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儿童性教育

　　岳 冲

　　高桥女士是一位日本妇产科门诊医生，她经常在工作中接触到因意外怀孕而错过最佳妊娠中止时间的少女，这使她意识到普及性知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2007年起，她一直坚持在日本各个中小学校进行相关演讲，每年超过100场。

　　以往的性教育通常传递正面信息，将孩子们视为无可替代的珍贵花朵。然而，在高桥看来，这样的教育方式远远不够。她认为，只有正确并具体地认识到妊娠、堕胎等问题，孩子们才能在将来更好地保护自己。她最为担心的是，在互联网时代，青少年很容易就能接触到与性相关的信息，但缺乏相应的甄别能力，这可能对他们形成健康的性观念极为不利。

　　日本性教育协会进行的“青少年性行为全国调查”显示，2017年，高中生中有性经验的男女比例均低于20%，较以往有所下降；然而，在初中生中的比例分别达到了约4%及5%，且自1987年调查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这种形势下，更多的学校及政府机关意识到及早开展正确性教育的重要性，但并未采取积极的举措。

　　| 性教育的阻碍 |

　　日本《学习指导要领》中设立的“限制规定”为各学科教育内容划定了清晰的边界，这对性教育的有效开展形成了障碍。根据这些规定，小学五年级的课程中“不得包含关于人类受精的内容”，初中的保健体育课中，“不应该包含关于怀孕过程的内容”。这些限制使得初中的保健体育课教材虽然对身体成熟、受精卵的着床以及婴儿的出生等主题进行了图文解释，但却完全避免了更深入话题的讨论，意外怀孕和堕胎等内容在课堂上则更加难以展开。

　　保健体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指出，《学习指导要领》中提到的“限制”并未完全禁止学校开展性教育，反而为学校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然而，“规定”一词却对性教育的实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包括“在学校内部形成共识”和“获取学生家长以及当地社区的支持与理解”。这些要求给本已任务繁重的学校工作人员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导致他们在实施性教育时更加小心翼翼。

　　|“限制规定”的由来 |

　　2005年3月4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议员山谷惠理子展示了一份小学低年级的教材，并翻开至解释性行为的插图页面，引发了委员会成员的讨论。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回应道：“这类教育内容会引起重大问题。我们在小的时候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长大后也都自行了解了这些知识。是否真的有必要让小学生学习这么详细的内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日本的教育体系进行认真反思。”

　　日本的性教育起始于二战后。1947年，文部省发布通知，将其定名为“纯洁教育”。初期的性教育只针对女性，将男性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本质上是一种要求女性守贞的道德教育。其教育内容强调性行为的危险，并主张性行为是羞耻的，人们应当抑制性冲动。这种教育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

　　到了70年代，随着美国女权运动的影响波及到日本，性教育开始在学校普及，名称也从“纯洁教育”更改为“性教育”。1972年，日本性教育协会成立。进入80年代，艾滋病的全球流行使性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1986年，文部省编制了首份约100页的教师用指导参考书《性相关指导》，要求教师向学生传授科学的性知识，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性别观念。

　　1992年《学习指导要领》修订后，小学五年级的理科教科书中首次出现性器官的插图，小学五六年级的保健教科书中也出现了关于性的内容，因此这一年又被称为“性教育元年”。一位退休的女保健体育教师回忆说，当时性教育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她能够自由使用视频、幻灯片等教学工具，向初中生讲授怀孕、避孕等相关知识。

