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女性主义视域下女性主体的生成与反抗——以《星落凝成糖》为例

　　张永霞　陈祉裙

　　（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　110034）

　　摘　要：《星落凝成糖》的后结构女性主义分析开启了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女性主义政治的另一种方法，帮助我们从本体论上重新思考剧中女性身份的建构问题，体现了剧作在质疑女性身份范畴的本质主义倾向上所做出的政治努力。运用西方受众可理解的话语策略探究剧中所构建的性别文化现象和价值观，有助于加强我国电视作品与西方理论的对话，提高我国影视作品的海外吸引力，促进我国影视作品的海外传播。

　　关键词：后结构女性主义；本质主义；话语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2024）01-0038-4

　　DOI：10.12424/HA.2024.007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401-038.html

　　一、引语

　　自2023 年伊始，以女性主义和古装仙侠爱情为题材的新古典主义神话剧《星落凝成糖》在国内开播以来，观众兴趣和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其海外影视市场更是受到热烈追捧和欢迎，8.3 的海外评分超过了豆瓣7.1的评分，成为近年中国神话剧海外传播的优秀代表之一。然而，中国影视作品的海外传播要真正走进并融入国际市场，需要从海外受众的理论视角进一步考究作品可能的接受策略和路径，同时促使我们更好地反思如何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构建自己的性别话语体系。本文以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视角，考察《星落》里女性主体的生成和反抗过程，以期为我国影视作品成功融入海外市场贡献力量。

　　在后结构女性主义视域下，我们可以将这部剧理解为一部解构罗格斯中心主义和重构女性身份的后女剧作。之所以运用后结构女性主义研究范式，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了女性主义在研究范式上的转变，更因为该剧体现了当今中国社会为质疑女性身份范畴的本质主义倾向所做出的政治努力，而这些努力运用传统女性主义解释无力。同时，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的运用有助于利用西方受众可理解的话语策略理解剧中所构建的性别文化现象和价值观，加强中国影视作品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促进中国文艺作品的海外传播。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的研究范式，有必要在文本分析前澄清本文所采取的解构性别本体论的哲学立场，因为任何一项人文社科的研究问题归根结底“取决于知识生产者在研究范式上的基本立场，取决于其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架构”（张永霞，2016）。同时，从本体论上重新思考身份的构建问题，将身份视为多元动态的过程有助于我们从固化的基础主义困境中挣脱出来，避免被传统女性主义试图解放的话语场域所束缚。

　　二、后结构女性主义

　　欧美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以启蒙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宏大叙述性批判到从本体论层面思考语言、主体、权力等关键概念，消解固化身份的后结构主义范式的转换（都岚岚，2016）。这是因为，传统女性主义批判因其缺乏有力的理论资源和动力，在解放女性过程中因构建了一个‘她者’而陷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这反而强化了女性受压迫的经历，限制了其自身解决的难题。然而自20 世纪80 年代末，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其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论的视角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力量和解构批判的思想武器。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从基础主义中挣脱出来，开始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对女性经验、身份、权力进行理论建构，从本体论上挑战男性中心主义和围绕男性主体建立起来的排斥女性的形而上学，颠覆男性作为主导和统治、女性作为屈服顺从为内核的二元对立思维，研究方法也由对社会体制的抨击转向关注语言系统和话语实践。后结构主义认为，所指从来都不是牢牢拴在能指尾巴上的，而是产生于差异化的能指与其他能指关系中，且总是处于一种延异和动态多变的状态中。这种语言观下的主体是一种永远被延宕的存在，这松动了能指与所指的本质主义关联，对女性主义消解性别范畴所代表的固化内含、批判罗格斯中心主义、打破男性统治、女性服从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标志着女性主义在范式上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福柯和巴特勒。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女性主义带来了重要的批判武器。福柯认为，话语构成了我们谈话的话题和知识客体，影响和支配着我们进行某种思考、谈论和行为的方式，是一种意义生成的活动（张永霞，2018）。话语生产、承载和强化了权力，而权力的实现又会强化原有话语或创造出新的话语以巩固权力的施展。因此，话语是权力化的话语，而话语实践本身是实施权力的工具和过程（张永霞，2017）。这里的权力不是被个人占有的实体形式，而是局部的、复杂的、策略性处境，是各种力量关系和微观运作的过程（米歇尔·福柯，1997），因此权力是流动的，从不固定永恒归属于某类性别范畴，权力是生产性的而非压制性的，它生产出某些话语和主体位置。这种生成性和流动性的权力观，使女性主义批评摆脱了启蒙主义寻求统一的女性解放的困境，转而寻求在具体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状的权力场域中建构女性经验，探索女性主体的多元可能。

