级官员尤其是主官，要做儒学的行家里手。汉武帝当年最重要的一个决策，是改革官员的选拔方法，推出“察举制”。察举制是一种半推荐半考试制度，每个县向郡（省）推荐读书出众的人才，政审标准也非常人性化，“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无犯罪记录）”。郡守经过严格考核后把人才推荐给太常（九卿之首，掌理国家意识形态，兼太学最高领导），“得授业如弟子”，在太学经过一年的集中学习之后考试，考试范围就是“五经”。“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通识一经，即授官职。汉代的地方和中央均设置“文学掌故”职位，相当于办公室文秘和地方志岗位，“其高第可以为郎中”，通识三经以上则被重用，可以分配到中央机关任职。“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这一期学员中五经皆通的学霸，由皇帝签署表彰决定，使之闻名全国。后来的皇帝，把女儿赐嫁给状元，是奖掖杰出人才的升级版。为预防郡县官员在推荐人才过程中弄虚作假，这个政策还有严格的退出机制，“其不事学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一经都不通过的，不仅罢学籍，还要追究推荐人的责任。

　　“察举制”到隋唐以后完善为“科举制”，一直袭用至清朝末年，这项文化与政治兼容的“国考”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

　　“国考”用书，也随时代变迁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增加，以西汉时的“五经”为基础，到东汉时是“七经”，增了《论语》和《孝经》，唐代是“十二经”，实际上只是增加了一部辞书《尔雅》，把《春秋》和《礼记》两经进行了扩容。分别由一部扩为三部，《春秋》扩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礼记》扩为《周礼》《仪礼》《礼记》。唐代重视《春秋》和《礼记》，着眼点在于官员们到岗位之后的工作实际，《春秋》是史书，“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旨在以史明鉴，以古照今。《礼记》是规矩之书，“礼”的含义即是礼制规矩，由一本扩容为三本。“三礼”构成中国人的规矩大全，涵盖着天地之间四季时序的规矩，朝廷上下的齿序规矩，社会各领域的架构规矩，宗族血缘以及婚丧嫁娶的伦理规矩。中国古代政府重视国家的规矩建设，下大力气构建“礼仪之邦”“规矩之国”的文明内核。这样的认知基于一种政治理念，官员的工作重心是督导国民遵守规矩，因而需要对各层面的规矩有充分的认知。如果官员们无视规矩或不知规矩为何物，会导致国家体系的失重与失衡。

　　到了宋代，又增加了《孟子》，至此而成我们今天讲的儒家“十三经”。这十三部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著作，还是宋代至清代的国考用书，古代官员的集体知识结构，是有清晰明确的价值取向的。这项以国考选拔官员的制度，使儒家的典籍著作，得到了完整性传承，即便是元朝和清朝，由少数民族担纲治国的时代，也没有失传或断流。

　　从“察举制”到“科举制”，还有一个重要的闪光点，就是废除了贵族制，底层老百姓可以通过读书改变人生命运，给平民百姓带来希望的亮光，是这项制度的现代价值所在。一个时代里，如果普通百姓没有了希望感，失去了奔头，这个时代就危险了。

　　继汉武帝刘彻之后，汉宣帝刘询又把这项制度向前推进了一步。由政治层面推向世俗生活，使儒家思想落地生根，进入中国人的日常。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在长安未央宫的皇家图书馆石渠阁，召开了中国大历史里首次“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会议”，史称“石渠阁会议”。

　　“石渠阁会议”的核心内容是由当年的二十三位大儒，具体讲论《五经》异同，既规范《五经》的学术标准，同时从《五经》中找出基本原理，用以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这次会议的规格非常高，由丞相主持，汉宣帝做学术判定。由汉宣帝做学术判定，担任裁判长，是最高规格，但汉宣帝到会只是听会，并不讲话，大儒们据己所擅长，各抒己见。会期比较长，开了一个多月，大儒们充分讲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最后形成154篇奏章《石渠议奏》。可惜此书已佚失，只是在唐代的《通典》中有部分收存。

