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看见

　　摄影/ 吉勒·卡隆 整理/ 王丹

　　1939 年7 月8 日，吉勒·卡隆（Gilles Caron）出生于法国塞纳河畔讷伊。他被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称为“法国的罗伯特·卡帕”。他是现代摄影史上极其特殊的一位摄影师。尽管职业生涯短暂，但却为法国新闻摄影注入了新的生命力。1966 年12 月，吉勒·卡隆加入伽玛图片社的创始团队，从此，世界各地的重要现场皆有他报道的身影。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吉勒·卡隆的摄影。对人类尊严的持续关注让他在短短几年内就达到了一般人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度。直到1970 年4 月5 日，他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控制区失踪。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卡隆无数次深入极端事件的前线。但他也从未停止热爱法国“新浪潮”电影和1960 年代以来的音乐。他记录戈达尔、特吕弗的电影片场，甚至担任时尚摄影师。这看似与他标志性的战地摄影格格不入，却在他的美学词汇中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在冲突事件抑或是艺术现场，他所关注和表现的始终是“人”。

　　“我要看见- 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特邀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朱炯博士担任策展人，在福州桂湖美术馆呈现吉勒·卡隆中国首展，展览将持续至2024 年7 月30 日。1959 年，吉勒·卡隆在服兵役的 28 个月中，跟随部队在阿尔及利亚驻扎了 22 个月。其间，他与母亲的通信后来集结为一本与本次展览同名的书信集—《我要看见》，本次展览之题正出自于此，这是他年少时写给母亲的信中的原话。朱炯在策展前言中写道：“他短暂而精彩的人生，始终带着强烈的‘看’世界的愿望—摄影，付诸一切行动去‘见’—照片，无论是记录家人孩子的美好时刻还是残酷现实中的艰难时刻，从不同的角度‘见’到生命的价值与力量。”

　　关于吉勒·卡隆的交流对谈

　　张芳：请吉勒·卡隆基金会（Fondation Gilles Caron）代表，以及米歇尔·普瓦韦尔（Michel Poivert）教授为我们介绍一下吉勒·卡隆，以及他的摄影所获得的认可与成就，学术界如何在摄影史和艺术上定义吉勒·卡隆及其作品？

　　路易·巴什洛（Louis Bachelot）：2007 年12 月17 日，吉勒·卡隆基金会在瑞士日内瓦创立。在基金会创立之初，我们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整理收集所有关于吉勒·卡隆摄影作品的档案，以便将他在新闻摄影中的价值发扬光大。尤其是他在家庭之外存放的档案，比如1964 年和1966 年的摄影作品需要在报纸和杂志上去寻找和获得。

　　2010 年，吉勒·卡隆的摄影作品在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杰作？》的展览上展出。这是他的作品首次进入世界知名的大型展览中，并被蓬皮杜艺术中心永久收藏。2023 年，在蓬皮杜艺术中心《赤体具身 | 摄影史》（Corps à corps. Histoire(s) de laphotographie ）的展览中，吉勒·卡隆的作品再次被展出。2020 年，由玛丽安娜·奥德诺导演的吉勒·卡隆纪录片《一个目击者的故事: 寻找吉勒·卡隆》发行。2023 年，吉勒·卡隆的妻子、吉勒·卡隆基金会创始人玛丽安·卡隆·蒙特雷与其家人，代表吉勒·卡隆基金会将其作品全部捐赠给法国政府留档存续，自此，吉勒·卡隆的所有作品受到国家保护。

　　米歇尔·普瓦韦尔：吉勒·卡隆的作品，以及他整体的档案已经被纳入了法国国家遗产，这会便于法国学界对吉勒·卡隆的所有档案和照片进行深入研究。吉勒·卡隆的创作生涯主要从1965 年至1970 年，虽然只有短短的5 年时间，但他的作品却非常丰富。长久以来我们会说摄影史首先是由摄影师所创造，摄影报道是由摄影记者所创造，但在1950-1970 年代左右，这种地位发生了转变。自2000 年以来，在美术馆的空间中开始展出摄影记者的作品。吉勒·卡隆基金会在2000 年以后，通过不断地对吉勒·卡隆作品的出版和展示，恰恰让我们参与了整个艺术史的发展—报道摄影作品开始进入美术馆。

　　吉勒·卡隆是一名摄影记者，但他不仅仅是一名摄影记者，他在做摄影报道时，采用的是一种属于他的特别方式。吉勒·卡隆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文学、艺术、电影等方面的知识储备都很丰富。在他的摄影作品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他通过新闻摄影，将对于一个实事的观察转变成对于历史的叙述，即将逸闻趣事和历史的细节转换成象征性的图像。所以，吉勒·卡隆的影像是可供人思考的影像。他在拍摄时，会思考作为媒介的摄影和作为工具的摄影的区别。他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观察者，同时也是见证者。