　　巴特勒运用福柯的系谱学方法深入剖析了异性恋和男权主义话语霸权，指出具有基础主义的性别身份是一种虚构，不存在理应如此或正确的性别身份。某些取得天然事实效果的性别表达其实是社会文化对性别属性进行的管控性实践经过不断操演而形成的。然而，这种操演总有缺口和失败，主体不可能完美无缺地引用社会规制，主体能动性正是产生于这种变异的引用和再表达中，正是这种变异和偏差构成了对权威话语的多元置换和颠覆性增衍（都岚岚，2020）。因此，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生成于话语的意指实践中。

　　上文阐释的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分析中国新古典主义神话剧《星落凝成糖》是如何运用外国观众普遍认同的话语策略生成多元流动的女性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基础，下文就上述后结构女性主义视角阐释剧中女性主体的生成与反抗过程。

　　三、二元等级的确立

　　人族皇后生下双生花附体的姐妹，姐姐青葵受传统天妃礼教熏陶，温顺优雅，知书达礼、倍受世人赞许，按被许为神族天妃，是父亲的骄傲；妹妹夜昙则叛逆狡黠，僭越常规，众人视之为灾星，父亲弃之如敝履，被幽禁在朝露殿饱受旁人欺凌，被许为魔界储妃。《星落》一开始以双生花附体的姐妹降生于人间的形式构建了其欲瓦解的等级对立思维：祥瑞/ 灾星、温顺/叛逆、好/ 恶；神/ 魔、男/ 女等父权二元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每组对立都具有优劣、等级和价值色彩，第一个阶位都带有正面积极意义，后一阶位代表了负面消积的价值判断。只有像青葵一样温柔娴淑、心思纯良、至善至美才能成为男人欲望渴求和保护的对象，才能成为女人的楷模和‘好女人’，女人就应该具备青葵一样的稳固的女性特质：蕙心纨质、禀性柔顺、端庄典雅，尊父从夫。而像夜昙那种思维跳脱、辱父欺君、敢爱敢恨、果敢机灵、不受礼教框架所羁绊的女人，则受众人唾弃为‘灾星’，遭人厌恶甚至被打入地牢。以后结构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这种具有优劣属性的二元对立结构所隐含的范式体现了父权制社会男/ 女对立的男性中心主义和异性恋规范。男性霸权为了稳固和合理化异性恋机制，需要对满足男性欲望的女性主体进行政治建构并有效隐藏这种政治运作，于是通过霸权性的管控实践对特定的女性特质进行合法化和自然化处理。我们在青葵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看到了这种自然化处理的结果，如那洁白如雪的拖地长裙，淡雅而精致，她博览群书的学识品德和沉稳温和的言谈举止，这种成熟稳定的女性特质让她理所当然成为天妃，女人的典范。巴特勒认为，统一稳定的性别表达代表了实在主义的认识论霸权，我们必须从“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本体论的身份建构”（朱迪斯·巴特勒，2009），不存先于话语表达的主体。在这种理论视角下，温顺优雅并不是关于青葵的真实描述，而是性别规范在她身体上重复引用的结果，它体现了维护支撑男性霸权的性别规范在反复征引中取得了实在化的固化效果，造成了稳定的性别身份的幻像。在巴特勒的身份述行理论观照下，我们在剧情开始看到的广为人颂的端庄柔顺的青葵并不是一个天然事实，也不是说女人生来就该如此，而是具有生成性和强制性特点的性别规范以管制为目的在青葵身上持续强制的述行行为造就了她性别身份暂时稳定的虚幻存在。

