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地”敦煌

　　文/罗慧超（上海交通大学）

　　三座陈列馆

　　莫高窟内设有3座陈列馆，分别是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和藏经洞陈列馆。在完成解说任务之余，我游览了这三座陈列馆。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坐落于莫高窟窟区的正对面，与窟区隔河相望。建筑外墙为青砖，在风沙的洗礼下，逐渐呈现出与周围山丘黄沙相协调的色彩，仿佛是自然地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主体建筑与空间一半隐匿于地下，仅有屋檐和上层通风窗户露在外面。这样的设计不仅没有破坏莫高窟的山丘地貌，而且以一种谦逊的姿态，与拥有千年历史的莫高窟相互呼应。在陈列中心，有第249窟、第285窟、第419窟等8座珍品洞窟的精准复制窟，这些复制洞窟的开凿时间横跨了从十六国到元代的漫长岁月，展现了敦煌石窟艺术风格的丰富多样和时代变迁的鲜明特点。它们皆是由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亲手按照原洞窟的风貌临摹和还原而成，是他们孜孜以求的艺术成果，更是他们在笔墨之间与古代画师的心灵对话、智慧融通的结晶。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其前身曾是研究所的办公场地。在此之前，研究院的学者们面临着无处安身的困境，他们不得不在莫高窟附近的雷音寺暂居，在那里建起简陋的泥土房。斑驳的墙面、铺着草席的土炕、窄小的窗户……陈列馆还原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展出了他们自制的农具以及用以采水和发电的工具。此外，陈列馆还精心呈现了研究院自创立以来的历程，展示了历任院长和前辈们的辛勤努力。在风沙肆虐的日子里，他们白天清理洞窟的积沙，夜晚则依靠微弱的煤油灯光临摹珍贵的壁画。这些场景不仅令人肃然起敬，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文化保护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藏经洞陈列馆内陈列着自其被发现以来的一系列精美文物。在这里，5万余件古代手抄写本熠熠生辉，它们穿越七个世纪的时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的晋代，最晚则触及11世纪末宋初的雅致篇章。这些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天文地理的奥秘、典当契约的细节，以及政治、宗教、文学、医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陈列馆展示了部分藏经洞出土的文物，以及前辈学者们不辞辛劳，在海外寻觅、临摹或复制的文物。这些展品不仅是对敦煌文化的深情致敬，更让我们有机会一窥那些流散海外、曾为国宝级文物的珍贵遗产。

　　安息之地

　　在完成讲解工作后，我与几位同学自发前往敦煌研究院前辈们的安息之地——莫高窟公墓。这里长眠着两位杰出的前院长——常书鸿与段文杰，以及众多早期的敦煌研究院前辈。我们沿着蜿蜒的台阶拾级而上，来到了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的墓前。站在这里，视野豁然开朗，整个莫高窟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远处，敦煌最具标志性的“九层楼”隐约可见，它静静伫立在老一辈莫高窟研究者亲手种植的榆树林中。这些树如今已长得枝繁叶茂，参天而立，仿佛是前辈们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莫高窟的辉煌，传承着文化的薪火。

　　前辈们当年面临缺水、缺电、缺资金等重重困难，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致力于莫高窟文物的保护和传承，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我还记得在樊锦诗先生的书中曾读到，因为文物保护区不允许存在墓地，敦煌研究院前辈们的墓地曾一度面临被迁移的命运。然而，研究院的众成员一致决定，前辈们的墓地不容被迁移，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代代相传的莫高窟人守护文物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莫高窟的灵魂。

　　扫墓后，站在榆树林的远处，听着风沙的低沉呼唤，我陷入了深思。短短14天的文化守望之旅令我感到自豪，然而与那些曾为莫高窟奉献一生的前辈们相比，“敦煌文化守望者”这样的头衔，又让我感到受之有愧。

　　莫高石窟

　　在进行讲解时，每一次带着游客穿越洞窟，时间都仿佛慢了下来，我沉浸在那古老而神秘的氛围中。在烈日下，我们沿着狭窄的走廊攀爬，走进每个洞窟都重复着开锁、进洞、讲解、欣赏、离开、锁门的各个环节，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心境。而我最钟情的时刻，莫过于在洞窟内为游客们讲解的那一刻。我站在那些历经沧桑的壁画前，仿佛与古代工匠们心有灵犀，和游客一同探寻着这些图案、纹样、颜色、画面背后的故事与内涵。当我缓缓讲述“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传奇时，游客们被那古老的世界观所深深触动，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与和谐有了更深的领悟。而当我指向那满壁的金箔时，游客们的赞叹声此起彼伏，无不为这千年前的艺术瑰宝所震撼。这种共同的感受将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让我们对这片土地心生敬意。

　　完成“文化守望者”的使命后，我与同伴以游客的身份前往西千佛洞游览。再次踏入洞窟的那一刻，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黑暗的洞窟、熟悉的气息、宁静的氛围，让我仿佛回到了在窟内，持手电筒向游客述说千年前故事的时光。这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守望者”这个身份的重量与意义，它让我与这片土地、与它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一种不可割舍的联系。

　　责任编辑：贾倩颖