　　吉勒·卡隆作为桥梁，连接着亨利·卡蒂埃- 布列松与当代摄影。他参与了从摄影师向摄影艺术家的转变。吉勒·卡隆不仅作为观察者在记录外部事件，也通过记录的过程展示自己的品行。他的摄影不仅是报道型摄影，同时证实了他向作者型摄影的转变。他通过这些作品来表达他对于人生和生命意义的探寻，这也是我们与吉勒·卡隆基金会举办的重要展览—《内心的冲突》中所要揭示的。

　　玛箬岚·卡隆（Marjolaine Caron）：在“我要看见”展览落地之前，策展人朱炯曾来到法国，与吉勒·卡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度地交流和沟通。在这期间我们发现，她的工作方法和对待胶卷印样的方式非常特别。其中有一版展出的胶卷印样就呈现了如何将一名女孩通过摄影的方式转变成一位“人物”。朱炯：这版胶卷印样的内容展现的是一名摄影师在拍摄一名女孩，这个女孩可能是女演员，照片所呈现的是摄影师创造明星的过程。在整卷胶卷的最后一张，因为存放过程中受损，女演员的影像部分坏掉了，刚好给人一种创造明星的人还在，但明星却被“梦幻掉了”的效果。这非常神奇！吉勒·卡隆的底片档案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就如吉勒·卡隆在创作时是有思考的，这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共识。

　　路易·巴什洛：我们在吉勒·卡隆的作品中看到了很多的女性形象，请问米歇尔·普瓦韦尔教授，女性在吉勒·卡隆的摄影作品当中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

　　米歇尔·普瓦韦尔：吉勒·卡隆除了拍摄战地摄影之外，他在巴黎时，会去拍摄明星、演员，以及时尚界和电影界的名人。他的才华在于他可以将拍摄电影名人的技巧和观察运用到街头摄影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在街头摄影的人群中观察到女性优雅的姿态和美感。这正是吉勒·卡隆有意识的呈现方式。

　　玛箬岚·卡隆：在吉勒·卡隆的纪录片《一个目击者的故事:寻找吉勒·卡隆》当中，我们会发现吉勒·卡隆是如何叙述事件，以及事件当中的人物。他在用摄影作品讲述一段故事或历史时，会有意无意地选择一个人物形象作为一个事件当中的代表去重现和叙述历史是如何发生的。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的光辉，通过一个人物可以展现一个事件。

　　路易·巴什洛：在吉勒·卡隆的镜头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实想要表达的都是对人性的关注。每当他深入到战争前线进行战地摄影报道时，他不仅是为杂志或报纸进行新闻报道的工作，他更是跳出报道之外，对人性做出了探寻。我们在他的照片中看到的可能并不是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人们，也许只是在酒馆里喝酒的人，或是在河边洗澡的士兵。通过这些不同生活化的场景，更加全面地体现人在战争的极端情境下的状态和表现。

　　朱炯：我在最早看到吉勒·卡隆很多照片的时候，就看到了他镜头中的人。在柬埔寨吉勒·卡隆最终消失的地方，他其实没有拍到冲突，而只是战争来临之前的街头日常景象，人们还在正常生活，但在他的照片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生活已经因即将到来的战争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法国的街头，他拍摄到的普通人与法国明星之间有一种文化的共识，那我觉得他在亚洲的土地上，在陌生的地方他也读懂了人。

　　全世界有很多摄影师曾经报道过越战，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了解摄影史上的越战是什么样的。吉勒·卡隆在越战当中也关注到了人，拍摄了很多越南的火车、服饰，以及越南人的日常生活，更加可贵的是他拍摄了很多美国士兵在读书信的画面。“我要看见”是他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期间，给妈妈写的信里的一句话，我们展览的标题便来自于此。我觉得他在那些读书信的士兵当中看到了他自己。

　　米歇尔·普瓦韦尔：我们之所以能够从艺术的角度来研究吉勒·卡隆，去挖掘他未出版和展示出来的底片，并不是我们无中生有，而是他的作品当中拥有美学的力量。这些作品即使放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也是极具辨识度的。吉勒·卡隆是一座宝库，有待更多策展人、评论人、艺术史学家来对他进行研究，发掘出他更多的样貌。

　　注：以上对话节选自2024 年5 月4 日于桂湖美术馆举办的“我要看见- 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圆桌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