　　四、主体生成的排斥机制和再赋义

　　如果说规范话语的生成性和强制性特点帮助我们考究了青葵性别述行之形成和稳固化的政治运作过程，那么规范话语的限制性特点（张永霞，2020）则有助于我们揭露夜昙‘灾星’身份形成的原因。这里的限制性指性别规范的不断书写和操演是以排他性手段为基础的，对于不符合文化可理解矩阵的存在则被冠以他者身份被限制在正常范围之外，这些被排除的场域给性别规范划定了界线，构成其构成性外在，使消解性别规范的中心地位和性别身份的再赋义成为可能。暾帝曾怒斥夜昙，“你与青葵一母双生，可论学识品德，论言谈举止，你可有半分及得上她？”人们以异样眼光看待夜昙，对她心生排斥和憎恶。大臣们皆以‘灾星’为由奏请暾帝诛杀夜昙，夜昙作为一个被排斥，被嫌恶的对象，被冠以‘低等’‘不得生存’的身份类别，这个被否认的场域为青葵述行身份的形成设定了边界，成为青葵述行身份的构成性外在。众人对青葵的身份认同正是通过对夜昙这种不具文化可理解性的非人身份的彻底否定与排斥完成的。

　　然而，按照巴特勒的理解，性别话语权力施加的管控实践的物质化过程从来就不是稳定和完整的，正是那些被排斥在外的她者身份和产生偏差的重复引用暴露了性别规范的局限性，制造了消解僵化的二元等级体系的权力话语，使身份的颠覆成为可能。所以我们看到了后来夜昙阴差阳错地上天成为天妃时，明知道头戴足饰参加接亲宴有违仙道规礼，却仍要坚持做自己所爱，自信明媚地走在众人前。明知天界禁赌，仍诱惑三位上仙在灵璞祖师的玄黄境中聚赌。夜昙的聪明伶俐使得三位仙尊很快输得精光，颜面尽失。夜昙以越界的颠覆性行为挑战天界父神代表的虚幻的礼数清规。夜昙这个被排斥在外的她者身份在与玄商随后的相处中更是将对父权规制破坏性征引的政治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玄商作为天界皇长子代表了中国传统神话中战神的形象，是父制体制下男权的象征，他是统治秩序的维护者和管理者。夜昙作为天妃本可以依靠玄商神君的无上权力过上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她没有选择做攀援的凌霄花，借玄商的高枝炫耀自己或衬托玄商的威严，而是争取上书囊学习仙法的机会提升自己，体现了现代女性不甘屈于男权统治的自立自强的进取精神。战神话语下的玄商冷淡严肃、清规寡言，为了维护天界的统治利益，需要这个战神断情绝爱，英勇无畏地担当起保护四界的重任。当“社恐”玄商履行战神责任而身殒时，“社牛”夜昙不顾天帝命令偷偷来到人界，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三片神识成功复活玄商，这表明了代表父系权威的规制话语虽然有牢固的制度基础，以至鲜少有人敢忤逆天帝的权力，但正是那些不合常规，被排除在外的‘她者’对规范话语颠覆性的引用形成了我们对习以为常的、稳固的霸权文化进行再赋义。这不仅是对天帝和玄商霸权的再赋义，更是挑战了异性恋话语下男性作为女性的主导者和决定者的主体位置，女性可以不是受压迫、屈从于男性淫威下的附属者和依赖者，而选择逆天改命，排除万难拯救男性。

