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与潮、西与东、士与民：“文学新浙派”的多种文化维度

　　郑　绩

　　千年以降，浙江作为文化重镇，无论在文言文还是白话文时代，其文学成就有目共睹，刚刚被命名的“文学新浙派”的形成与壮大更是引人注目的当代文学现象。

　　“文学新浙派”在被命名之前，浙江当代文学创作已然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是整个中国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并对中国当下的文学形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作用。分析出其共性所在，有助于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找到脉络，看清得失，拓宽未来发展之路。

　　以区域命名文学流派，并不是浙江文学界的创举，更不是当下的发明。以前有“海派”“京派”“新京派”“荷花淀派”等等，后来有“津门作家”，现在还有“新北京”“新东北”“新南方”……既以地名，总是具备某些共同的区域文化特性，只是浙江文化的特性相对来说更为复杂，维度更多，更具现代性。知其来处后，从多个维度看“文学新浙派”，或许有更为深切的启发。

　　能够称为“派”，必有其文学共性。浙江方言多样，甚至同一个县可以有六种完全不同的方言共存，没有统一的浙江话，“文学新浙派”的作品遂无法从方言写作的角度进行识别。的确有作家尝试用杭州话、台州话、永康话等进行方言写作实践，但受众非常小，更像是一种地方自娱，无法在省份层面推广。新文学时期浙江籍作家在这方面进行过不少成功的尝试，比如丰子恺将桐乡方言融入白话文，形成独特的行文风格；胡兰成巧用嵊州方言，化俗为雅，写出异常绮丽缠绵的文字；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创作中，也可以窥见方言的影响。这些实验虽然成功，却只能应用于个体，无法形成浙江风格。这条路子走不通。

　　不但语言表达差异很大，浙江各地的风俗也很不一致，“文学新浙派”因此无法遵循民俗写作的逻辑。相应的，浙江的少数民族不少，但还是以汉族为主，以民族文学为创作主线也不现实。浙江经济发达，城市化进程接近完善，但不能以都市文学覆盖之；新农村建设成就突出，古村落古建筑保护走在全国前列，却难以用乡土文学概括全省创作风貌；浙江自然景观丰富，山水之美自古驰名，从古至今，文人吟诵不绝，只是文学早已经进入思想创作的领域，无论是风俗、民族还是风景写作都太过于单薄，无法支撑起一个省的创作。

　　能将“文学新浙派”区别于另外区域流派，进而对中国的文学推进做出贡献的资源，只能从浙江历史文化传承中去寻找、继承和发展，结合当下的思想哲学，建构出新浙派文学的可识别、具有生长性、有影响力的系统结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评论家注意到浙江文化对于文学的滋养，尤其是浙江文学与浙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外在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还能反过来影响文化形态。既然以地为派命名，难免会关联到浙江这一方水土。区域文化对于地方文学形态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浙江的地方路径有些扑朔难寻，过于复杂与丰富，不那么好定义和概括。

　　“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这句描述地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化的俗语非常适合于浙江的情况。浙江虽小，却文化形态包罗万象，跨越若干文化带；数个语系互不沟通，不存在“浙江话”；几种菜系口味迥异，没有“浙江菜”之说；“浙江精神”和“浙江文化”的内涵则随时代的意识形态主流变化而不断演进。仅仅从一个维度去考察浙江文化，不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会将浙江文化片面化、平面化、表面化，导致解释力不足，难以深入开拓“文学新浙派”的资源与前景。

　　除了区域文化传承之外，“文学新浙派”中还有一个“新”字，表明了当下性。确实，区域文化的特性常变常新，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着。文化在变，文学也在变，如果说浙江文化是一杯配方复杂的黄藤酒，那时代的红酥手一定在不断地拨弄调整着配方，成分大致还是这些，比例却时时不同。且让文学饮下这一杯，让我们看看历史的变幻、人心的魔奇。

　　其实细细想来，浙江文化再复杂，在源流上不外乎“山”与“水”；在气质上不外乎“西”与“东”；在层次上，不外乎“士”与“民”。

　　浙江有山有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势均力敌。所谓的“山”，一向以富庶闻名天下的浙江乃多山之地，亦有贫瘠之所，尤其在土地等自然资源稀缺的山区。山的硬倔冷峭投射在文学上，浙江便能出鲁迅这样的大家。

　　而“潮”，浙江海岸线曲长，港湾众多，江河湖泊应有尽有，可壮阔可柔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尤其浙江有钱塘江，有着独一无二的钱江潮。弄潮儿不但勇立潮头敢于拼搏，且不囿陈规应时而动。今天我们将浙江精神与潮联系起来，正是因为潮隐喻着发展大势。“潮”这个字在今天甚至发展成为“时尚”的代称，取代“摩登”一词成为后现代文化的表征，“潮文化”“国潮”“潮流”等词汇的出现与应用本身就带有浓烈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意味。