　　然而，与此同时，开始出现了反对性教育的声音，尤其是右翼政治家和团体在这一方面最为积极。1998年，在这些反对声音的推动下，《学习指导要领》经过再次修订，引入了“限制规定”。这一规定要求初中的保健体育课程中“不应该包含关于怀孕过程的内容”。

　　| 反对的声音 |

　　从“性教育元年”开始，右翼政治家及相关团体的反对活动一直未曾停歇。立教大学的名誉教授浅井先生曾指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是其中的主要反对力量之一。此一名为“联合会”实为教会的组织强调传统家庭观念，主张婚前男女保持贞洁，其观点与早期的“纯洁教育”不谋而合。1992年，教会制作了《新纯洁宣言》小册子并分发给其信徒，小册子以粗体字明确表示“我们反对当前社会上进行的性教育——这种基于性解放思想的教育”。时任家庭教育局副局长的樱井正上回忆说，教会强调性是给予另一半的珍贵礼物，应当被妥善保护，担心青少年过早接触与性相关的信息可能对其健康成长造成不利影响。

　　浅井教授还披露，教会一直通过资助等手段接近大学教师及研究人员，操控他们在报纸及电视等媒体上推广其观点，以此反对性教育的普及。时任文部科学事务次官前川喜平指出，教会透过一些政治家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限制规定”无疑是在自民党的压力下形成的，背后很可能是“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在操纵一切。

　　“限制规定”出台后，反对性教育的风潮更盛。2003年，在东京都立七生养护学校发现部分智力障碍学生之间存在性关系之后，教师们开始制定特殊的教育计划，旨在通过歌曲的方式向学生们传授基本的性知识。然而，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认为该教育内容“不适当”，对该校校长及教师分别作出降级、严重警告处分。（2013年，最高法院认定该处分违法，学校胜诉。）

　　2005年，自民党成立了“过激性教育•性别教育实态调查项目小组”，由时任代理干事长的安倍晋三担任组长，参议院议员山谷惠理子担任事务局长。该小组认为，过度的性教育会导致年轻一代的性行为更加混乱，并在全国进行了性教育的现状调查。这一时期，日本学校的性教育遭遇了空前的衰落。

　　2018年，东京都足立区的一所中学因在面向三年级学生的性教育课上使用了“性交”和“妊娠”等词汇，而受到东京都议会的指责。当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干预并企图进行纠正时，足立区教委反驳称这些是必要的教学内容。该事件立即激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当时的授课教师樋上典子说：“有些人认为教授学生避孕等同于鼓励青少年性行为，但我们的调查显示，掌握正确信息的孩子往往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日本需要一个能够聆听孩子们内心声音的平等环境。”

　　| 全面性教育 |

　　在发达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全面性教育”正在逐渐成为主流趋势。这种全面性教育建立在“尊重自己及他人”的基础上，涵盖了“关系”“价值观、态度和技能”“文化、社会和人权”等八大核心概念，并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设定了明确的学习目标。

　　如今，在日本，长期受到忽视的性教育正重新受到重视。演员关根麻里在一次采访中分享了自己与女儿交流的经验：当看到女儿分开腿坐着时，她会提示“穿裙子时要并拢腿”，而不是使用“女孩子应该这样做”等带有性别偏见的话语；面对女儿提出的与性有关的问题，她也会平和地回答，以避免给女儿带来不必要的焦虑。31岁的岸田圣月是一位助产士，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是为了能在工作中帮助更多的女性。在过去，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女性通常在家中分娩，遇到性或育儿相关的问题时，她们通常会向接生婆寻求建议。为了更好地发挥助产士的作用，岸田在2019年创办了“与助产士同行”组织，为准妈妈们提供咨询服务。

　　2022年8月，“日本财团”组织了一次涉及性健康与生殖相关的专家会议，会上强调了以人权教育为核心的“全面性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更新修订的建议。会议主席佐藤拓代医生表示，“进行全面修订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政府目前可以通过发布通知，取消现有的限制性规定。”

　　政界对日本性教育的现状也在进行重新评估。自民党的众议院议员野田圣子分享了她的观点，她表示，自从加入了处理儿童卖淫、不孕不育治疗等议题的议员联盟后，深切感受到很多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都与性教育紧密相关。她强调，性教育本质上是人权教育，日本应当与时俱进，推行基于人权的现代性教育。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