　　公元79年，东汉时期仿照“石渠故事”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白虎观会议”，从这次会议的成果《白虎通义》一书中，可以领略到石渠阁会议的基本梗概，既是学术研究的，但更多是以“五经”经典中的要义关照并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即出于此次会议。

　　自“石渠阁会议”以后，形成了一个官场传统，官员们深究《五经》的核心内存及相关典籍要义，据此著书立说，以彰显自己的政治认识地位。也就是说，古代官员之间，是以对儒学的研究深浅，较量水平高低的。《宋史·儒林列传》中评价陈傅良，“傅良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心稽于极而后已”。这样的学术盖棺论定，就是中国古代官场的政治水平定位。

　　陈傅良的代表著作，《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是对《诗经》《周礼》《春秋》《左传》的研究心得，是文化学，同时也是古代政治学范畴的。

　　陈傅良出身寒微，九岁时父母双逝，在祖母抚养下长大，年轻时在家乡教授私塾，门人弟子众多。中进士后入仕途，最初因刚直不阿屡屡受挫，居要职后仍特立独行，不改初始。《宋史》记载了他的三件事，两次不奉诏，一次哭谏。

　　“而明年重明节，复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于太学诸生皆为谏，不听，而方召内侍陈源为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词。”

　　这一段文字的背后，隐着心酸的宫廷秘史以及奸邪小人的肮脏伎俩，还有陈傅良的大义凛然。

　　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我先交代一下背景。宋高宗赵构在国家危难之际登基，于1138年定都临安（杭州），成为南宋的首位皇帝。1162年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1189年，赵昚效行养父宋高宗，禅位于皇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但宋光宗赵惇心胸狭窄，而且性格懦弱，又有一位权势欲极旺盛的皇后，对已经禅位的太上皇颇多猜忌，时常以生病为借口不去请安。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生出嫌隙，致使朝纲不稳。“重明节”是赵惇的生日，按宫廷律制，赵惇在自己生日这一天，必须去太上皇处感谢父恩，丞相以及群臣集体上谏，但赵惇仍称疾不往，并且下旨擢升太监陈源为内侍省总管。陈源人品恶劣，是两君不和的主要挑拨者。

　　“傅良不草词”，陈傅良不仅拒绝起草给陈源的任命诏书，并且上奏章，慷慨陈词：

　　“陛下之不过宫者，特误有所疑而积忧成疾，以至此尔。臣尝即陛下之心反覆论之，窃自谓深切，陛下亦既许之矣。未几中变，以误为实，而开无端之衅；以疑为真，而成不疗之疾。是陛下自贻祸也。”

　　宋光宗见到陈傅良的这番肺腑之言，有所醒悟，准备启驾赴太上皇处，大臣们也兴奋高兴，赶紧朝列于殿上，做好了迎送出宫的仪仗准备，在这个节骨眼上又突发事变：

　　“书奏，帝将从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趋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径行。”

　　宋光宗刚走到大殿的御屏就被皇后挽回，陈傅良上前拽扯光宗衣裾，遭到皇后厉言呵斥。情急之下，他在大殿放声痛哭，皇后更加恼怒训责，陈傅良愤而离殿。《宋史·儒林列传》中的这段记载，将一位刚正老臣的形象鲜活生动地跃然纸上。

　　《宋史·宦者列传》中对陈源的下场也做了交代，“以离间君亲，乞行诛窜”逐出宫，“其后源等卒听自便”，相当于削职为民。此外还有一句记载，让人读了则有五味杂陈之感，“亿年（陈源的太监同僚）养娼为别业，源在贬所与妓滥，俱与淫媟闻，人疑其非宦者云”。陈源原来是假太监，被罢职逐出宫后，常年生活在一个妓院里。