　　五、主体能动性

　　挑战规范话语仪式性地铭刻于身体不仅体现在夜昙这位‘排除性外在’的话语实践中，我们可以借用巴特勒对主体能动性的观点和福柯的话语权力观考察青葵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如何在散落的权力网络中发挥主体能动性，进行多重女性身份的表达。在探索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去寻求剧中体现了青葵哪些不同的女性特质，因为这样的尝试预设了一个具有内在意志、先话语存在的‘我’而陷入基础主义的主体认识论。考察青葵的能动性问题要到她的各种变异的述行行为或意指实践中找。我们看到传统女性话语里的青葵金尊玉贵、恪守礼教、至清至纯，拥有天妃的无上权力，但错嫁至沉渊成为魔界储妃后，在魔界里她的那些有教养的礼节被历王视为伪善作风，在初至沉渊的接风宴中被逼喝下血酒，幸得心机深重的嘲风解围，当被偷听到真实身份后又险遭暗杀。在尚武好斗、反对秩序的魔界话语里，青葵成为‘非规范’的贱斥物，被直截了当地打入‘她者’之列，柔弱无助，四面楚歌，成为嘲风争权夺储的棋子。但面对魔界的霸权话语，青葵并不是机械地重复引用，而是运用能够自我赋能的其他话语实践挫败、抗拒和消解它的话语权力，建立起自己的主导位置，从而对魔界里稳固的霸权文化进行再赋义。比如，青葵凭借自己的高超医术为嘲风疗伤，为魔界众生救死扶伤，争取就医的机会，赢得他人敬仰和尊重。当嘲风落难被打入大牢，青葵决意与他生死与共，青葵在厉王面前机智果敢地谎称当年是顶云暗杀乌玳未遂，斥责引起沉渊腥风血雨，三子争储的正是厉王和王后。真爱话语里的青葵为了保护嘲风一改天妃话语里她的至清至纯，而是善于利用厉王、王后、儿子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策略性地编造谎言离间厉王和王后，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时的青葵有勇有谋，对厉王权威的挑战不卑不亢，有理有据，说的厉王竟无言应对。在青葵的意指实践中，权力并不是固定的，它从不永恒归属于厉王这个统治者，而是在局部复杂的话语实践中被微观运作着，并由此出产出青葵不同的主体位置。当夜昙担心青葵跟着已不是三殿下的嘲风会受苦，当面责问嘲风如何为青葵挣钱养家时，夜昙似乎原封不动地重复引用了男权体制的文化习俗和规范：男人就应该养家糊口，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这样姐姐的生计就不至于太辛苦。嘲风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去了沙漠角打劫一袋金银财宝回来，但青葵很生气，认为自己可以开医馆挣钱，并不在乎嘲风的经济基础，“夫妻本是比翼连枝，只要你行正道，其他我什么都不再乎”。现代女性话语里的青葵不但经济独立，而且自信自强，浩然正气，不媚俗，不盲从，追求男女平等。当灭世危机袭来，姐妹俩以牺牲自我表明，女性同样可以承担重任，维护四界安宁，正是被规范话语所物化的灭世之花使四界重归平安。姐妹俩的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救世之举令天帝自愧不如，退位让贤，虽然这里父系制的体制并没有被打破，但最后的玄商和嘲风等待双花重生似乎瓦解了剧情伊始构建的关于女性性别表达的等级性二元体系，尝试重建性别间对话，女性身份不应被僵化为祥瑞/ 灾星、温顺/ 叛逆、好女人/ 恶女人等静态的文化标记或男人欲望的对象，而是意义不断受到挑战、生成、再赋义的多元、开放、复杂的话语实践过程。

　　六、结束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后结构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星落》并不是一部关于魅力姐妹的自我觉醒和救赎或是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而是代表了一种冲破女性本质主义认识论、重构多元、矛盾、开放的女性主体的后女剧作。剧情伊始我们看到的温婉端庄的青葵和不识礼数的夜昙可以理解为传统女性话语仪式性地重复作用于身体而产生的暂时稳定的权力效应，它是父权制男权主义二元等级思维的产物和以管控实践为目的的虚构。青葵和夜昙在局部的话语权力网格中不断改变、削弱、挫败、抗拒和消解霸权文化的话语权力，形成了她们多重、流动、复杂的主体性。本文的分析无意于提出某些新型的性别表达方式，或规定哪些表达值得讴歌，而是在剧中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寻求女性性别表达的多元可能，为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都岚岚. 为人之政治[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2] 都岚岚. 朱迪斯·巴特勒的后结构女性主义与伦理思想[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3]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M]. 严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 张永霞. 福柯话语分析：话语研究新视角[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27（09）.

　　[5] 张永霞. 后结构主义视角下教育研究范式新探[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25（08）：144.

　　[6] 张永霞. 教育研究新视角——女性后结构主义方法论[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7，26（11）：156.

　　[7] 张永霞.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身份理论的话语研究[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0，36（09）：172-176.

　　[8] 朱迪斯·巴特勒.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 宋素凤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