　　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当然不能说毫无关联，只是其文学资源的渊源更多出于新文学，从寻找脉络而言，现代文学更有研究意义。

　　一部现代文学史，半部在浙江，绝非偶然，正是因为浙江文化在“潮”的文化特性下与现代性有高度的契合。浙江能孕育出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与浙江在思想、社会与政治的现代性发展中领风气之先，有着直接的关联，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在此表现得异常清晰。

　　钱江潮最为汹涌的海宁小城，出过王国维、徐志摩、金庸等一众文化文学名人。金庸曾在《书剑恩仇录》中写过观潮，将帝王心术、皇朝走向与个人命运，融入一场潮涌潮落之中。无意中，他将江潮刻画成了一个象征，隐喻着时代的动荡。金庸还在《时与潮》杂志担任过编辑，写过大量的政论。无论是武侠小说创作还是另外形式的写作，都体现了“潮”之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

　　“文学新浙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浙江人，生于斯长于斯，即便有少量非浙籍，也有长期在浙江居住的经历，他们都被浙江文化背景所熏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差异逐渐缩小，交通便利使得文化圈进一步缩小，浙江文化的内部复杂性也随之减弱，反映在文学作品上，“山”与“水”的差异不再那么明显，而“潮”文化则占据了主流。

　　无论如何，浙江文化IP上千年招牌坚挺，“与时俱进”“随机应变”这两条是一定的。浙江文化中始终葆有创新基因，这股子冲劲在文学创作上也有充分体现。总的来说，“文学新浙派”的作品具备鲜明的开放性，无论题材还是表达，都不仅仅局限于地方性经验。当全球化浪潮逐渐回落，浙江文学仍保持着提供新鲜文学经验的冲动，不断进行着文学独特性的尝试。如果一群形成圈子的作家都有共同的创作理想，那重拾现代文学的荣光便是可预期的。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浙派文学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是相对于现在中国整体创作状况而言的，谈及世界性为时尚早。如果要具备真正的引领性，浙派文学要更“新”，有更大胆的尝试，具备更为开放的视野，这股“潮”需要更多的蛮力。

　　以西方文学为主流的世界文学，仍然将是否具备批判性价值作为评判的最高标准，只是流行的主题已经从战争、殖民等现代性反思转向了种族、身份、社群、性别等更契合当下人类生存的话题。这些题材未必适用于中国本土，中国的文学创作者肩负着寻找自己的话题的责任。

　　我们是否要与世界同步，这个问题在现代文学阶段似乎不需要被考虑。救亡图存的第一步，便是跟上世界的步伐，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与世界也建立起了新的关系。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哀叹西方历史已经终结，但中国的发展给了他们不同的启发。浙江作为中国最活跃的省份之一，身处其中的文学家们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作为另一条道路的探索者，我们未必要与西方亦步亦趋，却需要保持“潮”的敏感性，在写作上进一步开放与创新。

　　浙江有着自己独特的地理、经济和社会位置，亦有着浙江生存形态，浙江人、浙江生活、浙江思想，对于观照当下的中国无疑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常常有人问文学有什么用，文学可以让我们识遍人生各滋味，可以帮助我们提取现象，抽象思想，从视而不见处照见传奇。而这一切，都需要文学家的敏感，需要有思想的底色，需要等闲看不到的观察力。

　　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对文学批评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广义上来说，文学批评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文学家擅长混沌，批评家理应清晰。批评家有责任与义务解读作品，从文学家的直觉中找到系统性结构，从而指明方向，生产出真正的地方叙事。毕竟，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面对未来。

　　说到“西”与“东”，以钱塘江为界，杭嘉湖地区为浙西地区文化，而宁绍金华一带则为浙东，事实上也是吴、越文化之分界。浙东文化可以溯源至勾践之越文化时代，直至广义的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心怀天下，浙江现代文学中柔石等人的左翼文学，很明显受到浙东文化的影响。而浙西文化之柔美细致，注重个人感受，更多体现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作品中。

　　在写作风格上，浙西与浙东仍然有着各自的历史文化传承，为人生和为艺术向来都是两种趋向。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异常强大的当下性正在一统江湖，无问西东。无论浙西、浙东，抑或婺越、瓯越，都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进入现代文明后，颇有此消彼长之势。

　　浙东学派指向强烈的千秋家国梦化作家国情怀仍然还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英思维却逐渐淡去，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不再有意义，大家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只蚂蚁。宏大叙事化作个人日常，其中隐含的时代意义也被消解成为生存的屑末。这未必不好，毕竟文学是一种呈现，本身不存在“好”或“不好”的价值判断，只能说，我们的时代思想走到这里了，文学将其忠实地映现。