　　我们中国的正史史书，司马迁发明的“纪传”体，有一个不太方便阅读的写作特点，分别记述人物和事件，《本纪》述帝王，《世家》述诸侯和特别贡献者，《列传》述大臣及各方代表人物，《书》（《汉书》之后改为《志》）述天文、地理及社会主要领域，《表》述历史沿革序列。此外，还据史家的政治判断，将重点领域人物类编入史，贤臣入《循吏传》，恶臣入《酷吏传》，奸臣入《佞幸传》。皇后序列入《外戚世家》（《汉书》之后改为《外戚传》）。汉代以儒学治国，特别设置《儒林列传》，其他学派弃而不述，是《史记》及中国史书的重要漏项。这样的体例设置，如果想了解一个人物，仅仅读他的传记是不够的。凡入史的人物都是有重要影响的，涉及多个社会层面，比如重要的大臣，在自己的传记之外，帝王的《本纪》中会有涉及，记述社会重要事件的《书》或《志》中也会涉及，还有与大臣关联的人物，比如《陈傅良传》中的上面这两段引文，不读《外戚传》和《佞幸传》，就不会明晓皇后和陈源这两个人物。尤其是陈源的奸佞行径，是陈傅良“不草词”的主要动因。

　　陈傅良的另一次不奉诏事关大儒朱熹。

　　朱熹年长陈傅良七岁，是同时代的两位大人物。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被一位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的监察干部）弹劾。这份弹劾罗织罪状，捕风捉影，既斥朱熹为官不修，为学从伪，还进行人身攻击。“又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家妇不夫自孕”（朱熹长子于1191年卒，指儿媳妇夫亡自孕，意指朱熹扒灰）。《宋史·朱熹传》是这么记载的：“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这一年，朱熹六十六岁，他看透官场苍凉，身心俱已老迈，对这些肮脏不实指控超然物外，仅仅写了一份《落职罢宫祠谢表》呈上，只谢罪，不申辩。“臣熹言：臣前任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该满罢。至二十七日，伏准尚书省庆元二年十二月札子节文，臣寮论臣罪恶，乞赐睿断，禠职罢祠。奉圣旨，依。”

　　陈傅良对此坚决不奉诏，不拟草词，并且进言：“熹难进易退，内批之下，举朝惊愕，臣不敢书行。”陈傅良大义直言：陛下您旨意下达后，举朝惊愕，我不敢拟旨。

　　“难进易退”是陈傅良对朱熹的文化判断。这句话出自《礼记·儒行》，鲁哀公问孔子两个问题，儒者的衣着有什么不同之处么？儒者的日常行为是什么样子？

　　孔子的回禀中有一段话，“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媿。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孔子说，儒者的衣着如常人，举止慎重，在大事上谦让，给人倨傲之感。做小事守己，让人觉着不实在。处理大问题如履薄冰，面对小问题一丝不苟，好像心中有愧。让儒者主动给自己争取点什么是犯难的，但放弃些什么比较容易。儒者的日常状态，自谦如无能之辈，儒者大概就是这种样子吧

　　在陈傅良心中，朱熹就是孔子定义的儒者风范。陈傅良的这个态度吃到了苦果，被列为朱熹一党。“御史中丞谢深甫论陈傅良言不顾行，陈傅良遂出朝提举兴国宫。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罢。”秩是薪俸，削秩即削职。

　　四年后，1202年，陈傅良官复原职并获任命“知泉州”，任命为泉州最高行政长官，但他此时早已风轻云淡，请辞不就。皇帝心有恻隐，再授集英殿修撰，进宝谟阁侍制，相当于授予一个终身教授的名誉身份。能让皇帝加封这个荣誉，可以显见陈傅良为人为官的高古与自洁。

　　“老僧耐得从头问”，文章的这个标题引自陈傅良的另一首诗《登祝融峰喜霁》，录全诗做此文虎尾：

　　仰止扶藜鬓发苍，恰当风雨暗三湘。

　　为谁一闢天无际，及我重来日未央。

　　江过数州多曲折，山缘长亩半青黄。

　　老僧耐得从头问，问到吴门竟渺茫。

　　【责任编辑傅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