　　就数量而言，浙派文学的写作以个人叙事为主，而且近年来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好在中华文明历经考验而核心不倒，哪怕是披上了现代文明的外衣，其内核仍然不变。中华文明的核心是“活下去”，外形尽可以千变万化，内里永是一颗中华心，社群的基本情感构成没有变过。与其说宏大叙事被个人写作所消解，“日常生活”本身具备的意义空间被一地鸡毛所取代，不如说当下不那么适宜于宏大叙事，写作在自行选择它能够“活下去”的方式。

　　结合对于浙派文学开放性与创新性的期待，也许行至水穷便可坐看云起，能够有更适宜本地环境的好作品应运而生、破茧而出，从而形成新的风气。到那个时候，新浙派文学就可以真正开宗立派，继往开来。

　　相比之下，为艺术似乎更简单些，浙西诗派的清丽幽新在“文学新浙派”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发展，这一路从古代文学开始，到现代文学，乃至现在，有着明确的传承。浙江作家始终擅长表现感伤、清隐等个人心绪，对佛学、儒学、山水等思想运用得心应手，习惯并且喜爱通过描写个人琐事来传达情绪，再加上都市、乡俗等元素，已经形成一种比较明显的风格，不仅与其他区域的创作有区别，而且与老一辈当代浙江作家的写作也有显著的差异。

　　至于“士”与“民”，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可能更有意义。浙江的古代文学中几乎没有民间文学的空间，现代文学虽然大力提倡“到民间去”，然而民之“俗”与士之“雅”之间的鸿沟仍是难以跨越的。还是文学弄潮儿金庸，趁着文学形态转换的浪潮，将“士”与“民”捏合在一起，从此“民”登堂入室，成为文学正宗的一种。

　　发展到现在，浙江的网络文学如火如荼，相对于士人写作，尤其是浙东文化传统的式微，“民”的文学，在世情刻画、个人情感以外，找到了娱乐功能这一立足点，铺展出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生产架势。对其文学合法性进行否认不但悖时逆行，而且毫无必要，然而无论是评论界还是文学组织，其实并没有真正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当文学不仅局限于自娱，在人类协作社会中，它就是一种生产形式，必须面对多方面的合力。它要面对读者、评论家、出版家、哲学家以及政治家，乃至更多的社会环节。它不仅要面对当下，更要面对未来，以及过去。所有的生产都具备社会意义，都会消耗成本，并且被评估产出。因此不仅是作家，读者、出版家、评论家等作为生产中的环节，都需要接受检验与评定，哪怕在娱乐业，文本创作亦需遵循这个规则。消费者是上帝，这只是一句文学化的安慰，真正的上帝是社会价值增长的铁律。

　　网络小说生产目前处于失控状态，我们要求纯文学能够反映社会之变局、时代之经验、人性之幽微，却将网络文学的质检完全交给了市场，评论家笨拙地追逐着阅读量，试图对市场热度进行解说。中国经济发展依靠人多力量大，网络小说也是如此，低质重复造成社会成本浪费，其必然不能持久。等到国家跨越这个文化阶段，新的秩序会产生。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不再依靠哲学，而是依靠科技。AI完全可以取代不具备哲学性的文字工作，好莱坞编剧们大量失业，现有的网络小说何需人手。作为网络小说生产大省的浙江，应该有未雨绸缪的意识。

　　仅以网络武侠小说为例，直至现在，写手们还在袭用梁羽生、金庸等人所构建的江湖概念，即便加入了玄幻等成分，也不过拾还珠楼主之牙慧。无论是在叙事性还是思想性上不但没有超越前辈，甚至有很大的倒退。网络文学要长久地兴旺下去，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得到有效的扶持。

　　同时，浙江的省会杭州作为网红之都，还生产着另外一些写作形式，比如剧本写作、小视频脚本写作、直播稿写作等，都在挤占着文学主流。尤其是后两种，目前完全处于自萌阶段，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到。但它们都是文学写作，并且拥有着极大数量的受众，和网络文学一样，它们是“民”的写作，亦须纳入视野。

　　浙江的多种文学维度并非完全割裂、彼此对立，更不能完全按地区、按作者、按作品简单粗暴地归类划分。相反，它们是共生并行的，互相之间彼此融合、交错补充。同一个文学现象中，所有的维度都可能得到体现，评论者可以从任何维度进行观察与分析，所不同者，只是每一个的比重或有不同，相较之下，可能会有更合适的角度。

　　历史的加速度实在太快，跟不上的不是文学和思想本身，而是人文工作者们。幸亏我们有文化传承，抓住历史的线索，争取奔跑不迷路。“文学新浙派”当与历史呼应，垂目当下，创造未来。

　　【责任编辑　傅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